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談蘇聯解體20年：主動把握歷史的未來

12月25日，蘇聯解體整整20年。

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鐮刀錘頭的紅旗在克里姆林宮上空悄然滑落，不僅割斷了一個大國苦難輝煌交織的歷史，也將世界推入“單極時代”。

“共產主義失敗了”，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最後一種統治形式”。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一時間成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導哲學思維。

如果説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國際關係史也是國家史。世界風雲變幻，中國人有自己的觀照。

對照1991年和2011年，我們找到這樣兩個“交集”：

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消失，西亞北非地區陷入動盪。儘管兩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尋“傳導效應”的目光沒有變，把禍水引向中國的邪念也沒有變。

意識形態對立進一步凸顯。

無論是當年熱炒的“中國崩潰論”，還是今天的“不可持續論”，其最終指向都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干擾中國發展環境、壓縮中國戰略空間的小動作並未停歇。如果説有什麼不同，不過是花樣翻新而已。

蘇聯解體是一面鏡子，為我們觀察國際關係走勢，思考國家發展道路和人類社會歷史演進，提供了一個不尋常的視角。

解讀中國的發展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以西方設定的“終極目標”為框架，硬套中國活生生的現實。20年來，這一框架下的論調形形色色，大都曇花一現。一些西方人帶着希望與躁動觀察中國，總是為中國發展進程沒有按照他們預設的道路前行而失望。

西方的框架遠離中國的現實，輿論對有關中國的悲觀預測也越來越淡漠。但是，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在希望與失望的交替反覆中折騰下去。在他們眼裏，停止折騰意味着放棄炫耀西方模式的優越感，放棄宣揚西方道路的理想和責任。

理解中國發展的另一種方式，可以從中國為什麼沒有走蘇聯老路、沒有發生西方所期待的變化入手。

中國的穩定發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換來的。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沒有聽信別人的誤導，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中走出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週年。為了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的改革力度遠遠超過世界貿易組織其他成員國。改革是痛苦的，也是值得的。改革的收益終將高於付出的成本。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實實在在地嚐到了這個道理的甜頭。

只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不斷進步，才能破解發展進程中的難題。“改則進，不改則退”的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它既是一種執政理念，也是中國面向未來的一種生存方式。中國的體制優勢將在改革進程中得到充分發揮。

中國的發展實踐證明，歷史終結論不過是西方編織的一道夢幻彩虹。而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以及“單線性發展”模式，則是陳舊歷史哲學思維的新變種。

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新時期，發展道路的選擇變得更加複雜，也更加多樣。

新舊體制轉型過程中問題不斷出現，制度創新的需求空前突出。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有體制難以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訴求。

在西亞北非，求變革造成劇烈動盪；在西方國家，體制調整滯後引發嚴重不安。各國遇到的麻煩，背後大都有國際國內因素的交織作用。國際與國內因素從未像現在這樣密切互動。

世界格局呈現出向多極轉變的趨勢。多極並非只意味着新興大國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興大國的發展路徑多樣化。沒有發展路徑的多樣化，也不可能出現新興大國羣體性崛起。

這種羣體性崛起呈現出一種扇形的開放結構，沒有人能夠預測這個扇面打開後會有多麼寬闊。寬闊的扇面必然會給發展路徑、改革方式創造更多的選擇可能。

一個國家的穩定發展，取決於能否通過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徑。而尋找這個路徑的主動性越強，折騰與反覆就會越少。

西亞北非動盪是蘇聯解體以來又一波多國羣體劇變。有西方人士斷定，這是全球尋求民主自由進程的延續。其言外之意，這個進程還沒有結束。

和蘇聯解體時不一樣的是，面對西亞北非變局，西方政治家和學者較少表現出驚喜，一些人還有明顯的壓力感。

革命時不需要太多複雜的選擇，或許只要有一腔熱血，就會痛痛快快地走向戰場。但是，總有一天要回到發展路徑的選擇上來，這個過程誰也繞不過去，而且越是想繞開就越是會麻煩纏身。

西亞北非國家的局勢演變，取決於內部各種力量的整合與協調，取決於能否在保持國家穩定前提下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西方國家仍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佔據優勢，這讓它們有實力對西亞北非國家發展進程施加自己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施加這種影響的強烈意願。

探討西亞北非局勢走向，更大的擔心也來自於此。在西方影響力的擠壓下，一些國家在發展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參照。

人們不會忘記，前蘇聯地區國家在尋找發展路徑時也走過一段彎路，經歷過“照搬”的痛苦。原因之一，就是在如何應對外部影響問題上沒有保持清醒頭腦，受到西方“導演”的蠱惑。

西亞北非動盪的背後，同樣有西方導演的身影。一些時候，導演甚至藉助戰爭手段走到了前台。現實表明，西方在自身力量和影響力受到削弱情況下，就越是要拼力維護在發展路徑選擇問題上的主導地位。

走什麼路，怎麼走，不只需要勇氣，還需要耐心與智慧。西亞北非國家對發展路徑的選擇難度很大，不穩定局面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今年，西方國家同樣遭遇體制方面的嚴峻挑戰。

歐洲債務危機，美國減赤之爭，倫敦騷亂、佔領華爾街運動……西方國家政治經濟體制出了毛病，這已經是明擺着的事。

美國的體制危機，首先在於它擔當“世界警察”的負擔；其次，虛擬經濟遠離實體經濟，寄生性越來越嚴重；第三，參與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在國內分配嚴重不均，加劇了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第四，兩黨政治被選票左右，致使白宮決策力和執行力越來越弱。

弗朗西斯福山今年出版了一本新著，書名為《政治秩序的各種起源》。福山在書中這樣寫道，“當政治體制不能很好地適應改變了的環境，政治衰敗就會出現。”他預言美國政治制度的適應性有可能遇到一場“重大檢測”。

美國仍然是實力最強大的國家，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領頭羊”。美國能否找到足夠的變革勇氣，能否較為順利地通過這場“重大檢測”，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歐洲制度調整的考驗一點也不比美國小，其艱難程度甚至可以用“史無前例”一詞來形容。

這不只是用多少鈔票去支撐即將倒下的幾張“多米諾骨牌”，而是歐洲一體化的列車能否繼續前行的抉擇。

歐盟由民族國家組成共同體的“大試驗”已經步入一個關鍵點。設立共同遵守的嚴格財政紀律是一回事，而讓成員國更嚴格地遵守這個財政紀律，以及成員國持續遵守而不至於被開除出去，才是解決當前問題的難度所在。

體制變革意味着利益的讓渡，這對一個由不同民族國家組成的共同體來説，將是異常艱難的。如果德國人和法國人不能把希臘人當作和自己一樣的歐洲人，那麼貨幣的統一乃至政治經濟聯盟就無法獲得堅實的基礎。

痛苦的身份轉變似乎已經開始。從某種角度看，它同樣也是發展路徑的選擇。儘管選擇的層面不同，但難度可能並不比西亞北非國家小。

大試驗如何進行下去？會不會半途而廢或是開倒車？大多數歐洲人將帶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2012年。

2011年留下太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當轉型成為趨勢，發展成為必然，改革就是成功的基礎。

改革決定着一個國家對自身命運的選擇。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以來沒有實施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雖然有過一些修修補補，最後還是走進了死衚衕。

在痛失改革機遇方面，西亞北非國家也有類似的教訓。

西亞北非的現實再次證明，發展問題無法通過暴力革命來解決。最終還是要回到以穩定求發展、以發展促穩定的路徑上來。

持續穩定的發展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俄羅斯人創造了一種風靡一時的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改革如同移除不斷積累的方塊，它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中應當是永恆的。

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避免危機、保持穩定需要不斷進取。從這個意義上看，轉型目標的實現，不僅意味着要堅持走自己的路，同樣意味着要有創新的智慧與改革的勇氣。

強化憂患意識，清醒面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非但不會影響一個社會的發展，還將催生變革的動力，幫助一個社會在解決矛盾與問題的過程中健康前行。

中國過去30多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中國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責任編輯：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