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時語：美國“高考文化”的真實面相

【編者按】談起中外教育制度對比，國內輿論一直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的教育成本高，注重分數，扼殺孩子的天性，將孩子當做學習機器。反之，美國教育成本低廉，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強調快樂課堂，是教育的天堂。於是，家長費盡心思將孩子送去美國，或是為了教育全家移民。可是，許多人到了美國才發現，美國的教育資源分配與家庭財富完全成正比。在中國，教育可以致富；在美國，要養孩子先致富。此外，美國同樣注重分數，而且這種注重“分數”的文化甚至延伸到學校生活之外。於是許多移民轉而紛紛懷念國內的教育制度。當然，美國教育制度並非沒有長處，但學習長處，必須首先正確地認識美國教育，否則只能落個東施效顰的下場。

    中國“一考定終身”的高考，一直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和爭議的事物。這在具有“考試文化”傳統的東亞並不是孤立現象。例如，韓國的“高考文化”與中國相比毫不遜色，據《洛杉磯時報》報道，在韓國高考日的特定時間，居然全國機場停飛以免噪音干擾考生。然而，國內傳媒和社會輿論一直有一種一廂情願的觀點，認為在高等教育普及的美國，大學入學機會眾多，而且因為強調“綜合素質”，沒有像中國那樣慘烈的高考競爭壓力。這實在是對美國社會競爭的極大誤解。

SAT等分數仍是美國高考的核心

兩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精闢地總結：“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一觀察完全適用於高度商業化的美國社會：教育競爭是美國社會競爭的有機部分，其基本驅動機制也是經濟利益。一年多前，美國百年老刊《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題為《即便欠債也要上耶魯》的網上評論，引用了哈佛大學一項研究的調查數據圖表（見下圖）。

這一視圖清楚顯示美國大學排名與畢業生收入之間的強烈非線性關係：頭幾名名牌大學畢業生幾年後的平均年薪，超過排名第50的大學畢業生三分之二！將這一比例乘以幾十年的工齡，其差別更難以道計。其他大量調查數據也表明：一個學生未來的社會成功機會，與所上大學的名聲或排名次序高度相關。

在全球化和高科技革命的衝擊下，近一二十年來美國社會的一個重要演變，是藍領中產階級的衰落和消亡，大學教育日漸成為社會上升機會和中產階級地位的必要條件，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收入也逐漸高出只受到高中教育人士的雙倍。總之，美國社會成功的重要前提不僅是必須上大學，更是要爭取進入名列前茅的“重點大學”，尤其是在常春藤盟校代表的少數頂尖精英校園。這是前不久《虎媽戰歌》引起空前熱評的社會原因，也決定了美國大學入學競爭的激烈程度，決不亞於中國的高考競爭。

也許有人會問：“美國大學不是強調綜合素質嗎？”在白熱化的名校入學競爭中，學業成績以外的其他“素質”條件，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後面還會回到這個題目。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所謂“綜合素質”的衡量，無不帶有很大的主觀性，因而缺乏精確的可比性。美國文化特別注重“機會平等”，而學業成績常常是唯一可以客觀比較的量化數據。再進一步，由於各種政治和文化原因，近年來美國中小學教育出現了明顯的“分數膨脹”現象，再加上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地方自治”，沒有全國性的教育大綱，使得各地高中生的在校成績和分數缺乏橫向可比性。所謂“大學先修（AP）課程”和“國際學士課程（IB）”，雖然有標準考試，但是課程名目眾多，又往往限於“重點中學”。全國數理化和其他學業“奧賽”優勝者，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這使得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和AC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這兩種標準化“高考”的分數，成為美國大學入學評審過程中最具可比性和客觀性的量化數據。

還有一個無奈的具體因素，這便是“綜合素質”的衡量不僅主觀，也是必須根據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個別審查的高度人力化過程。美國沒有“統一招生”，高中畢業生一般申請至少六所大學（兩家“高攀”，兩家“門當户對”，兩家“俯就”保底），申請十幾甚至幾十所大學的比比皆是。這使得每家大學招生辦都必須在不超過3個月（每年1月初到3月底）的過程中，審查成千上萬甚至數萬名申請人（去年加州伯克萊大學的申請人數超過5萬）並做出錄取決定。除了常春藤代表的數十所頂尖私立名校，美國絕大多數大學，尤其是不斷面臨經費削減的州立大學，普遍缺乏充足的招生預算和人力，來從事衡量“綜合素質”的詳盡個人化審查，而不得不借助電腦來批量處理入學申請。這使得標準化高考分數成為最重要的評價條件，既保證公平又杜絕“後門”。

説到底，即便哈佛、耶魯等常春藤名校，本身畢竟是教育機構，學生在校期間還是“以學為主”。另外，美國大學排名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畢業率，例如哈佛大學本科生的畢業率高達97%以上，而州立大學常常低於50%。常春藤校園裏的課業競爭實際上十分激烈，學業欠佳的“特招生”被迫停學和退學的情形並不少見，在學習和其他壓力下自殺者也時有所聞（麻州理工學院新生入學後校園“學習班”的一個首要題目就是“預防自殺”）。常春藤申請人入學後是否經得起大學四年的學業考驗，而不至於半途而廢，是招生辦的首要考慮。因為如果半途而廢既浪費寶貴的名額資源，又損害常春藤名校引以自豪的本科生畢業率，行內人的大致説法是，即便名牌大學，錄取決定有三分之二取決於申請人的學業成績。

圍繞分數的“高考文化”同樣深入影響美國社會

在這種種因素的影響之下，美國社會圍繞SAT等標準化入學考試的“高考文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可以説超過了中國。以廣度為例，美國大學教育遠比中國普及，“高考”觸及的社會層面自然超過了中國。例子是2006年8月底，美國高校理事會宣佈：自從2005年3 月SAT 考試改型以來，英語閲讀和數學兩門的全國平均成績出現31 年來最大的下滑，總共達7 分之多。這馬上成為美國的轟動新聞。所有傳媒連篇累牘報道不論，我當時在互聯網Google搜索引擎上以SAT 和drop（下降）作關鍵詞，居然獲得近5000萬條消息，稱之為鋪天蓋地決不過分。

至於深度，前些時候紐約長島地區高考作弊案東窗事發後，紐約州參議院高教委員會主席Kenneth LaValle如此強調此案的嚴重性：“（SAT考試）決定考生未來的人生路程。”這與中國的“一考定終身”説法何其相似。

更有甚者，除了少數“狀元”和“榜眼”事後炫耀，中國考生進了大學之後，大多不會再回顧他們的高考分數。但是在美國，SAT分數除了決定你上哪所大學，還會繼續伴隨考生大半輩子。這是因為在美國最高法院幾十年前的一項判例之後，美國企業在招聘員工時，無法再使用智力測驗來篩選求職者。SAT考試最早是哈佛大學招生辦作為某種IQ測驗引進的，以致今天被美國企業的人事部門普遍看成是智力測驗的替代品。在大學畢業後相當時期內，SAT考分仍然會是求職申請時必須提供的材料。

每所大學申請入學學生和最後錄取者的SAT 平均成績，不僅是大學排名的重要指標，華爾街證券評估公司還以此來評定大學的籌款信譽等級。SAT 成績不僅是學生和父母一家一户的關心，還關係到整個社區的集體利益：一個社區的SAT 平均成績，與當地的房地產價格息息相關。SAT 平均成績高，反映本地中學的教育質量高，社區的房產便會供不應求，價格自然上升。而SAT 平均成績一旦開始下滑，就會引起本區居民遷出大於遷進的情況，而導致房產價格的下跌。

SAT分數還以其他各種方式浮現於美國社會。例如中小學教育質量下降，是美國近幾十年來的社會痼疾。《紐約時報》新近就中小學教師收入水平與教學質量關係展開討論，引用的一項研究，便是將中小學教師的工資與具有相似SAT平均分數的其他知識產業的從業者比較，而得出在計入假期和退休福利等福利因素之後，美國教師已經“超收”50%、實際“高價低產”的結論。

從最廣義的角度，由於名牌大學強調的“綜合素質”，美國的“高考文化”並不侷限於圍繞SAT等標準化考試，而涵蓋到入學條件的各個方面。大致説來，除了學業成績，影響錄取決定的其他兩大要素是課外活動成就和所謂“個人素質”。

課外活動可以粗略歸納為以下幾個大類：校內和校外社會組織和活動、非學業的比賽活動和創作成就（辯論演講、音樂和舞台表演、美術、寫作等）、打工和創業、社會義工、體育運動。衡量標準大致分成中學校級、市縣、州省、全國乃至國際等四大等級。個人素質標準最為虛無縹緲，評分三大主要依據是學校報告和推薦信、入學申請作文和申請面談報告。

雖然與眾多州立大學相比，十數傢俬立名牌大學每年招生總數十分有限，後者卻是美國大學入學競爭的重中之重，以致HYPSM（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丹福、麻省理工五所頂尖大學的首字母縮寫）是所有美國優秀高中生耳熟能詳、夢寐以求的最高目標，以哈佛大學為首的常春藤盟校的入學標準一直主導了美國的“高考文化”。如上所述，課外活動成就和個人素質評分比重雖然一般只佔錄取決定的三分之一，但是因為高度激化的入學競爭，在尖子生尤其學業優秀的華裔亞裔中，後兩個要素常常是申請名校成敗的關鍵所在，因而也是美國“高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中國的“高復”產業一樣，美國“高考文化”不僅催生了年產值達數十億美元的“高復”行業（“高復”一詞這裏指的是“高考複習”以及其他種種升學輔導和“惡補”行業），更刺激了這一行業的飛躍發展。以總部在紐約的卡普蘭公司為例：1994 年收入僅800萬美元，2004 年度已經超過11 億美元，十年增長了1400％！在互聯網衝擊下，美國傳統報紙紛紛面臨經濟困難，而《華盛頓郵報》卻持續盈餘，重要原因便是《郵報》集團擁有卡普蘭公司這隻下金蛋的母雞。卡普蘭公司紐約區SAT 備考課程集體班起點學費（12堂課）是2099美元，SAT 強化個人輔導班收費早就超過6000美元。

因為名牌大學注重“綜合素質”，考分之外綜合升學輔導的諮詢服務也蓬勃發展。據《紐約時報》稱，到2008 年，美國全國此類私人“升學顧問”已經有四五千人之多。從事這一行業的大都是退職和退休的前大學招生辦資深人員，其諮詢輔導可以有點石成金、四兩撥千斤的奇效，從幾百美元一小時的簡單諮詢，到開價3 萬美元以上的“豪華版”，只要有錢，任君選擇。

美國“高考文化”之怪現狀

“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市場活動之外，美國“高考文化”的另一層面是個人行為反應，從而產生許多可以稱之為“美國儒林外史”的趣聞。以下簡單介紹若干事例。

其一是赤裸裸的“高考”作弊，以數月前曝光的紐約長島SAT和ACT考試“槍手”代考案為代表，報載槍手代考SAT的價格是2500到3500美元，決不是下層家庭付得起的金額。已經披露的某槍手代考SAT分數是2140到2220分（滿分2400），相當於頂尖1%-3%考生成績。這不僅足以進入美國排名前二十的大學，只要其他條件過得去，甚至也有進入常春藤名校的機會（普林斯頓大學有25%錄取生SAT分數不超過2100）。

其二是中學“狀元”引發的“天價”官司。高中成績排名是大學入學申請的重要指標，畢業班平均分數最高的學生獲得的“ 校元（valedictorian）”桂冠，成為全校逐鹿的對象，而且競爭迅速超出了中學校園，而上升到公共輿論、傳媒界、學區董事會，一直到對簿法院公堂。最出格的是2003年新澤西州穆爾斯鎮（Moorestown）高中一位畢業生起訴當地學區董事會，因為她平均成績領先第二名0.0055 分，卻仍然“屈居”並列校元之一。她不僅要求成為唯一的校元，而且還開出了20 萬美元的“損失賠償”和超過20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賬單。她最後居然勝訴，還獲賠6萬美元。得不償失的是哈佛大學原來已經錄取了她，但是這樁官司使得她成了名人，於是有人揭露她作為課外活動成就、早先在本地報紙上發表的多篇文章來自抄襲，哈佛因而取消了她的入學資格。

其三是《華盛頓郵報》報道的“高考移民”實例。事主是個華人女孩，原來在新澤西州亞裔眾多的一所重點公立中學，在200多名同年級學生中排到前40 名之外，名校希望渺茫。父母因此不惜鉅款，僱用入學諮詢公司指點攻略。第一步便是搬家到窮人眾多、亞裔極少、SAT 高考平均成績低300分的另一學區，在新校成為鶴立雞羣的明星，結果作為校元被耶魯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同時錄取。

其四是升學諮詢公司“包裝”的抄襲作家。東窗事發時在哈佛讀大二的印度裔學生卡維亞，初中時隨醫生父母移民美國新澤西州。上高中時，她的母親聘請了美國名校升學諮詢業的著名“姑奶奶”科亨，與一個專門幫助“創造”青少年文學作品的諮詢公司掛上了鈎。後者手把手地幫助卡維亞完成了一本小説的主題和梗概，然後將創作計劃推銷給一家出版商。卡維亞順利進入哈佛，在大一期間課餘完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説，出版後轟動一時，馬上有好萊塢公司前來簽約拍片。可惜好景不長，有讀者發現小説大量章節字句來自抄襲。好萊塢取消片約之外，出版社也將所有成書銷燬。只不過因為抄襲在入學之後，哈佛大學並沒有對她處罰。

其他怪現象還有以金錢堆砌義工服務記錄的“高價雷鋒”和獎章氾濫的“榮譽膨脹”等等。在許多層次上，這些現象都反映了金錢在“高考文化”中的腐蝕作用，特別是學費昂貴的私立貴族中學，畢業生的“名校升學率” 高出了公立中學5倍！

（作者系新加坡《聯合早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