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思想類文章閲讀簡報
今日,愛思想的頭條是陳平教授於2010年在南開大學的講演,昨天定稿的文章《中國模式的爭議與中國道路的探索》,他在文中指出,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家認為:不存在什麼中國模式。中國過去發展的道路就是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中國在選擇性學習美歐與日本經驗的基礎上的創新,已經遠遠超越東歐模式,發展了鮮明特色的中國道路。目前的中國道路還沒有定型,是否將來能讓全世界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取決於中國未來的發展,能否進一步破解目前中國的資源瓶頸,並參與改革不合理的國際秩序。
雖然成平教授看到中國改革的種種成就,肯定了中國模式對當前中國發展的貢獻,但他也指出了在這一模式下的種種問題,即,中國改革的不足是理論落後於實踐,軟件的發展落後於硬件的投資。如能把中國改革的實踐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論化,中國模式的定型和傳播,可以期待。他認為,中華文明對於中國成為世界強國意義重大,他指出,中國文明歷來追求節約資源、吸收人力,在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可以兼顧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發展方式,從保障物質文明向發展精神文明過渡。並進一步指出,在知識經濟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發展之道的探索才剛剛開始。
近兩年,對於中國模式的爭議一直都是個熱門話題,張維為教授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他的《中國震撼》一書在知識界掀起軒然大波,他一貫堅持,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足以讓中國人挺起腰桿,實踐證明中國模式是當下適合中國發展的可行模式。而張頤武教授的《齊澤克的中國 中國的齊澤克》一文則從齊澤克與中國的關係的角度對中國模式進行了另一種解讀。一方面,中國革命的歷史意外地遭遇了齊澤克的深刻洞見而具有了新的意義。其次,全球化已經無法遮掩勞動的“痕跡”。這些痕跡有一個最為明確的名字:“中國製造”。它以消費品的方式包圍了西方。而在理論領域中,它也有一個名字:齊澤克。它以無窮無盡的新理論的生產包圍了西方。
正如文中最後總結的,正是由於中國和齊澤克擁有意外的相似性。在某種程度上,齊澤克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理論的“中國”,而“中國”則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現實的“齊澤克”。
今天文匯網登載了文匯網關於文官制度的幾篇文章。文匯網的文章有個特點,它喜歡相近的文章以一篇文章的形式呈現出來,以期給讀者提供更多的資料,《李少卿:英國近代文官制度的變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文中,不僅有《李少卿:英國近代文官制度的變遷》一文,還有《房寧:科舉制與現代文官制度》等。下面我們看看文章內容。
英國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是與政務官(主要是內閣大臣)分立、終身僱傭、不參與政黨活動的事務官。文官的出現,解決了長期以來英國政壇因內閣輪替而產生的政策無法延續、行政效率低下等問題。文官專注於政策的落實並不斷提升辦事效率,成為了政務官的得力助手,是國家機器中隱性知識傳承和信息傳遞的中堅力量,保證了英國政府“前台輪流執政,後台永不更迭”。(《李少卿:英國近代文官制度的變遷》)
而在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科舉制是封建社會中政治錄用的典範,(房寧:科舉制與現代文官制度) 科舉制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精英的遴選機制對近、現代各國政體中的文官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響。科舉制中有三項重要因素,即:錄用範圍、考試方式和考試內容。它打破了世族貴胄對權力的壟斷,甚至突破了歷來從封建統治階級——地主階級中產生權力精英的界限。清代只要是非倡優皂隸子弟,皆可取童生資格,經科舉入仕途。科舉制有極大的開放性,幾乎把政治錄用的範圍擴展到了整個社會。在考試方式上,歷代開科取士皆為競爭性考試,採用多層次、多科目考試,逐級淘汰的競爭機制。在考試內容上,主要採用封建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的經典——儒家學説,作為考試的基本內容。從宋代開始考“經義”,摘《五經》句出題,考生作文解説。元代開始考“四書義”,並以朱熹的《集註》為作文解説標準。明代嚴格規範了“時文”文體,就是後來通稱的“八股文”。這三要素的綜合形成了一種“瓶頸效應”:最廣泛地動員社會各階級、階層的知識分子進入政治錄用的競爭,而最終進入權力體系的精英將是主要來自統治階級中的優秀人才,極少數來自非統治階級的才俊之士在政治上也將是可靠的。這樣既可使仕宦門第的優勢地位永久保持,維護統治的連續性、穩定性;又可使權力體系不斷從社會各階層吸納人才,增加社會流動,使政治統治的整合力和合法性得到不斷的加強。
目前,西方學術界公認:現代西方文官制度源於中國的科舉制。曾任美國聯邦人事總署署長的艾倫•坎貝爾教授來華講學時曾説:“當我接收聯合國的邀請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的時候,我深感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及文官制度時,都把它的創始者歸於中國。”
此外,西方文官制度中公務員的考核錄用,在形式上也與當年中國的科舉制有相似之處。現在西方國家對公務員的考選中的公開競考,多級考試、逐步淘汰等原則和方式都直接繼承了中國的科舉制。所不同的是:現代西方國家的政治錄用,基本上是將錄用對象分為兩類:政客與官僚,分別依據不同標準進行衡量——政客以政治標準為主,官僚以業務標準為主。也就是説:西方政體對政治錄用雙重標準統一問題的解決,體現在權力精英的整體上,而不同於科舉制下雙重標準的統一體現於個體。因此,現代西方政體尚不能有效地培養出集政治與業務素質於一身的、德才兼備的權力精英,而只能依靠政客與官僚的相互補充與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