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訴法新增證人強制出庭拒不出庭最高可拘10天

2011-08-25

證人出庭作證對查明案情、核實證據、正確判決有重要意義。但在實踐中，證人、鑑定人應出庭作證而不出庭的問題突出，影響審判公正性。昨天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刑訴法修正案草案為破解“證人出庭難”，增加專門條款，設計了證人強制出庭的制度。

親屬出庭作證非大義滅親

【草案】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並且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異議的，或者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通知出庭作證的，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准，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解讀】北京市一中院刑二庭法官江偉介紹，實際操作中，證人同意出庭的情況較少，證人不願意出庭，法院也沒有強制方法讓他出庭。在質證效果上，江偉表示，如證人不出庭，質證方式是公訴人出具證人證言，由被告人或辯護人發表意見，缺少對峙的可能性。被告人只會説證人“哪哪哪不對，我覺得有異議”，但證據的第二輪質證就沒有了。

如證人在場，他可以對辯護人或被告人提出的異議再次進行辯論和解答，這樣對證據的真實性或説證言不清楚的地方有很好解釋或説明。這是證人出庭最主要的一個優勢，對於查明事實、採信證據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因為立法者設計了證人強制出庭制度，但是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指證，不利於家庭關係的維繫。罪犯服刑後還是要回歸家庭，因此規定了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強制出庭的例外。如果他們願意出庭對被告進行指證也可以，這裏強調的是不被強制出庭。這是以人為本的制度設計，與我們通常認為父親將犯罪的兒子扭送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的“大義滅親”行為關係不大。

證人出庭作證可獲得補助

【草案】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及誤工損失，應當給予補助。

【解讀】有專家表示，證人出庭作證產生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和誤工損失無法得到有效補償，也是現實中遇到的困境。草案提出給予證人補償有利於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也可以看成是對公民履行義務的獎勵。

這筆費用如何保障，草案明確，對證人作證的補貼，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草案還明確，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的證人、被害人，可以根據案件需要，採取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對其人身和住宅進行專門保護等措施。證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司法機關提出予以保護的申請。對證人、鑑定人給予有力保護也是破解證人出庭難的一個重要方面。

特別程序

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將封存

【草案】犯罪時不滿十八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司法機關和有關部門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解讀】未成年人犯罪往往“一失足成千古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衞東説：“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都在發育過程中，他們的犯罪帶有很大的或然性。對他們的犯罪記錄封存後，使得他們在人生的成長中，不會因為這樣的記錄耽誤上學、招工，影響前程。”

草案還設置了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規定對於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

對於封存犯罪記錄，門頭溝法院未成年人審判庭庭長楊暢提出一些現實問題需要完善，如很多單位招聘時會要求應聘者開無犯罪記錄證明，而有犯罪記錄的未成年人無法開出這樣的證明。另外，在個人的檔案裏還會有犯罪記錄。

貪官潛逃可申請沒收贓款

【草案】對於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在通緝一年後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檢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

【解讀】海淀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羅猛表示，這有利於對在逃、死亡犯罪嫌疑人違法所得的追繳。

陳衞東教授解釋説，在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腐敗案件、恐怖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死亡後，其犯罪所得鉅額財產長期無法追繳的情況。這些財產是犯罪所得，追繳須通過刑事訴訟程序。但我國不允許缺席審判，因此，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無法到案時，訴訟程序就無法啓動，犯罪分子財產長期無法得到追繳。不定罪的財產沒收程序，是一個特別程序，可以有針對性地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繳其犯罪所得的問題。

北大法學院副院長汪建成説：“現在貪污賄賂分子轉移財產的能力也很強。如果這些財產流到境外，在請求司法協助過程中，外方會索要追繳財產的法律文書。所以有必要通過修改刑事訴訟法作出程序性的規定。這樣我們向境外追繳財產就有依據。”

本版採寫本報記者于傑王麗娜穆奕孫思婭裴曉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