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十七大以來首次將文化命題作為全會議題

中央提速文化體制改革

中國文化的家底是：一萬多家報刊，近一萬家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美術館，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個發行企業，2300多家文藝院團，近1000家影視公司……可謂千頭萬緒，錯綜複雜。

這樣一場涉及面極其廣泛的文化體制改革，以中國的文化復興為目標，不啻一場深刻的革命

法治週末記者 戴蕾蕾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閉幕。

大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對這一決定作了説明。

一個引人關注的事實是：此次全會按照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新要求，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發展奮鬥目標。這個新要求是：“既要讓人民過上殷實富足的物質生活，又要讓人民享有健康豐富的文化生活。”

中國建設文化強國的目標，已經得到最高決策層的確認。

根據決定，中國將“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推進文化科技創新，擴大文化消費。”此外，還將“深化國有文化單位改革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創新文化管理體制，完善政策保障機制，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創意研究院執行院長魏鵬舉分析指出，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來，中央首次將“文化命題”作為中央全會的議題。

這也是繼1996年中共中央十四屆六中全會討論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問題之後，決策層再一次集中探討文化課題，其戰略部署和政治意義備受關注。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峯教授告訴《法治週末》記者：“文化的地位上升到國家領導人集體研討的核心課題，説明我們國家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國家養文化 路越走越窄

11年前，中國首次舉辦國際圖書博覽會。當時，我國的出版社大多一頭霧水，圖書博覽會不能像書市一樣賣書，這個道理讓很多人想不通。

在這次圖書博覽會上，人民文學出版社拿到《哈利·波特》的中國版權，這個今天看來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時卻瞬間被演繹為出版業的神話。

也就是在這一年，“文化產業”四個字正式寫進中央文件。

中國文化的家底是：一萬多家報刊，近一萬家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美術館，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個發行企業，2300多家文藝院團，近1000家影視公司……可謂千頭萬緒，錯綜複雜。

進入新世紀，“WTO”三個字母給中國人上了第一堂國際貿易的掃盲課。

然而，打開的貿易之門卻讓門內的人倒吸一口涼氣：全世界每100本圖書，85本由發達國家流向不發達國家；全世界每100小時音像製品，74個小時由發達國家流向不發達國家；美國生產的電影雖然只有全球影片數量的10%，但它卻佔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觀影時間。

更為尷尬的是，我們的“事業單位”這樣一個體制，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對等的稱謂，更不要説進行版權貿易。就好像整個世界坐在一張桌子上打牌，“中國”這個特殊的選手，由於沒有獨立的文化法人地位，連參賽的資格都沒有。

國際上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反差巨大，國內卻面臨着公共文化服務短缺和國有文化單位缺乏活力並存的狀況。

曾任中國歌舞團主要演員的李玉蘭對此印象深刻。

1984年，李玉蘭進入中國歌舞團，任主要演員。事業單位的屬性，決定了並不是內部每個環節都能以追求藝術的最高境界為運行邏輯，當時，文化新產品本身就少，藝術創新顯得凋零。她“強烈感覺吃不飽”。

1992年，李玉蘭自費前往日本留學。

三年後，李玉蘭告別了日本古典舞大師花柳千代回國。花柳千代評價説：這是唯一一個能跳純正日本古典舞蹈的中國舞蹈家。

在日本的大量演出，讓李玉蘭浸透了市場化運作的意識。她將在日本學習的精細和團隊精神發揮到了極致，邀請了著名導演張繼剛等人，歷時兩個月打造出一台全新的獨舞晚會。

1995年，保利劇院，李玉蘭獨舞晚會中的《解放》亮相。

燈光，打在一雙血淋淋的腳上，它的顫抖，訴説着精神和肉體的扭曲，而後，舞者開始掙扎，反覆翻滾扭翻，及至最後，纏足放了腳，裹腳布變成一塊燦爛的紅綢，舞蹈在自由慷慨的紅綢舞中結束。

當時的李玉蘭攜旅日歸國鋭氣，將一個舞者的能量發揮到了極致。

遺憾的是，獨舞晚會如煙花般璀璨，卻無法延續輝煌。準備一場晚會的時間一般以年計算。而文化體制改革尚未啓動，體制外的演藝界公司化運營仍待發展。

“打造品牌，需要一個市場化的團隊進行運作，那時，恰恰缺乏的就是這樣的團隊。而當時的事業體制，更難以做到這一點。”《解放》解除了李玉蘭對民族舞蹈的焦慮，但並沒有衝破體制的束縛。此後，李玉蘭主要從事行政工作。

2010年9月4日，張繼剛將《解放》改編後在國家大劇院再次上演，此前，《解放》已在各地演出100場。

“文化體制改革是必要的。如果還是國家養文化，行政搞文化，資金投在仿古文化和硬件文化，事業單位吃門票文化———那麼我們的國家就難以有文化創造性和國際競爭力。”陳少峯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