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思想類文章閲讀簡報

今日，愛思想的頭條是陳平教授於2010年在南開大學的講演，昨天定稿的文章《中國模式的爭議與中國道路的探索》，他在文中指出，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家認為：不存在什麼中國模式。中國過去發展的道路就是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中國在選擇性學習美歐與日本經驗的基礎上的創新，已經遠遠超越東歐模式，發展了鮮明特色的中國道路。目前的中國道路還沒有定型，是否將來能讓全世界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取決於中國未來的發展，能否進一步破解目前中國的資源瓶頸，並參與改革不合理的國際秩序。

雖然成平教授看到中國改革的種種成就，肯定了中國模式對當前中國發展的貢獻，但他也指出了在這一模式下的種種問題，即，中國改革的不足是理論落後於實踐，軟件的發展落後於硬件的投資。如能把中國改革的實踐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論化，中國模式的定型和傳播，可以期待。他認為，中華文明對於中國成為世界強國意義重大，他指出，中國文明歷來追求節約資源、吸收人力，在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可以兼顧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發展方式，從保障物質文明向發展精神文明過渡。並進一步指出，在知識經濟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發展之道的探索才剛剛開始。

近兩年，對於中國模式的爭議一直都是個熱門話題，張維為教授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他的《中國震撼》一書在知識界掀起軒然大波，他一貫堅持，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足以讓中國人挺起腰桿，實踐證明中國模式是當下適合中國發展的可行模式。而張頤武教授的《齊澤克的中國 中國的齊澤克》一文則從齊澤克與中國的關係的角度對中國模式進行了另一種解讀。一方面，中國革命的歷史意外地遭遇了齊澤克的深刻洞見而具有了新的意義。其次，全球化已經無法遮掩勞動的“痕跡”。這些痕跡有一個最為明確的名字：“中國製造”。它以消費品的方式包圍了西方。而在理論領域中，它也有一個名字：齊澤克。它以無窮無盡的新理論的生產包圍了西方。

正如文中最後總結的，正是由於中國和齊澤克擁有意外的相似性。在某種程度上，齊澤克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理論的“中國”，而“中國”則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現實的“齊澤克”。

今天文匯網登載了文匯網關於文官制度的幾篇文章。文匯網的文章有個特點，它喜歡相近的文章以一篇文章的形式呈現出來，以期給讀者提供更多的資料，《李少卿：英國近代文官制度的變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文中，不僅有《李少卿：英國近代文官制度的變遷》一文，還有《房寧：科舉制與現代文官制度》等。下面我們看看文章內容。

英國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是與政務官（主要是內閣大臣）分立、終身僱傭、不參與政黨活動的事務官。文官的出現，解決了長期以來英國政壇因內閣輪替而產生的政策無法延續、行政效率低下等問題。文官專注於政策的落實並不斷提升辦事效率，成為了政務官的得力助手，是國家機器中隱性知識傳承和信息傳遞的中堅力量，保證了英國政府“前台輪流執政，後台永不更迭”。（《李少卿：英國近代文官制度的變遷》）

而在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科舉制是封建社會中政治錄用的典範，（房寧：科舉制與現代文官制度） 科舉制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精英的遴選機制對近、現代各國政體中的文官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響。科舉制中有三項重要因素，即：錄用範圍、考試方式和考試內容。它打破了世族貴胄對權力的壟斷，甚至突破了歷來從封建統治階級——地主階級中產生權力精英的界限。清代只要是非倡優皂隸子弟，皆可取童生資格，經科舉入仕途。科舉制有極大的開放性，幾乎把政治錄用的範圍擴展到了整個社會。在考試方式上，歷代開科取士皆為競爭性考試，採用多層次、多科目考試，逐級淘汰的競爭機制。在考試內容上，主要採用封建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的經典——儒家學説，作為考試的基本內容。從宋代開始考“經義”，摘《五經》句出題，考生作文解説。元代開始考“四書義”，並以朱熹的《集註》為作文解説標準。明代嚴格規範了“時文”文體，就是後來通稱的“八股文”。這三要素的綜合形成了一種“瓶頸效應”：最廣泛地動員社會各階級、階層的知識分子進入政治錄用的競爭，而最終進入權力體系的精英將是主要來自統治階級中的優秀人才，極少數來自非統治階級的才俊之士在政治上也將是可靠的。這樣既可使仕宦門第的優勢地位永久保持，維護統治的連續性、穩定性；又可使權力體系不斷從社會各階層吸納人才，增加社會流動，使政治統治的整合力和合法性得到不斷的加強。

    目前，西方學術界公認：現代西方文官制度源於中國的科舉制。曾任美國聯邦人事總署署長的艾倫•坎貝爾教授來華講學時曾説：“當我接收聯合國的邀請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的時候，我深感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及文官制度時，都把它的創始者歸於中國。”

此外，西方文官制度中公務員的考核錄用，在形式上也與當年中國的科舉制有相似之處。現在西方國家對公務員的考選中的公開競考，多級考試、逐步淘汰等原則和方式都直接繼承了中國的科舉制。所不同的是：現代西方國家的政治錄用，基本上是將錄用對象分為兩類：政客與官僚，分別依據不同標準進行衡量——政客以政治標準為主，官僚以業務標準為主。也就是説：西方政體對政治錄用雙重標準統一問題的解決，體現在權力精英的整體上，而不同於科舉制下雙重標準的統一體現於個體。因此，現代西方政體尚不能有效地培養出集政治與業務素質於一身的、德才兼備的權力精英，而只能依靠政客與官僚的相互補充與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