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聚焦重建社會信任：健全法治是基本保障

編者的話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持續繁榮，但中國的社會信任卻未能得到同步發展。諸如街頭有老人摔倒，鮮有人願意上前扶一把的現象頻頻發生，不免讓人感慨：這個社會究竟怎麼了？

老人倒地，扶還是不扶？在傳統道德氛圍裏，這不應該是一個問題。然而，在今天卻成為一個道德選擇難題。從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紅彬案”、“許雲鶴案”，這一難題由於執法因素的介入，變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衞生部公佈《老年人跌倒干預技術指南》，專業技術指導也無助於破解社會道德難題。

由此，我們更聯想到：信任，本是一個和諧社會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嗎？當你打開水龍頭，要相信裏頭流出來的水沒有毒；過馬路，要相信所有汽車都會在亮紅燈的時候停下來；坐高鐵、地鐵，要相信它不會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覺，也要相信這屋不是“樓脆脆”；遇事報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盜賊的同夥……如果吃葷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飲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們還能吃什麼？

講小道理，如德國社會學家盧曼所説：“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時，早上甚至會沒辦法從牀上爬起來。”講大道理，一個缺乏信任的民族沒有希望，一個缺乏信任的國家沒有未來。大到社會，小到個人，沒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標識。

也許這個話題並不那麼簡單。如果正如學者們尖鋭指出的：社會信任遠不是靠一個時期的輿論引導或政治動員就能建立的。那麼，我們該如何重建中國的社會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學者就此發表看法，以饗讀者。

畢竟，我們是“老百姓”，不要變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總得使有德的人多起來，總得讓道德的土壤厚起來。古人説“厚德載物”，其實“厚德”，才能承載市場經濟。

重建信任：“原湯化原食”

“信任危機”來自“信仰危機”。毋庸諱言，當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存在信仰危機，其形成主要肇始於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過度追逐物質利益，人的發展片面化，忽視或無視信仰和人生價值。加上中國傳統信仰的世俗性與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簡單對接，有些人便會遠離崇高，隨順世俗；面對社會上的各種不良現象和社會問題，一時間是非難分，榮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雖有好的頂層設計卻難接地氣，在耀眼的金錢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當前信任危機的蔓延，主因是傳統的信任在市場經濟面前遭遇了尷尬。“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利”字當頭，“信”也低頭，熙熙攘攘，信任沒了！但是，儘管我們痛心疾首地呼喊“民無信不立”，也不可能像孔夫子極而言之的那樣，“去食”而立，“去市場經濟”而立。民以食為天，“去食”何以立？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我們吃夠了藐視市場、不要市場的苦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需要市場經濟，特就特在能更好地發展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重建信任，我們別無選擇。

信任日漸式微，是近年來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發生的，是市場經濟發展不足的伴生物。許多不道德、不誠信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市場經濟的不規範、不發達相關的。俗話説，“原湯化原食”，重建信任，要在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中努力。

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信用經濟”，沒有信任就沒有市場，就沒有市場經濟。發達的市場經濟與發達的信任、信用密不可分。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體系，它通過供求、價格競爭這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機制，把人力、物力、財力等各種資源的潛力最大限度調動起來，並加以合理配置，從而推動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市場經濟畢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歷史形式，其道德的進步性在於：在人的獨立性基礎上形成的主體利益意識、自主自立意識、競爭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促進人的個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發展，從而歸根到底對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動作用。正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權”的前提下，才產生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維度，即，尊重、誠信、守時、互利、效率等相關內容，這應該、也可以成為我們找回信任、重建信任的“內生”基礎。

“市場經濟”≠“市場社會”

發達的市場經濟，不僅需要自發的價值規律這隻“看不見的手”調節，當然也需要政府宏觀調控這隻“看得見的手”調節。但信任出問題，往往在於“看得見的手”不受制衡。從政治學的原理看，不受制衡的權力會導致腐敗，絕對不受制衡的權力會導致絕對腐敗。從經濟運行的現實看，不受制衡的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會放大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絕對不受制衡的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會導致權力與資本結合的“權貴資本主義”。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會信任的基礎，重構公信力應首先從政府着手。傳統社會，以吏為師。但如果“吏”變成了“經濟人”，且得不到有力的監督與約束，何堪為師？各級政府部門及有關組織必須主動作為，一方面接受公眾的監督，遵循必要的法規，約束自身的行為；另一方面適應當前渠道多元、利益多元、訴求多元的新情況，建立並完善鼓勵誠信、有利於重構社會信任的制度體系。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經濟體制藴含誠信的倫理道德，最終成為全社會普遍認同的行為規範。這包括，對所有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企業一視同仁。

市場經濟需要政府“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但應當有明確的邊界。政府參與市場行為，需要有嚴格的法律限定，政府不能“越位”，不能隨意決策，對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行為後果，必須追究決策者的行政責任。

從個體來看，市場競爭中着眼於長遠利益的人，才能真正賺錢；所以市場經濟裏的每個人——“老百姓”也要注重自己的名聲。僅就利弊核算來講，如果人們背信的風險成本很小而收益很高，越來越多的人會傾向於背信；如果人們背信風險成本很高而收益不大，越來越多的人會傾向於守信。社會要快捷地重建信任，就要以制度促進人們追求長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

面對利潤這個“聚寶盆”，手持利益這把“雙刃劍”，身處市場這個逐利場，要堅守倫理底線，明晰道德邊界，有所為，有所不為。“市場經濟”不是“市場社會”。經濟追求無止境，社會道德有底線。背信則名不達，名不達則利難至。要讓守信重義者“名利雙收”，背信棄義者身敗名裂。

重建信任：彌補市場缺陷

既要通過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把蛋糕做大；又要通過完善市場經濟制度，把蛋糕分好。普遍平等產生普遍信任。信任不會在一個等級社會中生根。貧富過度懸殊，富人警惕窮人，窮人不會信任富人。只有當人們相互視為平等的成員時，他們才易於相處，易於相信陌生人，易於形成共同的價值，易於彼此結合凝聚力量。世界上貧富差距大的國家都是普遍信任度低、而小團體信任發達的國家，貧富差距小的國家都是普遍信任發達、而小團體信任趨於平淡的國家。

前些天，李光耀在新加坡聖淘沙圓桌論壇上，在回答 “您認為在中國崛起過程中將會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時表示，“我想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富差距，特別是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差異”。其實，鄧小平早就説得很明白：沿海如何幫助內地，這是一個大問題…… 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議題。

反覆出現的問題，要從規律找原因；普遍出現的問題，要從政策想辦法。現在既然信任問題已反覆出現、普遍出現，就必須加大政策力度促進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追求普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