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長稱1年280萬人轉户 未出現社會矛盾
作者：张淳
此前，重慶將“縮差共富”納入“十二五”規劃，如今，這一規劃進展如何？11月3日和4日，鳳凰衞視《新聞今日談》連續兩天專訪市長黃奇帆談“共富”，日報今日刊登訪談內容。
畫外音：在過去的兩三年中，重慶的經濟發展或者是民生的政策上面都有着非常獨到的地方，今天重慶市長黃奇帆先生來到節目中現場説法，探討重慶“共富”的道路。
其實“共富”概念很簡單，就是一個社會不應該兩極分化，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能夠避免平均主義，又避免兩極分化的社會是共同富裕的社會，而共同富裕的追求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追求，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
阮次山(主持人)：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我是阮次山，熟悉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可能都會感覺到我們今天的《新聞今日談》場景跟過去不一樣，我們今天把演播室放到了重慶，為什麼呢？因為重慶在經濟發展，或者是民生的政策上面，跟國內各個大城市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它有獨特之處，而且有創新之處。重慶有很多地方值得外面參考，值得其他國內、國外的城市參考，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請到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先生來到我們現場，説説到底重慶過去兩三年時間，他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歡迎黃市長到我們的節目裏面來。我想大家最近討論最多的就是重慶所謂的“共富”這個概念，那麼您可不可以跟我們很精要的探討一下，您心目中的“共富”概念是什麼？
黃奇帆：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就是一個社會不應該兩極分化，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能夠避免平均主義，又避免兩極分化的社會是共同富裕的社會，而共同富裕的追求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追求，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
最近幾年在熙來書記倡導下，重慶市委、市政府圍繞着共同富裕這件事，圍繞着民生這件事，的確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我們在去年6月，市委全會專門研究了改善民生的十大措施，總的花3400多億，我們叫做民生十條，3000多字，3000多億。這個民生十條，我們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已經有1700億的措施到位了，還有1700億我們想到明年年底就能把它解決好，這個是從十個環節上促進、縮小差距，促進民生改善的措施。
今年7月份市委又召開了一次全會，提出走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道路，做了一個決定，從12個環節推動共同富裕。這12個環節的內容如果分一下的話，有7個方面的條款是和城鄉差距縮小有關的，有5個方面的條款是和收入分配有關的，所以，這12條形成了我們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具體的措施。
這裏面涉及到一個理論，就是我們講的基尼係數，是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一個理論係數。0.2以下的基尼係數表示絕對平均主義；0.5以上的基尼係數，説明這個社會是兩極分化嚴重，社會幹柴烈火，一碰就可能擦槍走火引發社會震盪；0.2到0.3是平均有餘，效率不足；0.4到0.5是效率有餘，平均不足；所以人類理想的境界，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應該基尼係數在0.3到0.4之間。我們重慶市委市政府定了一個目標，就是要讓2010年重慶市0.438的基尼係數，能夠在2015年達到0.35，就是很健康的，比較理想的，也可以説是一個共同富裕的階段。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我們採取一系列的措施，這個措施，就是我們的“共富十二條”，涉及到11000多億的投資，其中5000多億來自於社會，5000多億來自於政府的財政，這個投資的去向，有5000多億投向農村，有5000多億投向城市，在這樣一個投入過程中，我們希望縮小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和區域差距。
怎麼樣讓中國的農民能夠錢生錢，能夠資本生錢，能夠資產生錢，這是中國農民收入改善的核心問題。所以重慶的“共富十二條”，有7條涉及城鄉差距縮小，涉及三農問題，而這7條裏面，有4條都是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黃奇帆：在我們的“共富十二條”中，有7條措施是專門解決城鄉差距，為三農，就是農民、農業、農村改善生活水平做的努力。這7條措施裏面，涉及農民工轉變户籍的問題，農村住房改善的問題，也有讓農村的基礎設施、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改善的問題，有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中的各個環節上的內容，也包括農村、農民，比如説現在有很多空巢老人，或者是留守兒童這些問題。
另外農村還有一些貧困山村、貧困縣、貧困農户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這個綱領措施如果把它歸納一下的話，實際上就是三大方面，第一，政府要出錢提供公共服務，為農村廣大地區做好三件事，就是全面覆蓋的養老保險，以及醫療保險，低保。第二，公共服務城鄉一體化全覆蓋，涉及教育、衞生、醫療和文化事業等公共服務的事務。第三，基礎設施城鄉一體化，包括道路、環保、自來水、電力、通信等等，如果政府出力把這三大公共服務搞好，這只是做了農村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政府要處理的，就是把農村的、農民的勞動收入水平能夠提高。在重慶，原來的一千幾百萬農民主要是在3400萬畝耕地上工作，但是我們重慶是大山區，80%的地方都是山林，有六千多萬畝林地，林業幾乎沒有為農民增加勞動收入。3400萬畝耕地一年的農業銷售值是650億，但是6400萬畝林地，目前全部的收入在兩年前只有30多億，所以我們覺得這6000多萬畝林地應該增加更多收入，所以我們搞了個兩翼農户萬元增收，由於把土地空間充分利用起來，林下的經濟搞起來，喚醒沉睡的大山，讓大山的土地能為農民增加收入，當然農民也要增加勞動投入。
通過這樣的一個行動，去年農民户均增加了三千多塊，今年農民户均又將增加三千幾百塊，那麼我們明年再增加三千幾百塊，三年使每個農民家庭增加一萬塊以上收入，這是一個農業方面的投入、產出。
但是我們認為，這還不足以支撐重慶農民致富的核心環節，核心環節是要讓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中國農民、農業最大的問題是農民沒有財產性收入，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們國家去年農民人均收入五千多元，一部分是農民的勞動收入，一部分是政府對農民關愛轉移支付的收入。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只佔農民整體收入的3%，也就是5000多元裏只有150元左右是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阮次山：換句話説他們缺乏現金、鈔票？
黃奇帆：對，缺乏資本，缺乏資本生錢、利息生錢、錢生錢的能耐。而我們城裏人是可以把錢變成房產，房產升值，就變成資本生錢，錢生錢。
所以怎麼樣讓中國的農民能夠錢生錢，能夠資本生錢，能夠資產生錢，這是中國農民收入改善的核心問題。所以重慶的“共富十二條”，有7條涉及城鄉差距縮小，涉及三農問題，7條裏面又有4條都是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比如有一條，2010年我們整個重慶，農民個人跟銀行借錢沒有超過40億，我們希望重慶的農民，到2015年能夠跟銀行融資，借款達到1000億元以上。如果農民有1000億元的融資，他投入到生產以後，至少能產生1000億的產值。農民如果沒有錢投入農業，沒有融資投入，光靠勞動力生產，其實它也只有1000億，包括600多億農業，幾十億的林業，還有幾百億的畜牧業，漁業收入。
所以如果有1000億的融資投入以後，就變成了2000億的營業額，農民就會大大增加收入。那麼如何解決這件事呢？就要解決農民融資難的問題。融資難的問題一般大家認為是大銀行不願意為三農服務，需要增加許多小金融機構為三農服務，這個從工作操作方便角度講，是有道理的。但本質上，中國的農村、農民借不到銀行的錢，不是一個技巧問題，一個管理方法的問題，而是農民的質押物問題。農民的三塊地，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都是集體所有制的，既然是集體所有，農民就不能自己支配，不能拿去融資、質押，這個時候農民是沒有資產，是真正的無產者。無產者沒有質押物，光憑信用，要去借一萬億、幾萬億的錢是不可能的，哪怕有許多小金融機構，它能做一些服務，但也不可能真正的轉動起來。
所以講到底，要解決農民財產的基本權利，我們重慶就為農民，首先做了三個確權，就是他的宅基地，他的林地，以及他的承包地，丈量範圍，都把它確權。
我們在過去幾年大面積地進行了確權，這是一個。第二個，確權了以後，它有集體所有權的概念，又有農民使用權的概念，農民的使用權也是一種財產權，在物權法裏，使用權也是財產權，所以我們進一步量化了一下，就是説所有權佔多大比例，使用權佔多大比例，只有這麼量化了以後，農民才有權利當家作主，把自己的宅基地抵押。算多少錢？我們有一個地票交易所，形成了地票制度。
如果有一畝宅基地復墾為耕地以後，它的地票能賣20萬的話，那麼我們定了15%是集體所有，85%歸農民，這樣我們就把使用權和所有權的資產價值量化進行了分離，分離了以後，農民就可以拿他85%的部分，由他自己當家作主進行質押，這樣金融融通就可以幫助他轉動起來。
同時我們還做了一件事，就是成立了一個政府的農民融資質押的擔保公司，市政府拿了30億，搞了一個30億資本金的擔保公司，能擔保300億，那麼這個擔保公司為農民擔保了以後，100個農民分別進行了融資，如果95個是正常還貸，5個農民經營失敗導致壞賬，我們有個約定，就是銀行在這裏面承擔三分之一，重慶政府的擔保公司幫助賠三分之一，農民當然自己質押了，本來他應該全部賠款，現在只要賠三分之一。
總體上説，增加財產性收入是重慶的農民增加收入的關鍵環節，另一方面就是怎麼樣搞好國有經濟的分配，也是一個社會共同富裕的核心環節
阮次山：“共富”方案，黃市長您剛才也講到，有關農民的抵押性擔保的問題，那麼還有其他的財產分配問題呢？
黃奇帆：總體上説，增加財產性收入是重慶的農民增加收入的關鍵環節，另一方面就是怎麼樣搞好國有經濟的分配，也是一個社會共同富裕的核心環節。
阮次山：這是不是以前有人談到的“分蛋糕”的概念？
黃奇帆：對，是這樣，這個分配，裏面有四個關鍵內容，一個是GDP的一次分配，給老百姓的一次分配佔的比例，一般合理的是在50%到60%，我們國家目前是40%左右，每年GDP總量當中40%是老百姓的，有20%到30%是政府的税收和收入，然後還有那麼百分之三四十是企業的利潤加折舊等等。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把這個分配做好。重慶政府明確提出，2010年43%的分配比例到2015年我們應該提升到50%左右。重慶到2015年GDP可能是在18000億，50%的話，就是9000億。我們去年8000億的GDP，43%的分配實際上是3400億，這個預示着今後五年，重慶老百姓工農羣眾一次分配的數量，要從2010年的3400億增加5600億，所以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財富收入的分配調整，這是第一個環節。
第二個環節，就是政府制定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這種政策法規，不合理的要調整，這個涉及到一次分配的概念，兩次分配，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包括遺產税或者我們講的物業税、房產税都屬於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包括慈善事業，以及政府的許多轉移支付，那麼這些方面有很多要調整的措施。
第三個環節還涉及國有企業。一個社會的國有企業，它的財富是全民的，那麼它的收入不是給國有企業的經理唱卡拉OK，虧了讓財政補窟窿，盈利了就變成他們內循環，這個不行。我們重慶政府規定，國有企業的利潤每年要上交30%，我們過去五年已經讓國有企業每年至少交15%到20%，在全國是交得最多的，我們國有企業一年要交兩百億左右。
這個利潤交了後成為財政公共預算，就可以用來保民生。重慶政府這幾年有一個比例高於全國，就是我們每年預算內的財政50%以上用於民生，全國一般30%左右，我們為什麼能到50%呢？是因為我們國有企業交了利潤，用於我們重慶的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投資。如果沒有國有企業兩百億的投入，可能政府就必須拿預算內的財政去投入，這個投入了以後，因為是一個硬支出，公共服務、扶貧幫困、民生的投入就會減少。
我們因為有國有企業補充了一塊，我們叫做預算內的財政是吃飯財政，然後預算外的資金是建設財政，國有企業上交的利潤，叫第三財政，補了我們這一塊，所以我們認為國有企業一方面內部不要搞得差別太大，另外一方面合理的交利潤，成為公共預算的一部分，那也是造成社會公平的很重要一塊。
第四塊就是防止通貨膨脹，通貨膨脹造成所有老百姓的工資縮水，儲蓄縮水，所以政府一方面要治通脹，一方面當通脹發生的時候，要發通脹補貼、物價補貼，補貼到食品中，補貼到工資中去，那麼這些措施大體上是能夠從分配體系角度搞好整個社會平衡的，是能夠縮小差距的一個關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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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政府因為算得很清楚，這一年下來280萬人轉户，沒出現財政困難，也沒出現社會矛盾，或者該付的錢不付，承諾的事情結果到了要兑付的時候，兑付不了，我們都沒出現這些問題
阮次山：換句話説，剛才市長所講的，解釋了外面很多人談的問題，説重慶搞所有的改革，錢從哪兒來。你現在是已經有錢呢，還是已經籌措了這個錢？
黃奇帆：這個錢從哪兒來呢？其實錢都在GDP裏循環而來的，因為GDP可以循環出税收，GDP可以循環出利潤，GDP也循環出老百姓收入。
首先，這其實是一個運用方式，經營的問題。你比如説我們搞户籍制度改革，我們事實上一年的時間，已經轉了280萬人。到今年年底，一年半左右時間，我們預計將轉300萬。大體上一個人轉户以後，整體上的社會配置，是要十幾萬的，300多萬人，差不多就是3000多億，4000億，這是我們實實在在計算過的一個成本。
但是如果這3000多億4000億都要財政拿錢，那政府就可能頭皮發麻不敢做了。我們也具體分析了，1000多億是企業拿，因為當農民工轉為城市居民以後，企業對他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保障方面的成本會有所增加，這個1000多億就是企業拿。
第二，農民工進了城以後，他在城裏面的公共設施，學校、醫院，各種各樣的城市道路建設，這個1000多億該政府拿。
第三個就是農民工在農村裏面退出宅基地，需要有個資金去接盤，這個接盤比如説土地交易所，房產商接了盤，要出一筆錢。而農民工在城裏面要租房子、買房子，自己也會掏點錢，社會投入也有1000多億。所以實際上所謂3000多億4000億，是三個方面來承擔。
還有一個概念，從時間、空間上講呢，就是這3000多億4000億是需要15到20年來投入的，它不是一年要你出3000多億。比如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15年以上形成一個基金。所以這筆錢如果一分為三，又分成15到20年，這件事就不是麻煩的事，你只要算清了賬，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就會很從容的做這件事。所以我們對轉户這件事，重慶政府因為算得很清楚，這一年下來280萬人轉户，沒出現財政困難，也沒出現社會矛盾，或者該付的錢不付，承諾的事情結果到了要兑付的時候，兑付不了，我們都沒出現這些問題。
阮次山：非常謝謝黃市長給我們做的深入解釋。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可能還要繼續麻煩黃市長到我們的節目裏面來，再探討另外一部分重慶有關經濟發展和民生髮展的問題。
西部地區應該既抓開發，同時也抓開放，開放不僅能帶來資本，還能帶來技術、市場，帶來跨國公司的企業管理，帶來全球意識
阮次山：在昨日的節目裏，我們邀請了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先生給我們談了重慶有關共同富裕的問題。其實這麼多年以來，重慶有一樣事情沒有為大家重視到，其實是忽視了，這就是在西部開發的時候，重慶在開發過程中，它也有一個政策，就是往外走，對外的開放。這一點，對內陸的很多城市來講，都忽略了，只注意到沿海的開放。我們請黃市長給我們解釋一下，這個是大家都覺得很有意思的問題，大家都搞內部的建設，您是從什麼樣的觀念，認為重慶應該往外走，要開放的？
黃奇帆：中國的西部開發往往被大家理解為一個內需的開發，是一個內部的開發開放，跟國際之間的關係往往被疏忽掉。但是我們感覺西部相比沿海的落後，最根本的是在開放問題上的落後，所以，即使在西部大開發過程中，我們也要抓開放，即使在沿海地區已經開放過了，掉頭轉向內陸發展的時候，西部地區應該既抓開發，同時也抓開放。開放不僅能帶來資本，還能帶來技術、市場，帶來跨國公司的企業管理，帶來全球意識。所以最近幾年，重慶在開放高地建設上的確有一定的進步。
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機剛發生，世界經濟最不景氣的時候，熙來書記主持了一次市委全會，就提出了重慶要把開放高地建設作為抓發展的核心環節，通過開放，讓全球的資源要素為重慶所配置，使重慶加快發展。這次全會很成功，從那以後，這三年多時間，我們在開放上的確有五件事值得一説。
第一就是引進外資。我們在07年的時候，才10億美元一年的外資到位數，那時候全國1000多億，我們是很少的一點，1%還不到，但是我們08年就到了27億，09年到了40億美元，去年到了63億美元，今年至今又增長了70%，現在增長率是全國第一。今年預計能達到100億美元，在中西部名列前茅，在全國來説，我們也是七八個能夠超過百億美元外資的一個省市，這是一個成果。
第二就是現在中國外匯儲備很多，那為什麼還要引進外資？實際上引進外資不在於外匯，而在於它帶來技術、帶來管理，帶來全球的市場配置，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在當今時代，金融危機導致外國的資本縮水，土地也縮水，各種地下資源也縮水，而我們的外匯儲備有3萬多億，這麼多外匯儲備應該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走出去多投資一點。我們大體上形成了一個措施，就是在去年海外投資50億美元，今年我們又進一步繼續投資50多億美元，預計明年還會有五六十億美元。重慶市委、市政府做了個決定，“十二五”期間，重慶海外投資的量力爭達到300億美元以上。
現在的投資方向，大體上是一個面向中國市場需求的海外投資。比如説中國市場上缺少鐵礦石、鋁礬土、銅礦，中國急需的一些資源，與其在世界市場上貿易性採購，還不如直接開礦山，這是一種。第二是中國每年要進口幾千萬噸大豆，也包括玉米、飼料，我們投資非洲、美洲一些農業來種植大豆或者玉米，種植出來的產品運回中國，成本要比貿易市場、期貨市場直接採購要便宜1/4左右，這也是國家的核心利益。第三是污染比較嚴重的資源深加工工業，我們不一定要把原材料拿到中國來搞資源加工，可以在海外把原材料直接做成資源。比如木材，不一定要運到中國來，就在海外把木材變成紙漿，變成紙，運回中國，所以這也是一類。第四類是裝備技術產業，國內需要的裝備和技術，通過投資，企業集團把它收購了，然後再把這些技術運用到國內來。我們大體上通過這四種方式，形成了去年50億美元，今年又達50億美元的海外投資，在中國各個省市海外投資平台裏，我們是一馬當先的。
阮次山：差不多一個禮拜前，我看了《紐約時報》的報道，看了這個報道才知道原來這是重慶市的傑作，報道説中國在外的投資，在巴西投資農業土地的開發，讓各國嚇一跳，他們以為中國去海外只是開礦，沒想到還在做農地的投資，原來就是你們的傑作！
黃奇帆：這的確是。我們是按照巴西、阿根廷的法律進行農業的投資，包括農業產品的深加工，大豆榨成豆油、豆粕。所有的這些投資，巴西的法律都是允許的，而且巴西各個州的政府以及他們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支持我們，因為我們是在搞農業的深加工，使他們的農業產生附加值，使他們本來荒蕪的土地產生農業產品的出口，所以對巴西當地的GDP是有很大幫助的，對他們的就業也是有很大幫助的。
除了利用外資和走出去投資這兩方面，我們第三方面就是貿易進出口。西部比較閉塞，幾乎沒有口岸，一般進出口貿易總量也很小。幾年前，整個國家2萬多億美元進出口的時候，我們一年進出口才幾十億美元，不值一提。但是最近幾年，重慶已經連續幾年50%的增長，今年至今漲了百分之一百多，增長率也是全國第一，我們預計今年進出口貿易量會到300億美元，明年會到四百幾十億美元，2015年我們會到1000多億美元。這個概念代表了中國西部大開發中，中國西部的各種產品資源和全球之間的交換，既有國外進來的，也有重慶出去的，也就是説，在這個問題上，重慶的經濟有了進一步的提升。
第四個方面，就是我們在內陸開放高地建設中，把重慶的口岸提升了。內陸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口岸，所有的貨物進出口要運到上海、廣東、沿海，所謂“一江春水向東流”，西部的貨總是運到東部再出口。我們想了一下，一定要解決兩件事：一個是鐵路口岸，一個是航空口岸。重慶在中國的內陸，海運口岸不可能，我們就要把鐵路和空運解決好。重慶在國家民航總局的支持下，前幾年把一條跑道的機場改成了兩條跑道，而且是能進747貨機的跑道，使得我們航空貨運增長率已經連續幾年全國增長第一。我們相信到2015年的時候，重慶的跑道還會從第二條到第三條，以後往第四條發展。民航總局準備再投資250億，建50萬平方米航站樓，加兩條跑道，這樣使重慶的內陸機場是一個複合型的，既是航空旅客的樞紐機場，也是航空貨運的樞紐機場，能夠達到一年6000多萬人次，一年250萬噸航空貨運量以上。這樣，這個地區就變成一個空中的口岸。
有了這三個台階以後，使得重慶變成了中國內陸通向歐洲的橋頭堡，成為歐洲貨物通過鐵路到中國來，首先到重慶這個集散中心，我們恢復或者發展了中國到歐洲的新時代的“絲綢之路”，這也是我們開放高地的一個重要表現
阮次山：重慶在走出去概念下，有很多絕活，我們繼續請黃市長給我們分析。剛才您講的口岸的問題，我們瞭解到，你們計劃當中也有第二條歐亞大陸橋的問題，這方面可不可以請您解釋一下。
黃奇帆：我們認識到，內陸開放高地必須是口岸高地，重慶在內陸的中心點上，沒有靠海，怎麼變口岸呢？我們一個是考慮了航空的口岸，剛才已經説了。第二個就是考慮了鐵路的口岸。
鐵路口岸關鍵就是我們研究了從重慶到新疆到歐洲的這條鐵路。幾十年來，這條鐵路始終是通的，但是它一直沒有利用起來，因為我們這條鐵路涉及到五個國家的海關，五個國家的鐵路部門，運行指令都是不統一的，這樣運輸時間、效率以及各方面都是不暢通的。
重慶為了使自己成為一個口岸高地，口岸的鐵路樞紐，最近兩年，我們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做了三件事：第一，我們把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德國，包括我們中國，幾個國家的海關聯手一起簽訂了一個關於渝新歐歐亞大陸橋便捷通關的協議，簡單地説就是“一卡通”，重慶海關檢過了，其他沿途國家就一路放行，不重複商檢，否則效率很低。第二，我們讓中國鐵路、俄羅斯鐵路、哈薩克斯坦鐵路、白俄羅斯鐵路、德國鐵路，各個國家的鐵路公司一起制定了“五定班列”線路，以重慶為起點，以歐洲為終點，就是定起運港、終點港、定路徑、定運行時間、定運行費用和貨物運輸內容，這麼“五定班列”定了以後，相當於貨運體系中的最高等級，一路開過去，其他的慢車就要停下來等它過去。有了這個運行時刻表以後，重慶就變成口岸了。因為“五定班列”的概念是固定起點和終點，重慶既然是中國內陸的起點，其他城市要運到歐洲的貨，就要到重慶這個班列上來組合，同時在這個地方報關，報關以後，火車一出去，五個國家不再商檢，在這個意義上就形成了海關便捷通關的規則。一個鐵路“五定班列”的規則，讓重慶成了中國內陸的樞紐口岸。同時我們又組建了一個五國六方的集裝箱運行公司，就是渝新歐“五定班列”的集裝箱運輸公司，這個公司由德國鐵路、俄鐵、哈鐵、中國鐵路和白俄羅斯鐵路，加上重慶的交通運輸公司，五個國家六個方面，形成了一個股份制公司，由這個公司統攬“五定班列”的貨運物流。
有了這三個台階以後，使得重慶變成了中國內陸通向歐洲的橋頭堡，成為歐洲貨物通過鐵路到中國來，首先到重慶這個集散中心，我們恢復或者發展了中國到歐洲的新時代的“絲綢之路”，這也是我們開放高地的一個重要表現。
我們這個加工貿易的模式，不管是解決進項物流、出項物流和保税物流“三個流”的模式，還是微笑曲線“三個端”都留在中國的模式，我覺得都是國家的核心利益，都是比較好的
黃奇帆：第五就是重慶最近幾年做了一件比較令人高興的事，也就是加工貿易怎麼往西部梯度轉移。其實21世紀以來的十年，我們內陸、沿海，理論界和經濟界都在研究沿海加工貿易怎麼梯度轉移到內陸。
過去20年，我們形成了1.5萬億美元的加工貿易，都在沿海，之所以不能到內陸，就是因為內陸到沿海有2000公里距離。我們沿海加工貿易是兩頭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從海外運到中國沿海，加工了產品再銷到世界，這個過程沿海有它的有利條件。如果把原材料、零部件從沿海運到內陸，有2000多公里的運輸，又費時間又費錢，這件事就做不成。所以，如果兩頭在外模式不變，內陸搞加工貿易是不可能的，轉移也只會轉移到越南，轉移到東南亞，中國內陸是無法轉的。
我們想這件事怎麼解決，想出了一個模式，這個模式就是讓筆記本電腦，各種電子產品，如果要搞加工貿易，就把這個產品的80%零部件實現重慶本地造，它的物流成本就歸零或者幾乎歸零，這樣就解決了進項物流問題。如果上億台電腦生產出來以後，又有一個出項物流問題。筆記本電腦的50%在歐洲銷售，50%在北美銷售，我們有通歐洲的渝新歐專線，又有空運的專線，這樣就把這個產品的出項物流解決了。另外我們有中央特批的內陸保税區，解決了保税物流。因為加工貿易大進大出，是免關税的，應該保税，20年來全國內陸沒有保税區，這次中央政府特批重慶搞了兩個保税區。
我們大體上解決了加工貿易必須解決的進項物流問題、出項物流問題和保税物流問題，重慶在模式上創造了三個物流的良好解決方案，使得重慶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裏，引進了惠普、宏碁、華碩、思科等世界級的筆記本電腦品牌商，下單在重慶生產筆記本電腦、台式電腦、打印機、通信設備、服務器、路由器等產品，同時我們又引進了富士康、廣達、英業達、緯創、仁寶、和碩等六家代工商，他們去年製造了全球92%的電腦，現在他們雲集重慶一起在做。另一方面這六家代工商所需要的零部件，現在已經有300多個零部件企業在重慶落户生產，到明年底預計會達到500個零部件廠，這樣就形成了80%零部件本地造的集羣。最終來説，我們現在形成的規模是1億枱筆記本電腦，差不多是世界筆記本電腦市場的1/3，然後再加上打印機、台式電腦、平板電腦和3G手機等等，我們總的今後會形成2億台件規模，也就是中國甚至是亞洲最大的一個電子產業基地。
這裏邊我們還有一個最愉快的收穫。原來説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其實除了銷售在外，還有零部件製造在外，另外還有一個銷售結算在外的問題。在筆記本電腦加工貿易中，品牌商從代工企業拿到了產品以後，在全球銷售，這個銷售是在世界範圍內的貿易，得到的是外匯，然後它支付給代工企業，支付給零部件廠商，支付給各種物流企業，也是外匯，是外匯對外匯結算的一個離岸結算。我們過去沿海地區1.5萬億的加工貿易，在中國沿海結算的就只有比例很小的勞動力，它真正的全球銷售結算1萬多億美元都不在中國，有5000多億在新加坡，3000億在香港，還有2000億在愛爾蘭，還有幾千億在東京、韓國和台北。對我們來説，最辛苦的活兒是我們在幹，但税都在外邊，所以怎麼把銷售結算的這一塊，服務貿易的這一塊能夠引回來，這是很重要的。
在這方面，我們和美國惠普，和台灣宏碁，和有關各種公司一起討論了這個問題，取得了他們支持，所以重慶的加工貿易現在很愉快的就是把上千億美元加工貿易的海外結算搬到了重慶，這樣我們就是結算在重慶，製造在重慶，零部件生產也在重慶，我們是三頭在內，一頭銷售在外。這就使加工貿易的“微笑曲線”，銷售結算、零部件製造和總裝，全流程都留在重慶了。所以我們這個加工貿易的模式，不管是解決進項物流、出項物流和保税物流“三個流”的模式，還是微笑曲線“三個端”都留在中國的模式，我覺得都是國家的核心利益，都是比較好的。
阮次山：這個結算是以人民幣計價還是用美金計價？
黃奇帆：不用人民幣，就是美元，美元對美元。這是個離岸金融結算，這個裏邊又涉及到中國的外匯管理。在我們中國，外匯管理方面以前有一個制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任何自然人和法人不得從事離岸金融結算。這個制度不修改，就使得我們無法做離岸金融。所以我們重慶政府和外管局有關方面商量，建議把這個制度修改了。國家相關制度改革一小步，地方經濟貿易發展一大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革。再者，這個加工貿易的離岸金融結算，並沒有外匯和人民幣發生兑付，我們國家過去人民幣和外匯如果有實物貿易發生結算的話，每一單業務，海關和外管局要求填十幾張報表，很複雜。如果你為5000萬噸鐵礦石進口填十幾張報表，你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每天有幾十單業務過來，加工貿易的單子，一般一天就是幾十單來了，三天以後產品都要運出去了，如果很複雜地辦手續，那也不行。所以我們現在的結算方式，是和香港、新加坡完全一模一樣的，這樣就使得我們中國的外匯管理結算的制度，滿足了跨國公司的結算交易需求。
阮次山：謝謝黃市長過去兩天對重慶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的很多“絕活”做了詳細的分析，很多企業家看了以後可能會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不到重慶來發展企業，可能會是一個“罪過”。
(記者 何清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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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