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捷：中國税收權PK美國定價權
2011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實行結構性減税，這是在歐債美債危機、金磚國家通脹高企增長下滑的大背景下，為了防止2012年的中國經濟硬着陸的風險而採取的重要措施。
但結構性減税到底如何減，是隻調結構還是總量與結構一起減，卻大有門道。
税費過高指責背後的利益爭奪
最近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冰冷的經濟真相》將矛頭直接對準所謂的政府税收過多和央企壟斷問題。
文章認為2010年40萬億人民幣GDP首先被財政與税收抽走超過8萬億元，這就佔到GDP的20%；再被壟斷央企（石油、電信、移動、電力、金融等等）隱性掠奪走4萬億元，大致佔到GDP的10%。似乎政府過高的税收和壟斷央企成了阻礙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兩大毒瘤。
這裏我們要注意到中國的油價比日本、歐洲、香港等地都要低，只比美國高，而美國低油價的背後是全球軍事部署和7000億美元的鉅額軍費。另外美國電信收費是包月100美元左右，中國人均電信費用超過500元人民幣嗎？而且中國的電費和銀行手續費等收費標準也低於美國。
為什麼西方和國內部分媒體要攻擊政府税收和大型國企呢？外國會給中國老百姓當雷鋒嗎？問題的要害就是政府高税收和大型國企是要拿走外國資本的錢的！
以最飽受非議的中國收費公路為例，通車裏程最多的區域集中在外向型經濟區。這些公路的收費會轉移成出口產品的成本，由購買中國產品的全球各國買單。如果中國以税收支持公路建設使得公路免費的話，那就是用中國的税款補貼出口產品，也就是用國內納税人的錢補貼全世界。
油價的問題更是如此。中國的轎車保有量不足1億輛，高油價影響的只不過是佔中國人口5%、最多不到10%的富裕人羣，但是這一人羣卻擁有強大的話語權。事實上中國的油價就應當漲起來多收税，以此補貼公共交通。
税制改革內外並軌前，外國資本實際上會連續多年基本不繳納所得税。但是税法改革後，外資也要繳納所得税。在所得税徵收中，央企不避税，外企和外向型經濟因海關數據監管難以避税，因此國內企業避税相對容易。為此外企在一開始常把大量遠期費用做到當期，讓繳税的時間延後。但現在這些外企已到了繳税期，而且如果他們要撤離中國的話，各種在華利潤都將無法隱藏。因此現在中國需要做的就是加税——把投資的個人所得税變成企業所得税，這樣民營企業投資就沒有了個税，與國企的投資紅利不交税的做法平等了。
對於税收，不但要看絕對量的增減，還要看税收的指向和結構，要看到底給誰減税了！
世界工廠收税權PK全球資本定價權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是全球產業和國際貿易鏈條當中的重要一環，中國為全世界提供製造業服務，而西方使用中國製造的產品，就要為中國的製造業成本買單。如果中國製造業的成本低，那就是在以本國的勞動力、資源和環境來補貼全世界。
外國輿論及某些國內跟屁蟲以所謂的民生為由不讓中國漲電價，但其實中國的電價上調合理與世界接軌以後，國家可以補貼居民用電的增加費用，而目前中國的低電價讓全球以較低成本進口中國的高耗能產品，中國才是真的吃虧。
至於税收的快速增長，讀者千萬不要認為中國的税收就是完全針對中國的GDP收取的。事實上很多税收是由外國GDP來承擔的。外國到中國投資產業、生產產品，以郎鹹平教授經常掛在嘴邊的玩具為例，每個玩具外國企業賺取3美元而中國企業賺取2美分，但是外國資本在中國生產產生的各種服務費的營業税是必須繳納的，中國來料加工的人工費用是要繳納增值税的。雖然有出口退税，但是很多出口是由當初進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如果這些原材料不是廠商自身一對一的進口，而是在中國不同的廠家之間轉一圈，進口時的增值税也是很難退還的。退税制度實際執行起來條件異常嚴格，很多税是退不回去的。
另外，入世後我們的關税雖然降低了，但是進口環節17%的增值税是不得不繳納的。而且國內的增值税有進項抵扣，但進口產品則不能抵扣。比如外國出口給我們鐵礦石需要繳納17%的增值税，再把鐵礦石煉成鋼、製造成產品出口，退税率在13%左右，於是就產生出4%的税額——這個税額是對沒有抵扣的鐵礦石價格而言的，沒有抵扣的4%的税可能比有抵扣的17%的增值税還要多。更關鍵的是這4%的税是由鐵礦石出口國的GDP帶來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而進口產品17%的增值税經過市場競爭要與國內產品的售價可比，因此進口產品售價內的税收也是由外國GDP來承擔，由外國廠商的利潤買單！
中國成為全球工廠的同時，税收也是針對全球徵税的。在中國的製造業獲得全球競爭能力成為世界工廠以後，中國政府在製造和流通環節的徵税能力也就向全球擴張，變為全球徵税能力。在中國製造業過手的財富比中國製造創造的財富要多很多，這些過手的財富都可能成為被課税的對象。
這個徵税能力對抗的是全球資本的定價能力，定價能力的背後是貨幣發行能力，沒有定價權是無法印鈔的，印鈔就要惡性通脹。而中國政府的徵税恰恰是對抗印鈔，抵消中國外匯貶值損失的有力手段。
西方資本可以通過所謂的定價權壓低中國企業的利潤和人工工資，也就是壓低了名義上中國製造的GDP。但是它們無法壓低中國的税收和央企的各種服務費用，這是強勢政府的徵税能力與金融資本全球定價能力的博弈，把中國税收增長簡單地與GDP增長進行比較是非常片面的。
這些被徵税的GDP雖然可能不是中國本土產生的GDP，但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以後，在中國過手的GDP會越來越多，總量超過中國自身的GDP也是可能的。因此以中國的GDP和税收總額的比例來衡量中國税負的輕重是片面的。
所以，我們不能片面地被西方所謂的“中國税收過高論”給忽悠了。西方的製造環節不在其國內，徵税的能力是被限制的——但凡有徵税能力的國家，無不試圖通過税後保護本國產業。筆者曾經與某位非洲酋長溝通過，酋長明確表示在税收方面外國人是高於本地人的，加税有助於本地人的競爭優勢——除了人緣和各種只有當地人才懂的潛規則，外國投資在關税和該國的監管等方面受到的限制會更多。
所謂“減税”就是降低外國資本撤離的税收成本。而央企的高服務費也是在面向全世界收取服務費。要應對未來的經濟博弈就必須這樣做。這裏不用擔心投資外移。西方發達國家找中國之外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由於基礎建設投資不足，需要的費用和成本實際上更高。
但是中國政府會韜晦，向全世界徵税就是不説。這確實要多做少説為最妙。各國有能力都會這樣做，但是一國要説它徵的税裏有其他國家的税源，那麼該國以後在外貿談判、税務互免時就要吃虧了。
説中國的税收高就是中國老百姓的税負痛苦也是不對的。中國的外貿增長大幅度快於GDP，中國世界工廠的份額增長大幅度快於GDP，當然中國的税收增長也要大幅度高於GDP，其中的速度應當與中國製造在世界的話語權以及中國外貿增長掛鈎。
歐盟規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歐盟將對所有到達和飛離歐盟機場的航班徵收超出配額的碳排放税。 圖/CFP
讓中國減税的實質
明白了前面的道理，就知道為什麼國際上有那麼多的聲音叫嚷着讓中國減税了。在這裏我們還看到西方某些人對於不同種類税收的態度極為不同，他們極力讓中國人收取房產税，因為這個税是完全面對國內的，不會有全球轉嫁問題。
西方的徵税權也是這樣博弈的，就如最近歐盟要徵收碳排放税。根據歐盟的規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歐盟將對所有到達和飛離歐盟機場的航班徵收超出配額的碳排放税。中國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徵收名單之列，據中國航空運輸協會(簡稱“中航協”)的初步測算，開徵第一年，進出歐盟的中國航空公司將因此增加8億元總成本，並且這一數字會逐年遞增至2020年的30億，此間9年累計支出約176億元。
我們要注意到這個碳排放税也是針對外國GDP徵收的，中國飛往歐洲的航班所創造的價值顯然是屬於中國的GDP，碳排放税就是巧立環保名目從中國、美國等外國的航運市場割塊肉！所以中、美等國都在抗爭，這是另外一個國際博弈的戰場。在國際上因為危機進入緊縮週期而增税的時候，中國需要做的就是加税擴大國家收入而不是減税給外國增税騰出空間，中國應當適時降低出口退税標準，在外資撤離中國的時候提高所得税徵收標準。税收是博弈世界的重要槓桿之一。
資源食利的真相
由此看來《冰冷的經濟真相》一文的立論是有問題的，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假象上的推論。進入21世紀後，中國發展遇到的真正問題是資源瓶頸。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但是資源價格增長更快，幾乎每個大宗商品的漲幅都快過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的4萬億元人民幣救市，導致鐵礦石價格維持在高位，這幾年以來輸送給鐵礦石廠商的利潤就要超過4萬億。現在中國需要一場硬着陸，讓資源價格降下來。就如上世紀90年代一樣，世界大宗商品價格在跌，中國經濟硬着陸，但是老百姓的工資漲上去了——90年代初大學生工資200多元，到90年代末漲到2000多元，上漲超過10倍，而人民幣匯率下跌不到1倍。
中國的分配問題被資源價格所扭曲，開礦的和搞房地產的都賺了錢。中國礦產和土地都是稀缺資源，開礦、搞房地產實際上就是搞資源，是資源先佔者得利，是食利和套利行為。中國要大發展，必須讓中國的生產者戰勝食利者，必然是要通過經濟的調整使得資源價格體系下降，而這個調整的過程對於每一個人來説都是痛苦的。
現在的國際博弈比的不是誰比誰好，而是誰比誰更不好！中國經濟問題不少，肯定很痛苦，但是世界其他國家問題更多、更痛苦。在2008年全球危機以後，想要生活得比危機前舒服是不可能的，關鍵是看誰能堅持得更久，熬到對手先崩盤才是關鍵。S
（作者系《環球財經》編委、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綠葉》雜誌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