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親屬向家鄉贈畫多數流失 欲找回遭拒

對位於大別山南麓的湖北省浠水縣來説，聞氏故鄉是一個懸掛在頭頂的光環。住在這座縣城裏的人們，可以清楚地給你指出聞一多紀念館和聞一多大道的位置，但沒人能説得清，這位民主戰士的堂弟、畫家聞鈞天及其兒子30年前捐贈的150幅國畫，如今到底在哪裏。

就連當年捐贈一事的經手人之一、84歲的朱泗濱也沒料到，再見到這批畫，居然花了30年時間。

1981年，還是浠水縣文化館副館長的朱泗濱，和其他兩位文化館同事到武漢，接受浠水籍藝術家聞鈞天及其兒子聞立聖捐贈國畫，“支援家鄉文化建設”。

然而，1982年的一天，浠水縣文化局一位領導突然找到他，稱“縣裏領導要看看這批畫”，隨後拿走了存放在文化館的150幅畫。此後，朱泗濱再也沒見到這些畫。它們就像從世界上蒸發了。

2010年，當年捐畫的老畫家聞鈞天已經去世25年，到武漢接受捐畫的兩位同事也已過世，朱泗濱成為這件事唯一的見證者。他希望能為聞鈞天辦一個紀念展，藉此讓流失的畫作重見天日。

朱泗濱尋找着關於這批畫的蛛絲馬跡。他聽人説，文化局曾將部分畫作存放在浠水縣博物館，最後又輾轉還給文化館。但他到文化館查檔案，卻沒找到關於“聞鈞天”三字的隻言片語；他也聽到過“某某拿走了幾幅畫”的説法，但當時那些領導還在位，他無從證實；他甚至還向別人直接打聽過畫的下落，可得到的回答卻是：“聽別人説是被你搞走了。”

朱泗濱大吃一驚。“幾十年無影無蹤，反説是被我搞走了！我84歲了，非要把這事情搞清楚。”左耳戴着助聽器的他大聲對中國青年報者説。

朱泗濱開始寫實名舉報信。一年後，他向媒體披露此事。浠水縣文化館現任館長徐良在電話裏告訴《楚天都市報》記者，去年，前任館長周金林只向他移交了63幅畫，並稱有些畫“被領導拿去送人了”。

這8個字就像戳在氣球上的那根針，引爆了公眾情緒。在網上，有人將這件事與此前發生的文物丟失、損毀事件聯繫在一起，並稱是對“文物保護制度及相關監督制約機制的拷問”。

浠水縣很快向媒體表示，已成立調查組，正在全力追回流失贈畫。據朱泗濱透露，專案組一位同志告訴他，已從某位離任文化館館長家中搜出51幅畫。一位浠水縣委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確實已經追回50餘幅畫作。

但這一説法並未得到浠水縣紀委的證實。專案組牽頭負責人、浠水縣紀委監察局的黃常委説，案件還在調查中，不便對外公開，但他表示：“最終一定要把這150幅畫一一找回來，讓它們團圓。”

消失的贈畫

在報紙上看到父親贈畫已流失大半的新聞，聞立聖很“糾結”。

聞鈞天的國畫曾經作為中日建交後的國禮，贈送給日本政府。那時，這位畫家還是“文革”中受衝擊的對象。有人曾拿着一份名單到他家中，要求給上面的領導畫張畫。聞鈞天聽了立馬沉下臉：“你把花名冊全拿來，放在我這裏，我有時間一個一個慢慢畫。”説完，他扭頭就回自己房間了。

“但在捐畫給家鄉這件事上，他一點也不含糊。”聞立聖回憶，這是父親捐畫數量最多的一次。

150幅贈畫中，聞鈞天創作了100幅，這對於當時年過八旬的老人來説，是不小的工作量，在半年時間裏，他幾乎是“日夜趕着”，還推掉了外面索畫的請求。聞立聖清晰地記得，父親曾在一幅畫上題了幾句詩，作為當時的寫照：“秋深不知乏，披衣寫秋花。”

150幅畫完成後，聞立聖當面清點，並把畫卷成碗口大的一卷，用廢報紙包上，由朱泗濱等人帶回縣裏。當時，捐贈交接沒有任何文字證明。按照朱泗濱的説法，這批畫是聞鈞天為了支持由文化館主辦、宣傳聞一多精神的《紅燭》雜誌而捐贈，並且得到聞鈞天的拍賣許可。當時，縣裏有些人掩飾不住羨慕與嫉妒地對他説：“要是我們有這個關係就好了，這些畫不知道要賣多少錢呢。”

但聞立聖表示，已經不太記得當年的事情，只知道畫是捐給浠水縣的，由文化館經辦。

1981年12月，朱泗濱帶着縣委縣政府的介紹信，到武漢聯繫拍賣，但因為要交1.2萬元手續費，最後不了了之。第二年，這批畫就被文化局領導“拿走了”。事後朱泗濱分析，文化局可能是怕他和當時的一位經手人把畫“私分”了。

1986年，聞鈞天去世，他的部分骨灰撒入故鄉老屋門前的湖裏。這在當時又是件轟動的事，上了浠水縣的“大事記”。

然而此時，聞鈞天父子捐贈的150幅畫在哪裏，已沒什麼人關心。據朱泗濱分析，1982年文化局將畫取走後在縣博物館寄放了幾個月，隨後又交回文化館。在這個過程中，博物館留下了10幅畫。朱泗濱稱，多年後，他開始追查此事，當時的博物館館長葉向榮告訴他，這些畫相當於“保管費”。

浠水縣博物館現任館長岑東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博物館確實收藏了10幅聞鈞天的畫作，但不瞭解當時的具體情況。如今，這10幅畫作為文物列入館藏名錄裏，存放在庫房，“裱過，保存條件還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