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雨：馬克思主義“封建觀”與“分家”理論
二，馬克思主義“封建觀”與“分家”理論
——論民主的條件
秦先生聲稱自己比“新左派”更懂列寧，也更懂馬克思。其“馬克思主義”封建觀其實就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秦先生認為這一判斷是普世的，以下這一表述特別典型，值得推薦：
馬克思所説的這些特徵不僅是相對於資本主義歐洲而言的，也是相對歷史上的歐洲，其中包括中世紀歐洲而言的。按這種觀點，東方（包括中國）社會在自然經濟（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宗法共同體（沒有私有制）和人身依附（普遍農奴制）等前述封建社會各基本特徵方面比歐洲中世紀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它是一種比封建社會（歐洲的）還要封建的“超封建社會”，或者説是距離私有制、商品經濟與人的自由比西方中世紀還要遙遠得多的“前封建社會”。這種看法當然並非只為馬克思所有，上至黑格爾甚至亞里斯多德，下至當代以威特弗格爾為代表的西方“水利社會”論者，市民社會中的西方人或多或少都這樣看待東西方差異的，即便在前蘇聯有過視“亞細亞”與歐洲如“兩股道上跑的車”的“兩種類型”論者與視“亞細亞”為一較原始的必經階段的“兩個階段”論者的長期論戰，其分歧在實質上也不過是“超封建主義”與“前封建主義”之別而已。[23]
這就是秦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即從理論上總結“馬克思主義封建社會觀在與東方新式農民運動相結合過程中的發展”[24]。他把馬克思的封建概念與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東方專制主義進行了嫁接，變成了一個“普世”的封建主義理論，而針對的正是中國以及俄國（蘇聯）萬惡不赦的封建特殊性，從歷史到現實。秦先生的意思其實是：我們早就接軌了，只不過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封建主義。只不過，不是官方史學的地主階級論的封建主義，而是亞細亞專制的、人身依附型的封建主義。在秦先生的理論框架下，通過對西歐封建主義的接軌，中國邁向資本主義就應該是一種歷史必然，而邁向社會主義，卻是歷史的錯位，這一點其實並非秦先生的獨創，正是世界範圍內最典型的新自由主義話語在歷史敍事中的體現。所以，現在要做的只是扳回到歷史的軌道上去，——所謂轉軌，即如何讓資本主義這種必然性得以實現。翻譯成先生的話就是：分家已經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分家，此即為著名的“分家”理論，它貫穿在秦先生全部的寫作中，也是其歷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以下夫子自況，也是他在不同地方的相同陳述：
就在這時，我國發生了1989年事件。事件後國內外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改革將中止，舊體制會全面復辟。但我和金雁都有一種直覺，感到中國改革很可能不會中止，甚至反而會加速，只不過它將出現另一種過程。因為一個温情脈脈的大家庭只要臉一撕破，就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樣子。子弟沒想到家長是如此“不慈”，家長沒想到子弟會如此“不孝”，這個“大家庭”還能維持下去嗎？1905年俄國民眾本來是舉着“慈父沙皇”的像上街的，沒想到沙皇以“流血星期日”來回應。1905年的杜馬本是沙皇抬舉“忠君的農民”來制衡搗亂的市民，用“親農民的選舉法”搞出來的“農民杜馬”，但沒想到它變成了“暴徒的杜馬”。以後的俄國就再也不是過去的俄國了。於是鎮壓後的俄國出現了斯托雷平改革。而中國又會怎麼樣呢？[25]
説穿了，中國的1989就是俄國的1905，中國九十年代初開始的激進市場化改革不過是斯托雷平改革的中國翻版，它開啓了中國資本主義的道路。只不過它究竟應該體現為權貴私有化，還是“民主”私有化而已，——這一點正是秦先生理論中最具欺騙性的地方。
而我對秦先生的質疑也正在此，一個以反對所謂“民粹主義”為基本訴求的分家理論，其實已經喪失實現任何“民主”的條件。前門拒狼，後門引虎，它絕不是什麼“民主”的“私有化”，因為“民主”的現實條件和歷史條件已經被秦先生取消。按照其邏輯，取消民眾參與的“私有化”其實必然自上而下地進行，這就是“民主”或者“公平分家”的涵義嗎？秦文中説：“呂先生仇視一切‘私有化’，她因為我只反對‘權貴私有化’而不反對‘民主私有化’而對我大張撻伐”，[26]這樣的言語除了混淆視聽外，並沒有真正面對我的問題，即“民主”或“公平”的歷史和現實的前提和條件究竟是什麼？
秦先生的分家理論喜歡講“親兄弟明算賬”，但這是有條件的：
“父子經濟”時代有名無實的委託代理關係，在轉軌時代需要名實相符合。不是嗎？只有通過經濟民主實現公正地“退出”後，那時才能形成“親兄弟，明算賬”的正常交易秩序。
因此，一位轉軌經濟學家曾經説過：“民主國家無論以怎樣的價格向無論什麼人出售國有資產都是合法的；而不民主的國家無論以怎麼的價格向無論什麼人出售國有資產都不合法”。這話是過於極而言之了，但從邏輯上講不能説沒有一點道理。其實應當説，民主國家也遠不是無論怎樣出售公共資產都合法，但公共資產“退出”的合法性有賴與名實相符的委託代理關係，即有賴於公共選擇或曰有賴於民主（哪怕是間接民主，但不能是“替民做主”），則是千真萬確的。[27]（這裏用引號引證的“轉軌經濟學家”的話，既無名字，也無出處，原文如此——呂注）
所以，我們可以明白國企被私賣的過程中，為什麼被掃地出門的工人與管理層成不了“親兄弟”、無法“明算賬”？因為他們不屬於“民主國家”的公民，他們只是專制社會具有奴性的宗法“臣民”：都市裏的農民，——所以需要迫使他們失去父權的保護，是為了讓他們“實踐自由”，為自己“做主”。國企改制其實從1979年就已經開始，到八十年代之後大力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勞動合同工制度，砸爛鐵飯碗，大批工人下崗失業，工人作為企業主人的地位已經蕩然無存，從制度上已經喪失了表達意志的可能。這個打破大鍋飯的過程在“分家理論”的倡導者眼裏是歷史的必然，是對“都市裏的村莊”的現代化改造，改革正是首先要從這種必要的“整頓”開始：即必須用對蘇聯的《馬鋼憲法》的某種程度的恢復來代替《鞍鋼憲法》，後面的“春天的故事”就是，在大中型國有體制的改革中，一般來説，工人都處於被動的局面，是缺少主動性的。原因就在於工人的處境和農民不同，他們擺脱束縛是要失去保護的，而且通常擺脱的束縛不多，失去的保護卻不少。[28]
讀過《田園詩與狂想曲》的讀者對這樣的敍述應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中國的宗法農民以及國企中作為“都市裏的村莊”中的工人之所以需要被改造，就在於他們不願失去保護，寧願做農奴。看來，秦先生也是願意承認工人階級並不喜歡“分家”的。不過，按照秦先生一貫的邏輯，這種給你“自由”卻不願“實踐”，反而需求國家“保護”的心態不過是奴性（或者是封建性）的體現，——只是這次的“啓蒙”針對的是當代中國的工人階級。既然毛澤東時代是封建專制主義，國企不過就是封建堡壘的體現，所以如他美妙的書名《實踐自由》所提倡的，私有化的市場經濟才是唯一的自由之路。但是，這裏的悖論是：既然你是不民主的國家，你怎麼“分”都是非法的，——那麼，不民主的國家怎樣才能民主呢？答曰：私有化。私有化如何才能“公正”實現呢？答曰：民主化或曰“公共選擇”；民主化或曰公共選擇如何實現，回到開頭，——很妙，秦先生的理論成了咬自己尾巴的叭兒狗。這就是他的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蘇聯和東歐轉型中同樣出現瓜分國有資產的寡頭集團。
其實，民主化與私有化究竟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經過這一場“肉食者”的遊戲，無論是“民主”還是私有，已經和“擺脱了束縛”的下崗工人們沒有干係了，這裏的“民主”私有化不過是騙人的空心湯糰。再來温習一下《田園詩與狂想曲》中的此種論調吧：
因此，“美國式道路”不僅是對“天然首長”的改造，也是對“平民”的改造。它不僅是要讓“掌勺者”放下勺子，更要讓羣眾放棄一切宗法夢幻，在擺脱束縛的同時不要留戀“保護”。[29]
他們要想得到保護，就必須接受束縛，而他們若要擺脱束縛，便不能迷戀任何外在的保護，而必須按“人不靠己，天誅地滅”的人生哲學生活。他們要麼成為同時擺脱了束縛和保護的兩種意義上的自由人，要麼就不能獲得任何自由。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及個人自身的發展沒有完全達到新的自由人聯合體時代以前，這是個鐵的邏輯！[30]
好一個鐵的邏輯！這就是秦先生“唱”導的“民主”的前提和條件。
只是，這樣“民主”私有化的“啓蒙”之歌似乎並不是唱給工人聽的，那麼秦先生的“分家理論”到底是唱給誰聽的呢？到底是誰願意“分家”？“失去保護”的工人階級究竟在什麼意義上才能夠有效地反對“大家長獨霸家產而把子弟們掃地出門的方式”？既已經從制度上取消了工人們的平等地位，“掌勺者”獨霸已經是必然，反“掌勺者”的理論正是以此強化了這一霸權秩序。“憲政民主”是可以建立在“大家長”與“子弟”們實質性的階層等級制度上的嗎？這個理論的前提恰恰是要抹殺革命所奠定的社會主義追求平等的性質，其邏輯悖論不過以另一種“專制”作為所謂“憲政民主”的前提。除了強佔一個道德制高點外，這樣的理論實質上正是對“權貴私有化”最大掩護。
明瞭這些道理，可以來看秦先生駭世驚俗的如下説法了：“給城市貧民興建貧民窟的權利，也是一種告別過去對貧民‘既不給自由，又不給福利’的可取做法 ”。[31] 貧民窟體現了自由和“正福利”，而傳統的社會主義住房制度和今天的廉租房和保障房制度（特別是在重慶）都不過是“負福利”，——這樣的理論的確需要結合秦先生的“啓蒙”思想和歷史觀才能夠充分理解，據稱這就是為農民説話的知識分子良心的體現。只是秦先生為之積極建言的深圳市政府至今仍不肯採納這樣的美好主張，怕是辜負了這片春風最早吹綠的城市。
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全會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國營經濟”和“國營企業”分別修改為“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在很大意義上是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企業性質轉變為類似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即所有權是國家，委託給私人經營或者出售。按照温鐵軍先生的觀點：如果有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話，應該從這個時候算起。[32] 至2004年，郎鹹平起而質疑中國的國企改制，抨擊國有企業的私人“保姆”變成了主人，導致國有企業的產權惡意變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對此，秦先生的高論如下：
郎鹹平談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財產”，實際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佔大飯鍋”的問題，也就是我六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財產”的問題。其實，兩年前中國一些“左派”對當時政策的批評：“崽賣爺田不心痛”也是一種不錯的比喻。但問題在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這實質上就是問：為什麼“主人”制約不了“保姆”？為什麼做飯、吃飯者制約不了掌勺者？為什麼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為什麼“崽”根本不把“爺”當回事？
這可以説正是全部問題的核心！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哪怕你對“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為再罵得厲害又管什麼用？而所謂“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其實按人們更常講的一個詞，就是“公僕”，以上所有這一切疑問，都可以歸結為：為什麼國民這個“主人”制約不了他們的“僕人”？[33]
但實際上，郎鹹平所説的“保姆”和秦暉所説的“掌勺者”是完全相反的兩個概念，其邏輯起點根本不同。郎先生認為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是以國有資產屬於作為主人的“國民”為前提的。而秦先生的前提認定：所謂“國民”不過是空洞的“宗法農民”，是專制名頭下的民粹主義的根源，是首先需要改造的對象，國家作為掌勺者必然是專制的家長。國有資產本身就是原罪，國資私有化才是唯一的民主之路，“民主”只能來自“私有化”，——秦先生所代表的這一類主流觀點其實正是中國出賣國有資產的前提，即權貴私有化的前提。它已經預先排斥了所有可能的實質性民主，“民主”已死，那麼剩下的只有私有化，它除了是權貴私有化，還能是什麼？這樣，高唱“民主”的“私有化”論調正是現實中“權貴私有化”的前提，沒有這樣美妙的“民主”論調為擋箭牌，任何意義上的國企私賣根本就不可能。
而所有這些主張據（秦先生）説都與“新自由主義”無干：因為沒有任何“自由主義”會喜歡“權貴私有化”。秦先生辯白説，他的“民主”私有化方案是要由“公開拍賣”這些“公共選擇程序的民主私有化”。但是，為什麼按照這些“民主”原則“分家”的俄羅斯和東歐的轉軌卻並不成功？模仿一下秦先生的提問：為什麼有了憲政民主這個“自由”的保證卻仍然制約不了轉軌中寡頭們的“權貴私有化”？秦先生的回答不意外，這是因為“內部人私有化”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為什麼實行了“憲政民主”的“私有化”卻依然解決不了“內部人”問題？因為他們的改革（改造）還沒有到位，民主得還不夠，法制得還不夠，只要繼續沿着歷史“進步”的軌跡“改”下去，普世道路必然實現。
這種回答一點都不新鮮，把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災難歸罪於政府的腐敗和對改革的決心不夠，這正是國際上保守的新自由主義右翼的典型觀點。[34] 不僅如此，因為新自由主義總是要尋找自由市場的樣板國家，“後蘇維埃國家轉向自由經濟失利促使新自由主義者另尋實行新新自由主義的成功故事，以樹立可讓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這樣的做法並不稀奇，比如“保守派新自由主義者對東亞債務危機的反應完全是一副投機嘴臉。這些陷於危機的國家就在幾周甚或數日前還被他們讚譽為自由市場的成功故事，危機發生後，他們便斥之為腐敗透頂的‘戚友特權的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t）體制，亟需全盤改造成自由市場。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深陷危機的政府聽從了這個建議，在已經蕭條並債務累累的經濟體重實施了貶值、金融財政緊縮和混亂的私有化規劃。一直要到了類似後蘇維埃振盪療法的災難已露除苗頭，他們才稍稍收手（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圖的東亞企業卻被外國投資家給收購了）。”[35]
其實，無論是把“民主”私有化的失敗歸結為“裙帶資本主義”還是“權貴資本主義”，其前提都是預設了一個非歷史和非現實的“好”資本主義和“好”民主的模板，如果你沒有達到，不是那個圖景不好，而是你做得不夠好，——你永遠都不夠好，這樣削足適履的“普世”理論確實可以東方不敗，西方也不敗,——這就是秦先生作為媒體公共知識分子成功的秘密。
秦先生喜歡講“道路”，好民主與好資本主義是以“雅典道路”和“美國式道路”來命名的，對立面是“馬其頓道路”和“普魯士道路”。作為秦先生“分家理論”的歷史來源，除了這個所謂“美國式道路”之外，尚有“雅典（羅馬）道路”。和“美國式道路”一樣，秦先生“雅典（羅馬）道路”的理論預設總是一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裏就破產。“美國式道路”的問題，我的七萬字長文已經討論，不再贅述。秦先生所謂“雅典（羅馬）道路”與古代福利國家的問題，將另文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