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集體協商被指“看上去很美” 談判難對等

◎由於勞資雙方信息不對稱，工人們談判時拿不出財務數據，成了談判中的一塊“短板”。企業作為資方，不僅掌握了資產、管理、信息，連企業的工會主席、工會委員都由其發工資，因此在集體協商中很難對等談判。

◎現行的法律雖然規定了工會組織有代表勞動者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卻沒有明確規定企業方不進行集體談判應當承擔的責任。這就使得工會組織在開展集體談判時缺少同企業抗衡的手段。

“富士康事件”、“南海本田事件”之後，我省勞動關係問題浮出水面，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據統計，廣東的勞動用工量長期居全國首位，每年處置勞動爭議和勞動監察的案件數量也處於全國前列。隨着社會經濟轉型，勞資糾紛中集體訴求的案件明顯增多，2010年全省勞動關係突發事件平均涉及人數上升幅度高達20.87%，案件涉及到工資糾紛的比例高達76.5%。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適用，是普通勞動者實現“漲工資”願望的法定程序，也是建立和諧勞資關係的有效途徑。

在廣東省總工會巡視員孔祥鴻看來，目前是廣東推進工資集體協商的最好時期。他的理由有兩個：一是勞動力供求關係已發生了變化，缺工讓資方不得不考慮與工人協商談判。二是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工人待遇已是一種趨勢。

在經濟發達的珠三角，近十年來經濟迅猛發展，企業平均發展水平超過10%。應該説，這就為工資協商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為何工人工資的提高依然困難重重？記者就此展開調查。

漲工資，富士康做不了主？

富士康的國際客户在下訂單之前，已經把所有的成本都算得清清楚楚，他們參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計算人工成本

工資集體協商的核心內容是企業效益與職工工資掛鈎，通過勞資雙方平等協商，使職工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益增長相適應。然而記者在調查中卻發現，一些企業以成本提高企業經營困難為藉口拒絕工資協商。

記者在廣州花都採訪時，不少企業老闆談到給工人加薪就一臉苦相。他們説：“要我漲工資就是要我的命，我只好關門走人。”

一家手袋廠老闆大倒苦水：工廠靠給別人做代工生存，一個手袋只能賺3元加工費，再漲工資就撐不下去。這個老闆説，工廠每天至少要生產600個手袋才能保本，每個工人月工資1500元，眼下開工不足，每個手袋生產的人力成本已超過預算，工廠處在虧本邊緣。

佛山市紡織行業協會秘書長吳浩亮説，今年以來，原材料價格劇烈波動，佛山紡織企業出現困難，多項成本上升，利潤縮水明顯。“我們希望企業給工人加工資，但僅有少數效益還過得去的企業加了”。

但也有不少工人告訴記者，有些企業老闆“心太黑”，效益好也不給工人漲工資，工廠明明是賺錢的，卻硬説是虧本的。甚至不少企業主認為，漲不漲工資與工人沒有多少關係。“因為辦廠資金是我出的，投資風險是我扛的”。

記者在調查中還發現，一些外資企業效益非常好，管理人員也不隱瞞利潤，但也無奈地表示：給工人加薪很難。因為是代工，當外商把生產地點定在珠三角時，所有成本都是找“精算師”作了準確的預算，他們覺得“有所為”才下訂單的。

例如，深圳市總工會曾向富士康發出集體談判的要約，但富士康對工資增長一直避而不談。該公司一名負責人表示，富士康的國際客户在下訂單之前，已經把所有的成本都算得清清楚楚，他們參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計算人工成本。漲工資，富士康做不了主。

廣東勝倫律師事務所主任肖勝方律師説，以已核算了人工成本為理由拒絕工資協商只是藉口，沒有誰能規定企業的利潤應該是多少。如果人力資源成本不能調整，但企業利潤是可調的，企業是可以作出一些讓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