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降低期望，G20要減負

不知從何時起，G20一躍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期許。或許是“上法之道取乎中”：聯合國機構太大而八國集團（G8）太小。於是，作為聯繫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橋樑，G20有了存在的合法性。

然而，一個組織一旦成分複雜了，利益分化就成為不可迴避的課題。英國《經濟學家》近日刊文指出，現在幾乎沒有良策能夠實現G20成員國利益的統一：歐洲國家糾結於主權信用危機，無暇顧及經濟增長；對美國而言，經濟衰退則是最大敵人，為此正在放棄通脹管理；而對新興國家中國來説，結構調整是頭等大事，最大敵人恰恰就是通脹。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之間到底有沒有最大公約數？戛納峯會將成為解決共同關切的會議，抑或僅是各自表達關切的場所？國際社會只能拭目以待。

參照今年聯大從9月開到現在，巴勒斯坦入聯問題仍懸而未決。對於只有兩天會期的G20峯會，適當降低期望值，也許是比較現實的態度。

就峯會三大主題而言，形勢都不容樂觀：在攻克歐債危機方面，希臘公投為歐盟峯會成果蒙上陰影，G20恐也難做到更多；在推進經濟增長方面，不僅手段乏善可陳，世界經濟還蒙上二次探底的風險；在加強金融監管方面，法國利用東道主身份極力推動金融監管議程，英國等歐洲國家並不買賬，美國更是明確反對。

不僅如此，作為G20領導人第六次峯會，戛納峯會還面臨三大挑戰：其一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挑戰。G20這種國際多邊治理機構出台的措施，一方面對主權國家沒有直接約束力，另一方面執行起來更面臨各國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抵制。希臘公投、“佔領華爾街”運動，提前給峯會投下陰影。

其二是國際多邊機構的信心挑戰。戛納峯會將討論通過IMF向歐洲融資，從這個意義上講，G20承擔着恢復國際社會對多邊治理信心的使命。

其三是G20從危機機制轉向常設機制的挑戰。G20正在成為促進世界經濟合作的主要平台。然而，一些發達國家試圖異化G20職能，塞進氣候變化等議題來淡化其影響，個別國家還反對設立秘書處以避免產生“第二個聯合國秘書長”，削弱其主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