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崗：中國媒體的雙重危機

媒體魔力與現代選舉政治

　　西方民主政治和媒體的關係大家講過很多，但如果結合“默多克事件”來談，就會發現實際上所謂選舉政治和媒體之間的關係才是根源所在。我們從通俗的好萊塢電影或媒體上都可以看出，現在許多人會誤解民主政治，包括對辛亥革命的討論，總以為那時的立憲民主非常好，好像就跟現在的美國是一樣的似的，但其實西方民主政治在19世紀開始出現時，是非常精英化的，少數人的民主，其他人就被看做愚夫愚婦，完全不在討論範圍之內。即使在這種精英化的民主情況下，也還是要利用媒體。所以在美國總統選舉時演講非常重要，要有很好的口才，在還沒汽車的時代還坐着馬車沿途演講。從民主政治在西方的發展開看，古典民主都是在城邦國家中，也就是在比較小的共同體在進行民主選舉，用中國人的話來講，就是在一個熟人社會或者起碼也算半熟人社會中來選舉，投票自然比較容易。但發展到英國、美國這樣較大的一個國家共同體時，已經沒有辦法依靠這種古典的面對面的方式來進行選舉，因此媒體很重要，最初的形式就是報紙。報紙在英國最早出現的時候沒有任何廣告，並且非常昂貴，好多人是在酒吧裏看免費報紙。

　　媒體在初期確實具有某種公共性，但並非我們所想的所有人都在裏邊發言，這個公共性的源頭在於資產階級，即所謂第三等級。第三等級登上了政治舞台，但文化領導權卻還在貴族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所謂公共領域的重要構成報紙雜誌，比如哈貝馬斯在他的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轉化中專門討論的、英國很有名的《旁觀者》雜誌，就是為第三等級和貴族階級之間提供了某種可在一起討論的平台，或者説有錢人和文化人交換的平台。資本最後為什麼可以把話語權奪回來，實際上跟公共領域的建立有很大關係的。

媒體為公共領域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除了提供了一個平台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要創造一個社會共識，這個所謂社會共識就是馬克思所講的“一個社會的統治意識形態總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關鍵是如何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轉化成社會的統治意識形態，媒體就在此間起到關鍵作用。

被大多數人忽略卻尤為關鍵的一點是，默多克或者説整個西方媒體其實是從60年代，即真正西方意義上消費社會到來的時刻開始出現。大眾媒體伴隨着消費社會出現，就是法國所謂“景觀社會”的到來，提供大量景觀來消費，而大量低俗產品、流行產品、流行文化的出現就帶來很大的問題：在撒切爾夫人選舉的時候，有一個最大的問題理論解釋不了，就是為什麼工人階級會給反工人階級的撒切爾政府投票？所以英國文化研究界的重要人物霍爾就開始寫書研究這個問題，但在此事之後，我們依然在選舉政治中看到很多這種由並不代表自己利益的統治者獲得了選民的那些鐵票，比如小布什之於美國南部、陳水扁之於台灣南部，而那些所謂的紐約知識分子或者台北知識分子對此的反對聲則沒有作用。

我覺得這個情況出現的一個根本要素在於一人一票，知識分子與老百姓都是一人一票，不會因為知識分子的身份而與普通民眾有差別。所以在大的普選民主特別是消費社會到來以後，媒體一定會操縱出一種媒體的奇觀，默多克的重要性就在於此。

在英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英國人看報紙階層是十分分明的，我住在英國的時候，我們一屋子人，大學生就看《世界新聞報》，而房東老夫婦都是劍橋畢業，讀的是《衞報》，工商階層則讀《泰晤士報》，但真正有影響力的其實還是通俗報紙，作用非常大。要想在選舉中產生影響力，前提就是必須把這些普通民眾抓住。所以在有選舉政治的地方，特別是政黨輪換執政的地方，要贏得選舉就一定要走“民粹”路線，要動員多數人，並且一定要製造一個能讓大多人來認同的意識形態。所以，如果政黨輪換的民主政治方式不改變，默多克也許會成為過去，但默多克現象不會消失。現在中西方媒體在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都發現，中國並非政黨輪換也不是西方意義的民主選舉，所以在某種情況下這點成為了優勢，即政策的延續性可以勝於政黨輪換體制。

西方：媒體勢力為什麼穩固

這裏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西方的整個政治制度或者説西方的意識形態本身有很大的彈性，西方人特別是在西方學院裏面做媒體研究的人天天講，他們最有名的一個説法：窮民主，富媒體。所有做媒體研究的人，如果你要研究媒體跟民主的問題，先讀一本書，《窮民主，富媒體》，講的就是這個。而且媒體操縱大家都知道，最經典的就是所謂海灣電子戰爭，法國的鮑德里亞説，海灣戰爭發生了嗎？他故意挑釁大家，就是説我們看到的都是媒體上的報道，至於戰爭是不是發生了我們不知道，實際上他是在講媒體在這裏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剛才講到的所謂的選擇性播報等等，但是這些批評的聲音為什麼不會足以動搖西方民主政治和媒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就是我們不管怎麼樣去批評它，從理論角度批判也好，把默多克抓出來審判也好，不管怎麼講，它的結構不會動，或者他那個結構可以批評，批評到最後轉化為它可以跟別人講：你看我們很健康，我們可以保護那些批評我們的聲音。

我覺得這一點，我們現在很脆弱，我們害怕批評，一批評就發現我們要垮台了。所以這裏面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和媒體的互動關係，某種意義上我覺得倒是它的新聞自由的核心支撐點，或者説它的新聞自由是表現在這裏的，表現在那些各種各樣批評的聲音我都不怕的，而且我們可以最終把批評的聲音都包容在我們的體系裏面。所以説我覺得這個倒是默多克事件引申出來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批評聲音，但是並不足以動搖它的整個根基？

中國：為什麼最有實力的央視最無能？

第二點，關於中國的問題，我想談談默多克事件的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默多克這樣運用自己手中的媒體武器去影響各種政治選舉、經濟決策，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媒體戰或者叫輿論戰的做法。

我們討論了很多中國體制內部問題，但是我覺得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我們中國的媒體，實際上處在西方媒體戰的火力下面，但是我們卻不知不覺地受到西方媒體立場的影響。我舉利比亞戰爭的例子，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基本上都是拷貝CNN的。最典型的，當那天攻佔的黎波里的時候，馬上CNN就説來自路透社的消息説已經抓住誰誰誰，卡扎菲抓住了，把卡扎菲都圍住了。這很明顯是媒體戰，為什麼叫媒體戰，因為它要通過宣傳去動搖對手，比如説卡扎菲部隊現在還在打，然後説卡扎菲的兒子抓住了，卡扎菲的兒子被打死了，這完全是西方媒體戰的組成部分，但是我們沒有絲毫分析就播出。央視的記者相對來講還是比較客觀的，沒有説被卡扎菲包圍做人質了什麼的，鳳凰衞視就造謠了，做了一大段低俗煽情的節目，要把他們説得好像火線記者。這個源頭完全是來自CNN，而CNN在當時的情況下主要是配合西方的整個對利比亞的戰爭。

還有就是，中國對利比亞的態度是比較曖昧的，但是這個曖昧就導致我們的媒體完全喪失自己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就在於我們怎麼來報利比亞這件事。很多其他帶有中立性的媒體就指出，利比亞的事件跟埃及革命和突尼斯革命有很大區別，因為埃及革命和突尼斯革命有明顯的羣眾參與。開始的時候並沒有開槍，也沒有大規模的武器向他們集中。更重要的一點是，在突尼斯和埃及出現了大量的婦女走上街頭。在中國的媒體裏面，除了美國報道之外，我們還有來自於阿拉伯語世界的報導，因為中國還有阿拉伯語電視台，有懂阿拉伯語的記者，但是這方面的消息只有在宋曉軍評論的時候，偶爾捅出隻言片語，而且往往還會被主持人打斷，不讓他亂講。比如宋曉軍會講，以色列的電視台怎麼報道的，土耳其的媒體是怎麼報道的，消息來源完全可以是這樣的。但是中國的電視台，一則在媒體戰中完全受西方主流媒體控制，再者我們對所有的騷亂報道、革命報道都覺得恐慌，因為會聯想起1989年。

從媒體戰的角度來講，我們的媒體沒有自己的標準，這不僅僅是體制上是私營還是國營的問題，半島電視台一開始就有自己的標準，特別是在911之後，半島電視台很快就發展起來，就是因為他有另外一種聲音。（當然，現在半島電視台也被美國搞過去了）但是中央電視台根本沒有，雖然現在有錢了，中國也有錢了，全世界派多少多少記者，但是沒用。像鳳凰衞視基本就是縣一級的電視台……因為都是謠言，然後它的評論員全部是自己的人，所有人都赤膊上陣，這個不去説它。央視除了英語頻道，還有西班牙語的、俄語的、日語的、阿拉伯語等各個頻道，證明我們如果要把這些推到外面去的話是很厲害的，都可以通過衞星廣播。但是問題在於內容，在於能夠報道出什麼來，報道之後電視台怎麼選擇播報。

對默多克事件，中央電視台也是持續關注的，但是實際上沒有一個是有價值評判的，最終只做到客觀報道，包括請人來評論，也是就事論事而已，根本不去討論背後包含了一個什麼因素在。所以我覺得從內容的層面上來講，還不説體制層面，中國媒體面對默多克事件及其延伸出來的問題，其實都暴露了中國媒體自身同樣存在很大問題。而且這些問題還比不上西方媒體的問題，西方媒體的切割是非常厲害的，默多克事件馬上就變成孤立事件，絕對不去挑戰到核心的價值和體制問題，但是中國根本就不敢報道，或者説報道任何事件之後馬上就覺得會產生質疑體制的問題。包括謠言太厲害了，動車事件白巖松講了幾句話，第二天網上就傳謠説白巖松調到體育台去了，後面幾天沒主講，就説白巖松講了真話調到體育台去了。所以本身就可以看到我們對於整個制度沒有基本的信任度，或者説對自己的核心價值沒有一個基本的維護意識，也不可能對任何具體實踐做切割，這個我覺得才是中國媒體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所有的批評就會變成從具體的事件上升到對核心價值的否定，這是很大的一個危機。

本文根據羅崗教授在春秋綜合研究院及觀察者網主辦的【默多克事件研討會】上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