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使公共空間有利於民主？ - 彭博社

Shutterstock過去幾年中的政治抗議顯然已經轉移到線上。你可以在Facebook上建立一個運動，通過Foursquare組織它，並在Instagram上記錄它。許多學者和媒體評論員對整個社交由Twitter驅動的革命在阿拉伯之春的直接影響下感到興奮。

但所有這些數字工具仍然沒有取代民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實際的、物理的公共空間。當然，憤怒的年輕埃及人在去年一月用智能手機和手機信號組織了自己。但他們仍然需要解放廣場。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解鎖區域規劃的隱藏力量，無論好壞對美國地方選舉官員的威脅正在上升，更多的工作人員選擇辭職倫敦的超級富豪逃離税收上升的威脅貝爾法斯特的中央車站為北愛爾蘭的公共交通創造了新時代政治學家約翰·帕金森，來自英國華威大學，走訪了全球11個國家的首都，試圖揭示這兩個具體和抽象概念之間的聯繫：公共空間和民主。

“民主對公共空間可能有什麼要求？”他問。“它是否有實施的物理要求？現代城市在這方面的表現如何？”

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在書籍 民主與公共空間：民主表現的物理場所中，提供了對廣場和公園的非常不同的看法，我們更常慶祝它們能夠容納遊客、節日和音樂會，而不是抗議。在訪問每個城市時，關注這些“民主空間”的可達性、大小、特徵和安全性，帕金森得出了這個令人驚訝的最佳和最差首都排名，以便向權力表達你的真實想法：

1. 柏林，德國2. 威靈頓，新西蘭3. 渥太華，加拿大4. 堪培拉，澳大利亞5. 華盛頓特區6. 香港7. 墨西哥城8. 倫敦，英格蘭9. 東京，日本10. 聖地亞哥/瓦爾帕萊索，智利11. 開普敦，南非

那麼，華盛頓在這個名單中處於中間位置，倫敦卻在底部，原因是什麼？華盛頓顯然有國家廣場的優勢。

“填滿國家廣場是一項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帕金森説。例如，參見 這個。許多其他首都的政治機構前的公共聚集空間相對較少。查特花園，位於香港立法會旁邊的主要廣場，最多可容納約5000人。“在香港，表達公眾不滿的物理規模要困難得多，”帕金森説。

但是華盛頓也有許多問題。首先，國家公園管理局、美國國會警察、地區警察局、特勤局等對廣場進行了嚴格的警戒……廣場雖然很大，但並不容易用於抗議（或者野餐，或者拍攝），而且實際上拍攝很困難（看看The Daily Show的傑森·瓊斯上週被一名騎着平衡車的威脅性警察趕走）。另一個重要的公共空間，國會大廈綜合體，對於想要與選舉代表交談而不是抗議他們的公民來説，也並不那麼容易進入。在911事件後的時代，你最好不要靠近國會大廈的實際台階。

帕金森建議，我們通過將這些地方變成安靜的旅遊景點，降低了它們的民主品質。

“許多城市投入大量精力將這些地方視為遺產地，作為國家世俗宗教的半神聖場所，”他説。“因此，人們應該以一種恭敬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地方。”

倫敦的問題稍有不同。帕金森説，在不太恭敬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希望這些民主空間是“莊重的”。在國會大廈對面的抗議與在權力機構前的抗議在象徵意義上是不同的。那麼倫敦有什麼呢？

“緊鄰議會的主要廣場，創意地被稱為議會廣場，實際上很小，”帕金森説。“它是一個環形交叉口，是一個交通島。真是可悲。”

在倫敦，任何真正規模的民主集會必須在海德公園舉行，帕金森感嘆道，“那裏的意象完全不同”（他補充説，乘地鐵去那裏也會花費很多錢，這也是個問題）。英國還有一項法律——名為嚴重有組織犯罪和警務法——規定了議會周圍一公里的安全區域。任何想要在邊界內示威的人必須獲得許可。而且他們常常被拒絕。

與此同時，我們的加拿大兄弟在這方面比華盛頓和倫敦要好得多。帕金森説，加拿大議會曾多次抵制加拿大皇家騎警關閉議會大樓外的通道。因此，如果你是一個想在議會門口行使抗議民主權利的加拿大人，你可以。事實上，你可以直接走進大樓，和代表們在專門為此目的保留的公共會議室會面。帕金森説，你甚至可以在國會山上結婚。

*“*你能想象給你在華盛頓的國會議員打電話説，‘嘿，我想舉辦婚禮’嗎？”帕金森説。“這在加拿大是可以的。這是一個公共建築。這是人民的建築，不是政治家的建築。而且這不是一個神聖的地方。這是一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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