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公家服務成少數官員逃避非法徵地刑責理由

徵地制度是我國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濫用徵地制度的現象。

國土資源部黨組成員、國家土地副總督察甘藏春近日公開表示，當前徵地矛盾增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漠視徵地法律程序，造成耕地快速減少，犧牲農民利益。

對於當前我國徵地制度存在的問題以及未來變革的方向，《法制日報》記者採訪了有關專家。

徵地過程中農民權益受損

甘藏春指出，中國徵地制度設計是與發展戰略相適應的，沒有這個制度，就很難解釋經濟高速增長，解釋快速城鎮化、工業化進程。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不可逆轉，只會加快不會推遲，但土地政策、土地立法重點要轉向減少耕地過多過快流失，轉向維護農民土地合法權益。

“我國徵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在農地城鎮化過程中，造成農村城市化進程滯後，造成大量‘偽城市化’農民。面對日趨複雜的徵地矛盾，制度改革完善的重點應該放在保護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上，讓被徵地農民分享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成果。”甘藏春説。

記者瞭解到，去年年底，全國20多個省市進行的一場讓農民“上樓”行動曾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被認為是現行徵地制度弊端的集中體現。

被曝光的農民“被上樓”的地區目標相同：將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用增加的耕地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他們共同的政策依據是，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

據瞭解，“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政策本意是推進城鄉建設用地的節約、集約利用，然而這場所謂以政策為依據的“上樓”行動，目前被指是曲解國家政策，為地方土地財政所驅動，正演繹為違背農民利益、以地生財的新途徑。

“政策設計理念及出發點是好的，不過，國土資源部部長兼任國家土地總督察徐紹史也表示這個政策在操作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土地管理系博士張遠索説，他曾對北京郊區某村的153户不願搬遷的家庭做了一份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一半的家庭是因為擔心搬遷後利益受損而拒絕搬遷。

有關專家對於農民“被上樓”的評價與“偽城市化”的説法不謀而合。

“‘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一些法律問題。將農民集中起來創造一個大規模的村莊，這種‘適度城市化’改變了農民原來的生活生產方式，這種強制性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據。這種強行的以‘城市化’為名的集中，不是正常的‘增減’。政策中明確的‘增減’，只是為了給土地規劃上的農業用地提供週轉空間，並不意味可以讓農民強行搬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認為，如果要搬遷就應當以徵地拆遷的方式來處理。

徵地背後的制度缺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徐小青認為，現行徵地制度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是徵地範圍過寬，二是補償標準過低”。

按照我國土地管理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

國土資源部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對《法制日報》記者説，法律雖然規定為了“公共利益”可以徵地，但法律和實踐中尚未明確界定“公共利益”的界限，導致實際上各類建設均通過動用徵地權解決用地需求，造成土地徵收權行使範圍擴大、徵地規模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