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部分從業者失去底線致公眾面臨道德焦慮

拿出經濟發展的“成績單”，中國風頭一時無兩：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10年來增長近13倍，財政收入年均增幅近20%，人均GDP達4400美元。全球經濟一片肅殺，中國個人或家庭資產超10億美元的富豪卻飛躍至146人，專家説，明年中國還將成為世界奢侈品消費第一大國。

但是，普通人的幸福感並沒有因掙錢而改善。今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顯示，僅有12%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美滿。一些忙完掙錢的中國人環顧四周，開始追問：為什麼竟有人只顧自己的利益，丟了良心？

名牌牛奶中出現致癌物；地溝油上餐桌；有農民把 “瘦肉精豬”賣給全國最大的“屠户”，端上家家户户的餐桌；一些醫生“推銷”檢查、手術和高價藥；醫患矛盾頻發，有病人揮刀砍向救治自己的女醫生……

“良心”或道德之辭，以前只用來拷問市場中的“部分無良奸商”，現在卻因和每個人的利益相關，而引發了難以迴避的公共焦慮——人們每天都要吃飯，永遠不能避免病痛、變故和老去。市場經濟飛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中國的面貌越來越光鮮，很多人卻回味起多年前的“樸素心境”：那個温暖良善、合作共生的世道去了哪裏，為什麼很多行業的從業者都失去了道德底線？

經濟發展必然導致職業倫理的滑坡嗎？

温家寶總理今年也多次提到道德。他説，當前文化建設特別是道德文化建設，同經濟發展相比仍然是一條短腿。近年來相繼發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

為何人們對道德底線失去敬畏

“瘦肉精”陰魂不散，今年3月再一次“發威”，這次涉事的是“中國最大的肉類加工基地”雙匯公司。至此，人們才從養殖業專家那裏知道，在國內使用“瘦肉精”是行業潛規則，其蹤跡絕不止於雙匯，產銷鏈更是遍佈全國各地。

利益驅動是農户給豬打“藥”的根本原因。瀋陽“心連心”養豬合作社秘書長郭勐告訴中國青年報(微博)記者，品種、飼料的蛋白水平和良好的餵養方法是提高豬瘦肉率的正道，但很多養殖户不捨得花錢買好的豬種，只飼養當地的土豬，靠出欄前“吃藥”——腎上腺類神經興奮劑，讓其“健美”——這樣的豬屠宰後脂肪層極薄，瘦肉豐滿，肉色鮮紅，能達到屠宰場標準，賣上好價錢。

而“瘦肉精”還不是豬吃進去的唯一的“料”。中國青年報記者從一些養豬從業者、飼料供應商和專家那裏瞭解到，重金屬和抗生素也是豬糧中不能缺少的“配料”。

吉林省商務部門一位幹部告訴本報記者，他去農村調研時看見，農民屋後養兩隻豬、種一畦菜，自家吃，豬欄裏的幾十頭豬“是用來賣的，自己不吃”。

為何農民心知不該，還昧着良心給豬喂“藥”？

在一位熟悉中國農村的北大法學學者看來，某種程度上，這與城市化帶來的人的“陌生化”有關。在物資匱乏，物流不暢的年代，豬的宰殺、售賣最多輻射一村一鎮，真要出了問題，很快會受到懲罰。在不正當的利益與嚴重的社交後果面前，農民自然不會，也不敢昧着良心掙錢。

然而，迅速擴大的產業鏈和相關產業政策讓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距離被拉遠了。目前我國實行“定點屠宰”政策，只有部分獲得市場準入的屠宰場可以宰豬。一位養豬人士告訴記者，屠宰企業由此控制了市場話語權。他們通過加工、分裝、熱鏈等程序獲取利潤並迅速擴張，這類企業跨市、跨省甚至跨國銷售，在擴張市場的過程中“跑馬圈地”，僅通過豬販子蒐羅豬源。在這個過程中，全鏈條可追溯體系沒有跟上，養殖者和消費者也幾乎不可能見面。

上述法學人士表示，當責任無法追溯、生產者也難以與消費者對接的“陌生化”情境中，實實在在的利益驅動力顯然大於虛無縹緲的“良心”，“農民會想，家家都這麼掙的錢，我幹嗎閒操心？”

喂“藥”的農民只是食品安全問題鏈條上的最後一環。在諸如“瘦肉精”等高科技含量的非法添加物鏈條上，如果沒有研究者、製造者、銷售者等一系列專業人員，使用者“想掙錢也沒機會”。但相應的監管和懲罰機制長期沒有跟上市場闊步前行，導致這一系列“昧着良心”的行為沒有責任，沒有底線，沒有敬畏。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者薛兆豐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卸責、偷工減料、做手腳或者敲竹槓等行為，不是一個民族的劣根性，而是所有人類交易中都難以迴避的。

在經濟學最經典的交易成本理論中，人們為讓交易行為避免此類障礙，設置了多種約束、監督和懲罰機制，稱為交易成本。一項上世紀70年代的研究就表明，由於專業化與分工的發展，美國經濟整體交易成本在一個世紀之中上升了一倍，佔GNP(國民生產總值)的46.66%。

“瘦肉精”事件後人們才發現，當經濟發展帶來的專業化和分工化遍地開花之時，社會為食品安全付出交易成本還顯得微薄：當初雙匯號稱“十八道檢驗”可以讓消費者“十八個放心”，結果這些檢驗中根本無法檢測單一品種的“瘦肉精”；有的地方“生豬尿檢”就是“走過場”，有的“尿檢”甚至用人尿冒充，每頭豬花兩元就能買到三大證明；一位基層官員表示，多次食品安全“專項行動”轟轟烈烈，下面也會相應地落實並寫成詳細彙報，“其實下去轉一圈，小販們在裏面放了什麼，根本沒法查。”

新的利益機制必須再造

和食品安全鏈條相比，醫患之間的距離更近些。然而，這些面對面交流的人們無法同心協力。

醫患的共同敵人是病魔，本應並肩戰鬥，但現在雙方彼此對立，在醫療過程中不得不付出大量額外的成本：患者對病情毫無相關知識，只能依靠醫生，可他們擔心醫生只考慮掙錢，總給患者開“大檢查”、“大處方”，甚至不拿紅包就不好好幹活，於是他們帶着錄音機、攝像機去看病；醫生對患者本應全力以赴，但“醫鬧”“打人”這樣的事件屢屢發生，讓他們在診療過程中寧可顧及程序正確而不願承擔“盡全力”帶來的風險，“能爭取做到10分的，做到8分就行”。

“假設一台腫瘤手術切除到10分最完美，但創面較大、風險也大，切除到8分算是合格，那麼大多數醫生會選擇8分。”哈爾濱兒童醫院心胸外科醫生李清晨告訴本報記者，醫生給病人診療要權衡利弊風險，儘量保守形式，防止“合理而不合規”的現象發生。

他打比方説，如有患者面部多處受輕傷着急來診，按醫院規定，應由眼科大夫縫合眼部幾針，再由耳鼻喉科大夫縫合耳鼻喉的幾針，最後由口腔科大夫縫合口內幾針。在正常的中國大醫院裏，病人若將這三科大夫聚齊，最快需要一個小時。如果由一名口腔科大夫“順手”縫合所有傷口，只要10分鐘——這種“效率最優”、“全心全力為患者考慮”的情況看似和諧，可一旦發生糾紛，患者狀告醫院，醫院輸定了。

自保無過錯，這幾乎已是現在中國年輕醫生都熟悉的“規則”，但上海一名兒科老專家告訴本報記者，在他入行的年代幾乎沒有此類擔心，那時候家長帶着患兒半夜到醫院，新婚的年輕醫生也會從家裏趕來，全力以赴，毫無怨言。

醫療行業為何人心不古？

北京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國恩告訴本報記者，醫患矛盾從根本上説，是目前的醫療服務機制導致的。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羣體，應是為社會提供醫療服務的“社會人”，他們提供的是診斷和用藥建議的服務，這個服務的價格應由市場供需決定。然而，現在醫生服務費用“少得可憐”，他們從政府那兒拿少量的固定工資，其餘按項目，如開檢查、開藥的數量來收費。這導致雙方的利益永遠是衝突的——患者看病越貴，醫生拿錢越多。

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莊一強則指出，目前各級政府給公立醫院的錢，只佔醫院運營所需費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是靠醫院給自己發工資，“院長必須帶着醫生去掙錢，不然就要餓死。”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原司長朱幼棣最近更是直言，國際上僅有20%的藥品經由醫院賣出，而中國80%的藥品由醫院賣出。“醫生成了最大的藥販子。”

在劉國恩看來，每個人都是“經濟人”，當價格機制使得雙方利益衝突時，為各自考慮是本能動機。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僅靠倡導醫生加強道德修養，加強素質文明建設，是不符合常識的。“你可能改變一個醫生，但改變不了醫生羣體生存的根本機制。”

莊一強告訴本報記者，在美國和香港，病情是醫生決定給患者用藥的唯一標準，醫生羣體有合理、正當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個商學院學生和醫學院學生同時畢業，前者月收入1萬港元，後者收入至少3萬港元，一些大牌醫生的月薪可達到20萬或30萬港元。”在他看來，拿着這樣的薪水，沒有醫生會在意病人遞上來的紅包，病人如果想通過給錢向醫生“示好”，“根本給不起。”如果醫生收紅包或拿了藥品回扣，醫管局和廉政公署會介入調查，一旦證據確鑿，醫生將被吊銷執照並全行業通報。“如果香港醫生敢昧着良心幹事，違法成本太高。”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袁鍾則對本報記者表示，醫生、教師、科學家，是社會三個道德底線行業的從業者。作為醫生本應救死扶傷，但現在一些人對他們的信任正在崩潰。為了防止由此帶來的整個社會道德滑坡，新利益機制的再造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