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十問美國的真格總統（修訂版2.0）
我非常震驚地看到，2012年2月10日，就在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即將訪美的前夜，《紐約時報》發表【特邀評論員社論】：《十問中國的假定儲君》，作者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 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作為一箇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教授肯定懂得高層外交的基本禮儀。他問問題的口氣，似乎中國實驗過的所有改革都是錯的，只要不符合美國模式。須知，2008年的金融危機起源於美國而非中國。不過現在不是和紐約時報編輯部糾纏外交禮儀問題的時候。中國有句古話：“來而不往非禮也。” 我且模仿沈大偉的口氣，也向美國真格的總統提十個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在一些美國讀者看來挑釁味十足，那麼我事先道歉。
自二大以來，美國媒體總是教導全世界，説美國總統的合法性來自於選舉。但世界各地的民眾頗為懷疑的卻是：美國自封為世界警察的合法性，因為他們公開宣稱他們的決策基於美國的利益，而非他國的福祉。
這將是一個讓中國人民瞭解美國，也讓美國人民瞭解中國的好機會。美國政策的自我中心在本國眾所周知，但是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並不清楚。
這裏是觀察美國的人們想要知道的十個問題，提給美國下任的總統，包括奧巴馬和他的共和黨挑戰者：
1.美國領導人會讓美國重歸政治改革之路嗎？
自2008年金融危機，世界經濟深陷蕭條。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現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西蒙-約翰遜 (Simon Johnson) 所指出，危機之源在於金融寡頭綁架了美國政府。拯救美國經濟的唯一出路是拆分金融寡頭。美聯儲前主席、奧巴馬前經濟顧問，保羅-沃爾克 (Paul Volcker) 也表示類似的建議。
但是我們只見到奧巴馬政府給金融巨頭們注資一萬多億美元，卻未見任何對危機製造者的懲罰措施。
美國領導人敢挺直腰板面對阻礙金融與政治改革的強大利益集團嗎？他們包括金融寡頭、軍火工業集團、和跨國公司遊説集團。還是像小布什那樣，因為受過這些利益集團的好處而感激涕零？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改革派們能在今年11月的黨內選舉中脱穎而出嗎？
2.美國領導人能實現 “糾正預算失衡”之類的豪言壯語嗎？
過去兩年裏，很多官方講話都在號召把赤字財政的重心從社會福利和軍事冒險開支向支持國內經濟結構轉型，以便為美國新的可持續經濟增長奠定基礎。但迄今為止，預算改革的現實和豪言壯語相去甚遠。
3.美國領導人能否為美國的印第安土著安排一套採取更為人性化的政策嗎？
他們的人口從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的幾千萬持續鋭減，如今已從美國的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
美國政府確實有勇氣向二戰時被投入集中營的日裔美國人道歉。但是美國政府還沒有給華裔美國人更嚴重的損害以道歉和賠償。然而對於修建了三分之二橫貫北美大陸鐵路的華工 – 不同於修建了三分之一鐵路的愛爾蘭籍勞工， 1882年到1965年的種族主義排華法案還排斥華工向美國移民 – 美國政府遲遲沒有道歉。加拿大政府已經顯示出了政治勇氣，向華裔加拿大人道歉和賠償。美國政府是否也有勇氣面對他們在歷史上欠下的人權債務？
4.美國領導人真能管住那些好戰勢力嗎？
好戰勢力正把美國政府把咄咄逼人的態勢推向和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鼓勵他們“對抗中國”。
5.美國領導人是否有充分信心，讓主流媒體、社會媒介、互聯網、和教育機構鼓勵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對話？而非讓他們成為信息戰和文化戰的新戰場？
6.美國人民能駕馭他們的領袖導人嗎？
這些領導人從冷戰時代起就顯示出令人擔憂的傾向：他們總是繞開聯合國和國際法，在全世界發動入侵。美國把軍隊派到一些非洲國家，把地區的某些不穩變成內戰（例如在利比亞）或者完全的無政府狀態（例如在索馬里）。
7.美國領導人能否少推行一些言過其實的外交政策？
在需要華盛頓採取切實行動的地方，我們只聽到老生常談的外交辭令。在這個危險的世界裏，美國的辭令已經越來越不可信。
一個不祥的信號是奧巴馬2009年12月10日的諾貝爾講演。奧巴馬從道德的高度證明美國有權擴大軍事行動的目標。除了傳統的保護美國利益的理由之外，奧巴馬把使用武力的目標增加了三個場景：一是對付違反法律和規則的國家（如北朝鮮和伊朗），而是違反本國人權的國家（如蘇丹的達爾富爾，剛果，緬甸），三是危及“經濟安全和機會”的國家（這在暗示對中國的貿易戰）。
奧巴馬的新戰略計劃看來超過小布什的反恐戰爭。他又把更多的海軍調集太平洋地區，放言要遏制“中國威脅”。
按他的算計，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成本太小，不足以刺激美國經濟。他需要一條大魚，例如伊朗甚至中國，來推行有效的財政刺激政策，也叫軍事凱恩斯主義。
大家請記：羅斯福的新政沒有結束長達13年的美國大蕭條。創造就業的最快辦法是場大戰，二戰中的德國和美國都是如此。
1950年美國麥克阿瑟將軍威脅對中國使用原子彈，中國並沒有在朝鮮戰爭中退縮，儘管當時中國沒有海軍和空軍。如今中國武裝有導彈、核武器和衞星系統，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有多少美國領導人，民主黨和共和黨都算，真的以為美國能在熱戰或貿易戰中打敗中國？還是給憤怒選民的一場競選表演？
8.美國領導人如何應對日益增長的來自非洲、中東、和拉美國家的不滿？
須知這些不滿源於美國在能源、安全、和貿易上帝國主義貪婪政策。我們都知道美國和其他西方強國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的10%， 但是卻控制了世界上將近90%的資源，並且消耗世界上將近一半的能源。相比之下，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20%，卻只消耗世界10% 的石油。今天，既然美國很有錢又深陷債務危機。為什麼美國不按市場慣例出售資產償還債務？或者與債權國達成債轉股的協議？如此可以發展國際合作、處理金融危機，和平發展難道不好嗎？
9.美國領導人能否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積極而不是更消極、更難纏的角色？
美國的虛擬經濟大約是是世界GDP的10倍，近美國實體經濟的50倍。從美國流出的投機熱錢引發了拉美、東亞、俄國、南歐以及美國自身的金融危機。美國是否要繼續站在金融寡頭一邊，對抗20國首腦峯會上多數國家的要求？這些要求包括：全球變暖、國際金融監管以及制裁國際寡頭的反壟斷法。
美國的軍事開支幾乎佔世界總軍事開支的一半，比僅次於美國的前20強國軍事開支的總和還多。美國在全世界其他國家有700多軍事基地。美國是世界第一大軍火出口國。美國還是世界上第一個，而且至今是唯一一個，使用原子彈的國家。在中東、非洲、亞洲、和拉美，美國扮演的角色究竟是防止戰爭，還是加劇軍備競賽？
10.美國領導人是否具有推動中美關係的戰略遠見？
當今世界，再沒有比這兩個國家更重要的國際關係，可惜當下的兩國關係中瀰漫着戰略不信任。要改善兩國關係就需要中國領導人 – 以及美國領導人信守諾言，推動兩個大國間的戰略互信。
歷史上，中美兩國並無地緣政治的衝突，唯一的問題是台灣。要消除中美之間的不信任，有一個簡單的方案：就是廢止“台灣關係法”，以此換取兩國在太平洋地區和其他世界事務上的合作。美國在內戰期間並沒有要求法國來做仲裁者。同理，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也不需要美國來監管中國的和平統一。美國現行政策為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統一，製造的麻煩遠多與化解。
我相信多數美國商人和州長們都想抓住中國開放的市場機遇，並與中國人民成為朋友。只有少數冷戰老兵還在猶豫着要不要要睜開眼面對急劇變化的世界。
這樣也無所謂。中國人一向有耐心。我們用109年的時間才從西方強權手中贏回國家獨立。人民共和國用了21年時間重返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用15年的時間談判加入WTO。已有2200年統一歷史的中國，有足夠的信心等待美國領袖最終接受一個簡單的現實：即美國需要中國、就和中國需要美國一樣，誰讓我們同住在一個小小的地球村！
習的訪問不可能瞭解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而時間也會證明美國是否能最終出現一個在其內政外交上都贊成並推動積極變化的“改革型”領道人，還是不過又選出一個政治秀客？他在國內改革上畏首畏尾，但在國外冒險上膽大妄為！
未來的歷史進程將見證兩大體系之間的一場大賽。哪個制度在協調國內和國際的勞動分工上更為有效、更能持續？是“許諾競爭”選舉出來的政客，以維持貧富間的持續分化？還是“政績競爭”選擇的遠見領導， 來探索致力社會福祉的創新世界？
陳平博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物理學博士，研究題目是經濟波動與經濟混沌。他的代表著是：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Routledge, London (2010)。郵箱是： [email protected]
陳平於美國東部時間2012年2月12日上午4:31用電子郵件投書《紐約時報輿論部》，包括實名的地址電話等聯繫方式。等了兩天沒有迴音後，於北京時間2012年2月14日上午9:42用電子郵件發給國內諸多學友。首先見到《觀察者》網站刊登於當天的頭版頭條，見： http://www.guancha.cn/html/49646/2012/02/14/65828.shtml 英文的簡要版由環球時報(Global Times) 發表於2012年2月15日： http://www.globaltimes.cn/NEWS/tabid/99/ID/696041/Ten-questions-for-the-US-leader-presumptive.aspx
【附錄I：紐約時報特邀社論】
十問中國假設的儲君
作者：沈大偉，2012年2月10日發表於紐約時報社論版。
華盛頓消息 — 下週來華盛頓訪問的中國副主席習近平，可能是中國未來十年的領導人。他的來訪提供了美國近距離檢測他的絕佳機會。許多美國人甚至一些中國人都認為：習近平和中國一樣，高深莫測令人好奇。美國的許多學者專家也試圖通過習近平的到訪，來瞭解他的內政外交理念。
雖然2007年成為被神化的胡錦濤的預定接班人以來，習近平已經在世界各地旅行。他在這個化妝般的預備期，至今還沒有訪問過美國（他早先作為省級官員訪美過）。
這將是習近平的一個好機會讓他了解美國，也讓美國瞭解他。習近平在中國之外不為人知，即使在國內也是個謎。觀察家將審視習近平在國內外政策上的取向。
下面是中國觀察家們想要了解習近平的十個問題：
1.習近平是否會率領中國共產黨重返政治體制改革之路？自2009年末開始，共產黨從改革開放中倒退，停止和徹底扭轉了由習近平前任曾慶紅所領導的改革。
習近平是否敢對抗阻擾改革的保守體制？包括國家安全機構、軍隊、宣傳機構、和大國企；還是像胡錦濤那樣受惠於這些機構？改革派人士如李源潮、汪洋、薄熙來、王滬寧、劉延東等，能否在今年10月黨的十八大上，和習近平一起升入政治局的高位？
2. 習近平和下任總理（目前的候選人可能是副總理李克強或王岐山）能否把經濟“恢復平衡”的豪言壯語變為現實？
過去兩年的官方講話公開號召：經濟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消費，投資從沿海轉向內陸，作為中國新的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時至今日，投資的現實和豪言壯語不相匹配。
3. 習近平是否能制定更加人性化的西藏與新疆政策？這些地區的種族騷亂自2008年以來逐漸上升，最近幾周達到高潮。國家安全部隊採取的強硬辦法，導致人命損失和不穩定性的加劇。這需要一個新的更温和的途徑來處理。習近平是否有政治能力約束鎮壓機器，為焦慮的少數民族與漢族政權的穩定共存創造條件？
4.在國內的民族主義問題上，習近平和黨的機構能否掌握局勢？須知民族主義情緒正在迫使政府與鄰國的領土爭端上採取極端立場。他們要求對美國“挺直腰板”，並在國際社會中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態勢。
5.主流媒體、社交媒體、互聯網和教育機構受到的嚴格控制，習近平是否有充分自信全面鬆綁？
6.習近平是不是有能力駕馭軍方？近年來中國軍方的焦慮不斷增加，表現在挑釁中國的鄰國。似乎中國軍隊試圖擺脱黨的控制？
7.習近平是否能主導務實的外交政策，而不僅僅使用口頭上的外交辭令？中國外交的陳詞濫調越來越令人起疑，在變亂紛呈的世界，需要北京投入實際的行動。
習近平2009年底在中央黨校講話，明確批評在國內和外交政策空喊口號沒有用，要以實際的行動取代空話。這讓外界寄予希望。
8.非洲、中東、和拉美國家對中國在能源、國際援助和貿易政策上貪婪的重商主義日益不滿，習近平如何因應？
9.習近平和中國政府是否將在全球治理問題上，多扮演更積極、更贊助的角色，少來些被動和阻礙的花招？中國會不會繼續在聯合國跟俄羅斯站在一起，反對安理會多數國家對敍利亞跟伊朗的制裁？還是改弦易轍，成為解答而非問題的一部分？
10.習近平是否懷有戰略遠見，願意投資推進中美關係？
世界上沒有比中美兩國更為重要的相互關係。但可惜兩國之間仍瀰漫着戰略性的互不信任。兩國之間戰略互信的建立，需要中國下一代領導人及美國總統共同參與。
習近平的訪問大概不會回答所有這十個問題。時間將告訴我們：他是否作為一個“轉變”的領袖，敢於擁抱並參與中國在國內外的積極改變；或者他仍然是又一個規避風險的黨棍？
作者：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關係學院中國政策研究室主任。社論的報紙版於2012年2月11日發表在《國際先驅論壇報》。
【附錄II：奧巴馬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時的演講】
Appendix II. Obama’s Nobel Lecture on Dec.10, 2009 (Excerpts)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09/obama-lecture_en.html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Your Majesties, Your Royal Highnesses,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citizens of America, and citizens of the world:
I receive this honor with deep gratitude and great humility.
And yet I would be remiss if I did not acknowledge the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that your generous decision has generated. (Laughter.) In part, this is because I am at the beginning, and not the end, of my labors on the world stage. Compared to some of the giants of history who’ve received this prize – –……. I cannot argue with those who find these men and women ……to be far more deserving of this honor than I.
But perhaps the most profound issue surrounding my receipt of this prize is the fact that I am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military of a nation in the midst of two wars. One of these wars is winding down. The other is a conflict that America did not seek; one in which we are joined by 42 other countries – including Norway – in an effort to defend ourselves and all nations from further attacks.
The concept of a “just war” emerged, suggesting that war is justified only when certain conditions were met. ……Of course, we know that for most of history, this concept of “just war” was rarely observed.
To begin with, I believe that all nations – strong and weak alike – must adhere to standards that govern the use of force. I – like any head of state – reserve the right to act unilaterally if necessary to defend my nation.
I believe that force can be justified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as it was in the Balkans, or in other places that have been scarred by war.
America’s commitment to global security will never waver. America alone cannot secure the peace. This is true in Afghanistan. This is true in failed states like Somalia, where terrorism and piracy is joined by famine and human suffering.
But let me now turn to our effort to avoid such tragic choices, and speak of three ways that we can build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First, in dealing with those nations that break rules and laws,……. Those regimes that break the rules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
But it is also incumbent upon all of us to insist that nations like Iran and North Korea do not game the system. ……Those who care for their own security cannot ignore the danger of an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or East Asia. Those who seek peace cannot stand idly by as nations arm themselves for nuclear war.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those who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s by brutalizing their own people. When there is genocide in Darfur, systematic rape in Congo, repression in Burma – there must be consequences.
This brings me to a second point – the nature of the peace that we seek. For peace is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visible conflict. Only a just peace based on the inherent rights and dignity of every individual can truly be lasting.
We will bear witness to the quiet dignity of reformers like Aung Sang Suu Kyi; to the bravery of Zimbabweans who cast their ballots in the face of beatings; to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who have marched silently through the streets of Iran.
Let me also say this: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cannot be about exhortation alone. At times, it must be coupled with painstaking diplomacy. I know that engagement with repressive regimes lacks the satisfying purity of indignation. But I also know that sanctions without outreach – condemnation without discussion – can carry forward only a crippling status quo. No repressive regime can move down a new path unless it has the choice of an open door.
In 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horrors, Nixon’s meeting with Mao appeared inexcusable – and yet it surely helped set China on a path where millions of its citizens have been lifted from poverty and connected to open societies. ……. Ronald Reagan’s efforts on arms control and embrace of perestroika not only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but empowered dissidents throughout Eastern Europe.
Third, a just peace includes not only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 it must encompass economic security and opportunity. For true peace is not just freedom from fear, but freedom from want.
Agreements among nations. Strong institutions. Support for human rights. Investments in development. .And yet, I do not believe that we will have the will, the determination, the staying power, to complete this work without something more – and that’s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our moral imagination; an insistence that there’s something irreducible that we all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