【辯論】福山與張維為對談中國的中產階級-弗朗西斯·福山

【觀察者按】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從美國到英國，從希臘到意大利，那些原本被西方社會視為穩定基礎的中產階級，如今卻紛紛變成怒火沖天的街頭示威者，成為西方人擔心的“動盪之源”。亨廷頓指出，在大多數現代化社會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階級顯然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作為革命因素的形象，與它作為現代政體的穩定基石的傳統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他認為這種矛盾是由於中產階級的形成同經濟增長一樣，常常是一種高度不穩定的因素。長期以來理論上總是習慣於將中產階級視為想當然的穩定器，這種寄希望於中產階級作為穩定器可能會忽視中產階層社會參與的必要性，導致對中產階層社會參與的限制與壓抑，最終導致中產階級的各種憤怒。中國的中產階級，是否也會出現類似狀況？不久前，福山和張維為教授在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中，對中國的中產階級狀況進行了論述。張維為教授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發展階段的中產階級其功用是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政府是必要的善”，這一文化傳統使得中國的中產階級成為最希望穩定的國家。此外，中國的中產階級和國家之間是一個尋求高度良性互動的關係，這也使得中國具有西方國家沒有的一種凝聚力。福山教授認為，從現代化的假定來看，不同國家的中產階級雖然背景不同，但其在現代化上的行為還是類似的，如果中國社會不能滿足中產階級的需求和期望值，那中國未來最大的挑戰將是中產階級。具體內容如下：

張維為：通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穩定的中層結構，這個結構形成之後不會形成毛澤東時期大範圍的極端主義。大範圍的極端主義在埃及可能會出現，因為他們沒有中層結構。什麼是中層結構？我認為就是和現在的市場機制配套的中產階層結構。這個是中國以後體制不走極端的一個重要的結構保證。

福山：我的一位導師亨廷頓，他寫過一本書叫做《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在談到中東問題的時候，他講過，革命並不是由窮人創造的，實際上是由我們通常所説的社會“穩定器”的中產階級創造的。他們接受過很好的教育，而且他們有上升機會，但是他們的機會被屏蔽了，主要是被政治體系或者經濟體系所屏蔽了。於是，他們的期望和他們的能力，或者是社會提供機會的能力之間的差異就形成了我們所説的革命。

在最近突尼斯、埃及動亂中，我們所看到了一個非常龐大的中產階級，有很多人，很多的大學生，他們知道政府有多壞，對他們有多不公平。他們使用互聯網和外部世界相連，傳遞信息。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中國，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挑戰是什麼呢？我相信農村貧窮的農民並不會造成政治鬥爭，我們知道一定是接受過很好教育的城市的中產階級的人才會如此。他們希望能夠和外部世界相聯繫，但是政治體系不讓他們能夠和外部世界進行聯繫，而且沒有給他們社會地位或者是尊嚴，或者是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得到的尊嚴。我們知道中國差不多每年都會產生600萬到700萬新的大學生，對中國來説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我認為並不是窮人，更確切的説應該是中產階級，如果這個社會不能符合他們的需求和期望值。

張維為：關於中產階級，這是亨廷頓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西方主流的觀點，中產階級會和政府形成一種對抗，我們國內一些喜歡西方觀點的人也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建立獨立的公民社會等等。但我還是強調，中國有自己的文化傳承，跟西方的文化傳承很大的差別就是西方有一個傳統觀點，那就是“政府是必要的惡”。中國的傳承不一樣，中國的傳承是“政府是必要的善”。有這樣的歷史基因的話，我自己估計，從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的中產階級大概是世界上最希望中國穩定的。這是第一。第二，它跟國家的關係可能不是一種高度對抗的關係，而是一種高度良性互動的關係，這會使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傢俱有西方國家和社會遠遠沒有的一種凝聚力。

福山：張教授説好像是中產階級他們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財產，因為他們生活在中國的文化當中，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肯定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但在我的觀察當中，從現代化的一些假定來看，雖然不同的地區中產階級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他們在現代化上的行為還是類似的。很多人認為伊斯蘭世界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伊斯蘭有不同的體系，但我們看到以往幾年當中阿拉伯世界的婦女都走上了街頭。也許文化可以決定某些行為，但我想在過去決定在現在可能不一定仍然有那麼大的決定力，因為有了因特網，有了旅行，我想恐怕文化再這樣那樣壟斷人們的行為是不大可能了，至少跟兩千年前不一樣了。因為人們確實需要獲得外來的啓示，現在新一代更容易做到這點。

(文章摘自2011年6月27日，由春秋綜合研究院發起，福山與張維為在文匯大講堂關於“中國模式”的主題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