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美國辦法解決不了中國問題

人物檔案：陳平，1944年生。1987年獲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物理學博士，1996年起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兼主管科研的副主任。2004年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兼職教授，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兼學術委員會主任。

陳平稱自己是“永遠的探索者”。這位從1982年就開始跟隨諾貝爾獎得主普里戈金學習物理的高材生，最終被人們關注卻是因為他在經濟學領域取得的成就。

陳平1980年出國前，導師們對陳平未來的定向有兩個不同的建議：陳平的恩師嚴濟慈堅持認為陳平不是做政治的料，應當堅持做物理學。欣賞陳平政策研究能力的國家科委和中科院的領導認為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彎路在於急功近利，學習西方只是走馬觀花，一知半解。

他們認為陳平在國外時間長一點，對中國瞭解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才有好處。何時回來讓陳平自己決定，但希望陳平繼續為中國的改革獻策。

1987年，陳平獲得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物理學博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非線性動力學與經濟週期理論》因為發現了經濟混沌理論讓他在美國一舉成名。

取得博士學位後，陳平的導師普里戈金原以為經濟混沌的發現會很快獲得科學界和經濟學界的承認，卻想不到經濟混沌在西方面臨主流經濟學的巨大阻力。“當時以為這場仗打上三五年，我就可以得勝回朝了，沒想到自由派經濟學的抵抗這麼頑強。”陳平談道。

反而是蘇聯瓦解之後，俄裔出生的普里戈金承認中國道路優於蘇聯，重新評價陳平博士論文的第一選題：“勞動分工的演化理論”，因為它預測了集體主義文化有可能在學習競爭中戰勝個人主義文化，普里戈金在1984年覺得不可能，改叫陳平去尋找經濟混沌。

通過在國內頻繁的調研，陳平發現中國經濟發展的很多現象用西方經濟學主流理論無法解釋。於是，他在中國“重當學生”，用中國獲得的靈感去挑戰西方主流經濟學——

1999年發現弗裏希（計量經濟學奠基人）於1933年提出的噪聲驅動的阻尼振子模型不能解釋持續的經濟波動，並發現其獲得首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工作從未正式發表，且早被物理學家的工作否定；

1999年發現盧卡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創始人）提出的宏觀波動的微觀基礎理論違背概率論的大數原理，這和理性預期下的套利行為互相矛盾，從而提出市場經濟結構的三層次（微觀—中介—宏觀）而非流行的兩層次（微觀—宏觀）理論。

這正是陳平在那個階段所沉迷的工作。

2003年普里戈金在去世前，囑咐陳平趕快寫書，發展科學的大統一理論。這就迫使陳平同時在西方（包括美國與歐洲）做研究和在中國參與中國改革的實踐。自己保留中國國籍，在中外兩頭跑，把家人留在美國獨立生活和求學。

信奉“翻萬卷書、遊千里路、會百家才”的陳平至今仍過着“海鷗”生活，這使他能夠看清中西之間的差別，也讓他很早就意識到“美國從90年代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我80年代到美國的時候全世界最好的科學家都往美國跑。以我們大學為例，80年代得克薩斯大學設了32個講座教授的位置，每一個講座教授一百萬年薪加一百萬研究基金，在全世界招人，招那些未來二三十年裏科學尖端領域的人才，引起轟動。”

然而90年代裏根下台之後，美國財政赤字越來越大，並開始削減科研經費，“2000年以後我們學校開始砍科研經費，把錢用於僱足球教練。為什麼得克薩斯一定要把足球打到全美第一，打到全美第一你用電視轉播就可以賺錢的。”

90年代之後，美國頂尖的科學家就開始往歐洲跑了。“不過跑到歐洲只是當訪問學者短暫停留，沒有穩定的位置。90年代中後期你就會發現做得最好的日本人和中國人、印度人往自己本國跑，金融危機之後就更明顯了。因為中國的科研經費在增加。”

回望中國，陳平感到：中國真正需要學習的是美國建在中小城市和鄉村的“土地贈予大學”，才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從事基礎和跨學科的研究，擺脱大城市的商業病和中國士大夫的官僚病。西方的分析科學使西方醫學和福利社會進入資不抵債的死衚衕。

普里戈金最早認識到中國的老莊哲學，是複雜科學的起點，高於希臘柏拉圖和分析科學的思維。陳平認為生物科學的革命和複雜科學的結合，可以復興中國的整體論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走出西方模式現代化破壞生態的危機和福利國家的困境，引領世界打開21世紀可持續發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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