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轉型中易現爭“地位”爭資金等非常現象
作者:沈选
軍事轉型,哪些風險需要防範
李偉 孫麗傑
當今時代,為適應新軍事變革的需要,世界各主要國家軍隊都在積極推進軍事轉型,我軍自然也不例外。歷史告訴我們,軍事轉型,無論其規模及深度大小,都會有一定風險。而要提高軍事轉型風險防範的針對性,有效把握風險防範的突破口,就需要找準軍事轉型的薄弱點和風險的易發點,以便防患於未然,將轉型的風險降至最低。為此,認清和防範以下幾個風險至關重要。
轉型目標與未來戰爭需求之間的“偏差”性風險
儘管依據戰爭形態演變和戰爭發展的需要,相關國家和軍隊會對軍事轉型的方向和目標進行周密籌劃,但這種轉型目標和方向的確立是立足在現有認識基礎上的籌劃,是充滿變數和不確定性的目標籌劃,是在不考慮技術和環境“突變性”情況下的籌劃,目標與未來戰爭的需求是否相適應還存在着很大的疑問。正如一些專家學者指出的那樣:“把握信息化戰爭,就好像是盲人摸象……儘管在形式和功能上,整體的某些部分密切相關,如電子戰和指揮控制戰,但當我們把所有僅從大象身上摸到的一點點啓示而得出的大量現有定義放在一起的時候,就會發現那並不是信息化戰爭。”既然人們對信息化戰爭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成熟,還處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爭議和探索階段,那麼圍繞它們所確立的轉型目標,難免會與未來戰爭需求之間產生一定的偏差。就需要我們審時度勢,及時認清並修正這種偏差,以有效規避轉型時因目標等偏差而造成的風險。
國際國內環境變化引發的“動盪”性風險
軍事轉型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過程,需要跨越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從國際局勢來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世界局勢呈現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盪的基本特點。由於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局部衝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南北差距拉大,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世界和平與發展將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所有這些,自然會為軍事轉型帶來一定的國際性風險。而從國內局勢來看,軍事轉型將經歷我國改革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較多,國家安全環境、戰爭威脅、軍事戰略、政策法律制度等的發展變化,都有可能影響到軍事轉型的穩定性,從而引發新的轉型風險。
轉型資源配置不均引發的“失衡”性風險
從某種意義上説,“一切軍事問題基本上都是如何合理地分配和使用資源的問題”。軍事轉型的過程,實質上是一次對資源進行重新組合、重新配置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動態的綜合平衡的過程。能否有效地把握綜合平衡的“平衡點”,也就意味着能否更加有效地降低轉型的風險,也將直接影響到轉型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在轉型中,一方面,受認識能力的主觀性和侷限性等因素的影響,在資源的配置上有可能存在一定的認識誤區,如受技術狹隘主義的影響,只注重突出武器裝備和技術的發展,而忽視其他因素的作用和地位等,從而可能出現厚此薄彼、轉型需求與資源配置不相適應等問題。另一方面,由於受大局觀念不強、部門利益思想嚴重以及發展中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在轉型的過程中易出現爭“盤子”、爭“地位”、爭資金等不正常現象,人為影響轉型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增大轉型的阻力和風險,阻礙轉型的順利實施。
技術和資金保障不力帶來的“短缺”性風險
軍事轉型要以一定的技術和資金等的投入為保障,才能取得預期的轉型效果。雖然我國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實力快速發展,為軍事轉型的相關投入提供了可能。但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和指揮平台的升級改造是一項耗資巨大、科技含量很高的系統工程,出現資金和技術保障不力的情況是可能的,給轉型帶來的風險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在此方面,即使世界頭號軍事和經濟強國——美國,也不能倖免。據報道,2005年底,美國空軍表示,在遭遇未曾預料的技術性困難後,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負責的美軍軍用衞星計劃“先進極高頻衞星系統”不得不比原計劃推遲一年,同時總投資至少還需追加8億美元。美軍的這一計劃與空軍轉型的6種核心能力緊密相連,計劃的推遲直接影響到美空軍轉型的最終結果能否與預期的目標相吻合。因此,在推進我們國家和軍隊的軍事轉型時,類似因科技與資金保障不力而帶來的風險要提早防範。
責任編輯:沈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