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集體協商被指“看上去很美” 談判難對等
作者:方芳

◎由於勞資雙方信息不對稱,工人們談判時拿不出財務數據,成了談判中的一塊“短板”。企業作為資方,不僅掌握了資產、管理、信息,連企業的工會主席、工會委員都由其發工資,因此在集體協商中很難對等談判。
◎現行的法律雖然規定了工會組織有代表勞動者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卻沒有明確規定企業方不進行集體談判應當承擔的責任。這就使得工會組織在開展集體談判時缺少同企業抗衡的手段。
“富士康事件”、“南海本田事件”之後,我省勞動關係問題浮出水面,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據統計,廣東的勞動用工量長期居全國首位,每年處置勞動爭議和勞動監察的案件數量也處於全國前列。隨着社會經濟轉型,勞資糾紛中集體訴求的案件明顯增多,2010年全省勞動關係突發事件平均涉及人數上升幅度高達20.87%,案件涉及到工資糾紛的比例高達76.5%。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適用,是普通勞動者實現“漲工資”願望的法定程序,也是建立和諧勞資關係的有效途徑。
在廣東省總工會巡視員孔祥鴻看來,目前是廣東推進工資集體協商的最好時期。他的理由有兩個:一是勞動力供求關係已發生了變化,缺工讓資方不得不考慮與工人協商談判。二是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工人待遇已是一種趨勢。
在經濟發達的珠三角,近十年來經濟迅猛發展,企業平均發展水平超過10%。應該説,這就為工資協商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為何工人工資的提高依然困難重重?記者就此展開調查。
漲工資,富士康做不了主?
富士康的國際客户在下訂單之前,已經把所有的成本都算得清清楚楚,他們參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計算人工成本
工資集體協商的核心內容是企業效益與職工工資掛鈎,通過勞資雙方平等協商,使職工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益增長相適應。然而記者在調查中卻發現,一些企業以成本提高企業經營困難為藉口拒絕工資協商。
記者在廣州花都採訪時,不少企業老闆談到給工人加薪就一臉苦相。他們説:“要我漲工資就是要我的命,我只好關門走人。”
一家手袋廠老闆大倒苦水:工廠靠給別人做代工生存,一個手袋只能賺3元加工費,再漲工資就撐不下去。這個老闆説,工廠每天至少要生產600個手袋才能保本,每個工人月工資1500元,眼下開工不足,每個手袋生產的人力成本已超過預算,工廠處在虧本邊緣。
佛山市紡織行業協會秘書長吳浩亮説,今年以來,原材料價格劇烈波動,佛山紡織企業出現困難,多項成本上升,利潤縮水明顯。“我們希望企業給工人加工資,但僅有少數效益還過得去的企業加了”。
但也有不少工人告訴記者,有些企業老闆“心太黑”,效益好也不給工人漲工資,工廠明明是賺錢的,卻硬説是虧本的。甚至不少企業主認為,漲不漲工資與工人沒有多少關係。“因為辦廠資金是我出的,投資風險是我扛的”。
記者在調查中還發現,一些外資企業效益非常好,管理人員也不隱瞞利潤,但也無奈地表示:給工人加薪很難。因為是代工,當外商把生產地點定在珠三角時,所有成本都是找“精算師”作了準確的預算,他們覺得“有所為”才下訂單的。
例如,深圳市總工會曾向富士康發出集體談判的要約,但富士康對工資增長一直避而不談。該公司一名負責人表示,富士康的國際客户在下訂單之前,已經把所有的成本都算得清清楚楚,他們參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計算人工成本。漲工資,富士康做不了主。
廣東勝倫律師事務所主任肖勝方律師説,以已核算了人工成本為理由拒絕工資協商只是藉口,沒有誰能規定企業的利潤應該是多少。如果人力資源成本不能調整,但企業利潤是可調的,企業是可以作出一些讓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