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文章：文化強國的“中國道路”

文化強國的“中國道路”

——論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一)2011年10月1日，美國紐約時代廣場。大幅户外顯示屏上，水墨動畫形象的中國先哲孔子，與熙來攘往的人羣融為一體。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在這裏交匯。

這個特殊的場景，正可看成孔子背後五千年中華文化在新世紀所處的方位。在世界的橫軸上，一個古老的民族在全球化時代確立自身的座標。在歷史的縱軸上，一種偉大的文化歷經盛衰榮辱的磨難，在復興之路上正揚帆起航。

一切象徵總有現實邏輯，藴藏着歷史的本質。在孔子走向世界這部嶄新樂章裏，大背景是新中國60多年社會變革的思想激盪、30多年改革開放的精神求索，主旋律是新世紀以來社會主義中國走向文化振興的激昂變奏。

“當今時代，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誰佔據了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充分表明，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全民族創造精神的充分發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站在這樣的歷史高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伴隨着經濟的崛起，新世紀以來社會主義中國波瀾壯闊的文化挺進；才能更清晰地把握，黨的十六大以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文化變革，所造就的文化發展新局面；才能更深刻地體認，一個政黨如何為古老的文化注入全新的力量，走出一條文化重塑與振興的“中國道路”。

(二)任何一種文化選擇，都離不開時代土壤。

進入新世紀，儘管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令世界其他地區黯然失色的發展奇蹟，儘管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各項文化事業取得了令人振奮的長足進步，但文化領域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

這是一個尷尬的事實：當經濟領域的中石化、中移動向世界五百強挺進時，我們的文化企業卻拿不出一個名揚世界的品牌代表；當美國利用中國的花木蘭故事拍成電影成功佔領中國市場時，中國的創意產業幾乎為零。全國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總和，不及德國貝塔斯曼集團一家的年收入。

這是一個懸殊的對比：全世界每100本圖書，85本由發達國家流向不發達國家；全世界每100小時音像製品，74個小時由發達國家流向不發達國家；美國生產的電影占全球影片數量的10%，卻佔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觀影時間。

挑戰不止於此。

當人們讚歎中國經濟驚人的成就時，也日益強烈地感到公共文化服務的短缺。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不同收入羣體之間的文化消費極不平衡，“精神飢渴”在物質滿足的反襯下變得愈加強烈。

中國文化發展必須面對這樣的考題——一面是加入WTO以後勢必放開的國內文化市場，一面是我國文化單位與國外文化企業的懸殊實力；一面是羣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強烈，一面是國有文化單位活力不足；一面是中國在經濟、外交上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一面是西方世界帶着“有色眼鏡”妖魔化中國。

一個只能出口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的國家，成不了世界大國。撒切爾夫人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斷言，刺耳刺激卻發人深思。中國的崛起曾被稱作“21世紀最激動人心的大事”，但這種崛起，不能只是物質財富的劇增、經濟格局的重塑，而應伴隨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傳播，推助中華文化的弘揚，否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權如何彰顯、主動權如何體現？

(三)早在19世紀，馬克思便預言：在各國經濟走向世界經濟的過程中，文化生產也將走向世界性。“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

我們身處的正是馬克思所説的世界經濟時代，是經過近200年風雲變幻、比馬克思預言的秩序更繁瑣、競爭更激烈、風險更復雜、機遇更隱晦的國際市場：

——制定規則的人已經佔領制高點，而且仍然想重複經濟全球化時代慣用的手段，將我們的文化生產壓制到全球鏈條的最低端。

——豐厚的文化資源和巨大的市場是我們的優勢，但雄厚的資本與成熟的商業運作卻是西方的強項。

——在文化的自由市場，與文化產品逆差同時而來的，還有意識形態的滲透、價值觀念的侵入。

兵臨城下。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國際競爭中的劣勢，影響的絕不只是市場份額的大小、產業較量的成敗，更關乎意識形態主動權的得失、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強弱。面對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世界格局，面對各種思想文化更加頻繁的交流交融交鋒，如果我們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優勢，就無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高揚社會主義文化理想，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捍衞國家文化主權。

實際上，我們並不缺乏講述“中國故事”的各種題材。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傳，鑄就了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留下了飽藴思想精髓和價值追求的燦爛遺產。社會主義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激流勇進，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進步，書寫了人類文明的嶄新篇章。這為我們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基礎。但今天的我們怎樣才能在改革創新中，將這些寶貴的財富轉化為文化較量中的主動位勢，轉化為軟實力競爭中的現實優勢？

關係不順、效率不高、管理不力、佈局不優、機制不活，在挑戰與競爭中暴露的中國文化發展困境，表面看，是落後的管理方式不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實質看，是傳統的體制機制窒息了文化的內在活力。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極大地釋放了人民羣眾的積極性，空前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造就了社會主義中國日新月異的繁榮景象。今天，在文化這個具有意識形態深刻屬性的敏感領域，能否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決定了我們的文化體制能否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做出重要戰略部署：“根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推進文化體制改革。”5年之後，黨的十七大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總體佈局的高度，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這是我們黨在科學判斷國際國內形勢、全面把握當今世界文化發展趨勢、深刻分析我國基本國情和戰略任務的基礎上，所作出的重大決策。它標誌着我們黨在文化認識上的嶄新飛躍，反映了我們黨在文化建設上宏遠的戰略眼光。

突破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性障礙，開創文化發展繁榮的新局面，一場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改革由此開啓。

(四)毫無疑問，把文化區分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文化建設認識上的一個重大突破，文化發展實踐上的一個重大創新。

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創新，決定了文化體制改革的生死成敗。它首次以文化的雙重屬性，確定了發展的雙重任務，釐定了“公益性”與“經營性”的楚河漢界，確立了“事業”與“產業”的比翼齊飛，推動了“政府”與“市場”的雙輪驅動。

長期以來，各級政府主要靠行政指令來實現對文化企事業單位的管理，而不是羣眾需求和市場導向，帶有濃厚的計劃色彩。在文化領域，本屬公益的，公益屬性模糊；本屬市場的，市場屬性不明。結果是，公益性文化事業長期投入不足，缺乏為人民服務的動力和活力；經營性文化產業長期依賴政府，缺乏闖蕩市場的實力和能力。

理論的創新，讓局面豁然開朗。

按照“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二分法”思路，改革路徑分外清晰——中心目標是理順政府與文化企事業單位的關係，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不是要將所有文化都推向市場大潮，留歸政府的，就要確保其“公益性”，由政府全力扶持文化事業，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以實現人民羣眾基本文化權益。不能再讓所有文化都賴在政府懷裏，推向市場的，就要明確其“經營性”，讓市場優勝劣汰文化產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以滿足人民羣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

分類改革，創新機制，調整結構，轉變職能。幾個數字可以看出改革的決心和勇氣：8年間，全國共核銷事業編制18萬多名，註銷事業單位4300多個。吃慣“皇糧”的事業單位，終於在市場的洗禮中搏擊風浪；習慣“一手抓”的文化管理部門，開始從“辦文化”轉向“管文化”。

(五)2003—2011。

從破冰之旅到乘風破浪，3000多個披荊斬棘的日日夜夜，中國文化發展標定了新的歷史方位。

這是一番讓人感慨的景象。文化體制改革明確了公益性文化事業的責任，政府近8年的文化基礎設施投入，是過去幾十年的總和，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已經建成；五大文化惠民重點工程——廣播電視村村通、鄉鎮和社區綜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資源共享、農村電影放映、農家書屋建設等，極大地緩解了基層羣眾看書看報難、看戲看電影難、文化活動少的狀況；文化產品的供給前所未有的大，廣大羣眾的文化選擇前所未有的多，目前我國是世界第三大電影生產國、第一大電視劇生產國，年出書品種、總量穩居世界第一位……專家評價，中國文化進入了“黃金髮展期”。

這是一串令人欣慰的數字。文化體制改革激發了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巨大潛力，文化產業被列入國家產業振興計劃，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20多個省市區提出“文化大省”戰略，北京、廣東、江蘇、山東等省市的文化產業增加值超過千億元，一批總資產和總收入“雙百億”的文化企業成為領軍力量。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肆虐的2008年，我國的文化產業仍然逆市上揚，增速超過國內生產總值8個百分點……學者分析：中國文化出現了“發展里程碑”。

這是一種令人振奮的趨勢。文化體制改革鍛造了“走出去”的底氣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對外文化交流範圍和渠道不斷拓寬，近150個國家與我們展開政府間的文化合作，350多所孔子學院走出國門。主流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不斷提升，西強我弱的傳播格局有所扭轉，截至2010年底，人民日報社主管的網絡和各類報刊的國外受眾比2002年增長50%以上，新華社海外用户遍及170多個國家和地區……輿論感嘆：中國文化呈現了“復興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