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得“熬”過外交“尷尬”期

伊朗問題面臨國際攤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最新報告指責伊朗核技術仍未脱離發展核武器的方向。西方輿論要求進一步懲罰伊朗的呼聲很高，更嚴厲的制裁動議不可避免，西方使出軍事打擊也並非無可能。中國外交再將面臨困難選擇。

如果有人説這是中國外交的“尷尬”，大概算不上很離譜。中國外交官又到了被迫格外“字斟句酌”的時候。這種很難採取絕對支持或反對態度的困境，幾乎成了冷戰後每遇國際嚴重衝突時中國處境的常態。中國能擺脱這個很不舒服的位置嗎？中國能否像很多國家那樣，每次都有鮮明的立場，併為捍衞這個立場採取堅決行動？

大概很難。因為現在的外交處境是由中國的雙重國家身份決定的，只要雙重國家身份不改變，中國的外交“尷尬”就很難擺脱。

中國有兩個雙重國家身份。第一是中國既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很重，具體現實利益必須優先考慮；同時中國又已是“大國俱樂部中的一員”，大國需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外界對中國的期待越來越多。

第二個雙重身份是，中國既是政治體制、意識形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國家，又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奉行市場經濟、與西方高度合作的國家，這決定了中國經常會與西方國家發生觀點及立場上的分歧，但由於西方的全面強勢，中國不可能同西方處處“對着幹”，這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中國的“尷尬”是現實的，本應可以理解。西方對中國的一些兩難選擇也很清楚。像在伊朗問題上，一方面中國反對核擴散的態度是清晰、堅決的。但同時中國對伊朗的石油依賴高於西方國家，而且中國和伊朗同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對伊朗的態度不可能像西方那樣嚴厲。

但對中國的體諒不可能成為西方制定政策時的考慮，相反，迫使中國做出與西方一致的選擇，或者把中國的兩難選擇説成中國“道德的虛偽”，是西方每次向中國施壓的實際情形。

走向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位置的中國，其外交態度的影響力在增加，吸引的關注和受到的鉗制也都更多，因此“外交尷尬”有時會更突出。中國沒有超越這些問題的捷徑，也沒有可以套用到不同複雜場合的行為公式。

中國公眾應當有能力理解國家在世界上所處的艱難位置，並一起承擔這個時期不可避免的一些挫折。當兩難選擇出現的時候，任何選擇都意味着一定的利益損失，在這個時候對外交效果的過度苛求，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中國崛起不是一路高歌猛進的過程，這個世界願意分享中國成就喜悦的國家，註定不會像我們期待的那麼多。我們的進步和彆彆扭扭的環境會有很長時間的交錯。但我們所説的外交“尷尬”，不會永遠伴隨中國。它們是一個階段特有的。中國得“熬”過去。其實能用“熬”來對待撲面而來的複雜環境，這已是一種強大。

責任編輯：齊瀟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