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西柏坡與後現代
世界最早的後現代概念
艾柯(Umberto Eco)教授1950年代的名作《開放的作品》最後一章題為“喬伊斯的中世紀”。喬伊斯被認為是現代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代表，可是，艾柯強調喬伊斯最核心的關懷是中世紀的，特別説到阿奎那對喬伊斯畢生的巨大影響。如果我們把現代性理解為與過去的一個斷裂、一個創新的話，怎麼理解艾柯教授的“喬伊斯的中世紀”這個命題？
前天我來布魯塞爾之前，在巴黎政治學院拜訪法國的一位著名學者拉托爾（Bruno Latour），他幾年前寫了一本書，書名是《我們從來沒有現代過》。這是不是僅僅名詞之爭呢？我認為不是。對於一個名詞有不同的用法，但它很可能反映背後實質性的關懷的不同。同樣的道理，對我們討論中頻頻出現的“後現代”這個詞，我也有很多困惑。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從1934年開始寫作八卷本的《歷史研究》。在1954年出版的第8卷裏，他説“後現代”作為一個時代，起始於普法1871年的戰爭。他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認為，當西方國家產生了一個在數量上足夠大也足夠有能力的資產階級的時候，西方就變成“現代”了。但他進一步指出，普法戰爭以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説明西方文明已經沒有在數量上，也更沒有在能力上產生一個足夠的資產階級，因此西方就進入“後現代”了。湯因比強調，“後現代”的兩個標誌是：其一，西方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其二，非西方知識分子開始瞭解西方現代性的秘密並“以夷制夷”。
湯因比雖然沒有明確提到李鴻章，但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是他受“普法戰爭”啓示，從德國引入克虜伯大炮裝備他的淮軍開始的。更不用説，“普法戰爭”直接導致了“巴黎公社”，最終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這一把中國帶入“解放全人類”的“普遍歷史”的組織。
西柏坡與後現代
湯因比的“後現代”定義非常有趣，是歷史學上第一個“後現代”定義。英語文學中的"後現代"定義，則最早出現在美國著名詩人查爾斯·奧爾森(Charles Olson)的作品中。奧爾森可能也受到湯因比影響。他是怎麼用的“後現代”呢？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查爾斯·奧爾森1949年在第一時間聽説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重要會議，然後就進軍北京，他説這就是“後現代”的開始。
查爾斯·奧爾森為何如此快地知道了西柏坡會議，並在解放軍渡過長江攻克南京前夕完成了他自稱的“反荒原”的“後現代——中國革命”詩歌《翠鳥》（“Kingfisher”）？原來他是從抗戰時期在昆明的英國作家派恩（Robert Payne）那裏得知的，而派恩和馬爾羅又是好朋友。馬爾羅1927年創作以中國大革命為背景的小説《人的命運》，二戰結束後任法國文化部長，毛主席1965年與馬爾羅的長時間談話最反映他發動文革的動機，對此馬爾羅在他的“反回憶”中有記載。
查爾斯·奧爾森認為，西柏坡會議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北京標誌着“後現代”的開始——這會令很多人莫名奇妙，但如果瞭解前面提到的湯因比對“後現代”的定義及他所説的“後現代”的兩個標誌，查爾斯·奧爾森的“西柏坡後現代論”就不難理解了。如果我們瞭解查爾斯·奧爾森的生平，知道他是羅斯福新政的積極參與者和羅斯福第四次競選總統的外事負責人，也是波蘭駐聯合國大使蘭格（“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早提出者）的密友，就更容易理解他用詩歌形式表達西柏坡的世界歷史意義的衷曲了。
奧爾森的《翠鳥》以吳哥窟翠鳥傳説和古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的石頭之謎開始，穿插毛澤東的講話“曙光就在前頭，我們應當努力”：
我考慮着石頭上的E字，
考慮着毛澤東説的話，
曙光
可是翠鳥
就在
可是翠鳥向西飛去
我們前頭！
它胸前的顏色
得自落日的餘温！
“翠鳥”幾行後接下來是：
傳奇就是傳奇。死了，掛在房間裏，翠鳥
並不意味一帆風順，
也不會阻止雷電霹靂。也不會因為
和新年同棲七天而使這片水域變得寧靜。
不錯，它是和新年同棲在一起，但不是在水上。
在這些被拋棄的碎骨上
（它們逐漸積累，形成一個杯狀的結構）雛鳥出生了。
當它們漸漸長大，這隻盡是糞便和腐魚的巢開始
變潮，散發着臭氣
毛澤東總結説：
我們必須
起來
必須行動！
詩中接下來強調“光明在東方”：
光芒在東方閃現。是的。我們必須起來，必須
行動。然而
在西邊，儘管黑暗（掩蓋一切的白色），
但假如你張眼看，假如你能忍，假如你能長久地
長到足以讓我的引導
看透最後凋零的玫瑰的枯萎。
説到這裏，我希望大家能夠同意查爾斯·奧爾森1949年的“西柏坡後現代”論不是一種文字遊戲，而是和他的實質關懷密切聯繫的。對奧爾森來説，“後現代”意味着“後西方”，他在和另一詩人羅伯特·科裏(Robert Creeley)的通信中，明確地用了“後現代或後西方”的表述。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北京，建立新中國，是20世紀“非西方世界”對“多元現代性”的最重要探索，奧爾森説“西柏坡”是“後現代”的起源順理成章。
大家可能覺得我把“後現代”和“多元現代”混同使用了。也許如此。這正是我要向大家求教的困惑問題之一。我隱約感覺到，“現代”、“後現代”和“多元現代性”之爭，是和一個更深層的哲學問題聯繫在一起的，這個哲學問題就是“普遍”、“特殊”和“無限”的關係。
普遍、特殊及聯合國人權宣言
我認為對這個哲學問題的最好研究仍然是黑格爾。他説，普遍必須寓於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都無法窮盡“普遍”的“無限豐富的可能內涵”。例如，“民主”這個普遍性的理念必須寓於“美國的民主”或“中國的民主”的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的民主都不能窮盡“民主” 這一普遍理念的“無限豐富的可能內涵”。我覺得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非常有説服力地展示了“普遍”與“特殊”的關係。
聯合國人權宣言的文本是如何起草的呢？羅斯福總統的夫人艾琳諾·羅斯福是起草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唯一的副主席是一箇中國人叫張彭春。這個信息是我從格林頓（Mary Ann Glendon）的書中學到的。
格林頓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在2007-2009年間擔任美國駐梵蒂岡大使，她同時是世界範圍反對使用避孕套運動的領袖，現兼任“梵蒂岡社會科學院”院長。我原來完全不知道張彭春這個人，通過格林頓教授的書才瞭解到張彭春原來是我現在任教的清華大學的第一任教務長。
他那時候剛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師從著名的美國哲學家杜威。他的哥哥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張伯苓是周恩來的老師和後來的朋友，又是20世紀初最早在中國倡議奧林匹克運動的人，所以知名度更高。
兩年前，我通過格林頓教授的英文書知道了張彭春，然後瞭解到他同時還是中國現代一個著名的詩歌學派——新月派——的領袖。他也是中國京劇大師梅蘭芳的藝術和政治顧問。聯合國第一次舊金山會議的時候，張彭春是中國國民政府的代表團團長，後來被羅斯福夫人推薦為唯一的“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委員會”的副主任，羅斯福夫人本人是主任。
最有意思的是張彭春在人權宣言起草中的貢獻。張彭春認為，初稿中的“人被賦予理性”的表述，太受西方的“上帝”和“自然法”觀念的影響，他建議加上“仁”，因為“仁” 字裏有“二”，反映一種“Two Man Mindedness”（對他人的關心），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最終文本部分採納了張彭春的觀點，把“理性和良心”（“reason”和 “conscience”）並列為人的基本特徵。我覺得這個故事非常精彩，生動地説明了特殊性、普遍性和無限性的關係。
昨天温家寶總理來到我們的會上，重申中國一直希望歐盟批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也涉及到特殊性、普遍性和無限性的關係。市場經濟的普遍理念寓於各種特殊的市場經濟實踐中，但任何一種“特殊”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可能窮盡人類不斷試驗，無限創新的可能性。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英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等等，都屬於“市場經濟”普遍理念的特殊表現。
親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法國思想家阿隆曾寫過《普遍歷史的黎明》一文。在21世紀開端，我們可能正經歷“普遍歷史從黎明走向中午”。但如果我今天講的“西柏坡後現代”和聯合國人權宣言起草的故事有所啓發的話，“普遍歷史”不僅不排斥多樣性，而且需要多樣性來豐富自身無限的創造力。這也是我所理解的“中歐文化高端論壇”的意義。
（本文系作者於布魯塞爾歐盟總部“中歐文化高端論壇”的發言整理稿，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