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共識還是杜建國共識-馬平
【觀察者按】杜建國在世行行長記者會上挺身抗議之後，本網第一時間組織多位學者對此展開評論，並形成專題“聚焦世行報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點擊查看。之前的評論文章關注點在於抗議事件本身以及從總體上對世行報告給出評價，本篇文章則深入探究了世行報告中對於中國改革的一些具體建議，並且考察了世行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所開藥方屢遭敗績的歷史，同時還把杜建國先生的抗議與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聯繫到了一起。讀者通過本篇以及上述專題中其他文章，可以對抗議事件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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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7日，世界銀行公佈了一份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研究報告，報告沿襲了20多年前“華盛頓共識”的風格和原則。28日，世行行長佐利克親自出動為報告造勢。結果被攪局。獨立學者杜建國先生在現場發表演説，支持國企為主導的經濟制度，指責世行推銷的私有化改革方案為毒藥。
事件被媒體披露後，網絡上出現了一邊倒的輿論評論。微博和各大網站的投票結果顯示，90%左右的網民支持杜建國的行為。http://bbs.house.ifeng.com/viewthread.php?tid=12769395 http://vote.weibo.com/vid=1498779
考慮到最近幾年國企在輿論上屢遭攻擊，這個結果頗為出乎意料。但從世行報告的內容和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來看，這個結果卻是情理之中。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一度被巨大的經濟差距所震撼，曾盲目崇拜西方專家提出的經濟理論。但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以後(最新報道：世界十大港口中國佔七席)，中國人不再崇拜神秘主義化的西方經濟學，轉而為創造奇蹟的“中國模式”而自豪。杜建國演講帶來的輿論風波，就是這一新時代開始的標誌。
世行報告説了什麼？
嚴格來説，這份報告並非世界銀行一家的作品，而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財政部和世行共同的成果。既代表了世行高層一貫的看法，也表明了一部分中國官員和學者的傾向。
報告開頭承認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和慣性，認為過去30年保持10%的增長速度是個驚人的成就，在這個發展慣性下，中國有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機會。不過，報告認為10%左右的增長速度很難持續，因為過去30年的發展和廉價勞動力供應、充足的能源、中外的技術落差，以及對環境的破壞密切相關。現在人口紅利逐漸喪失，勞動力成本上升，能源供給越來越緊張，中國不得不付出更大努力來保持增長速度。
客觀來説，這些評價雖然流於俗套，倒也無可指摘。隨着經濟總量的增加，中國經濟的確出現了很多新問題，不能再簡單的照搬過去的發展經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報告的要害並不在此。報告的重頭戲，也是讓杜建國先生憤怒的部分在於後面的解決方案：
一完成經濟結構改革
二推動創新
三發展環境產業
四保證經濟機會均等
五對外建立互利雙贏關係。
報告聲稱，只有接受這些方案，中國才可能擺脱“中等收入陷阱”，避免動盪，成為發達工業國。
改造經濟結構、推動創新都是好事，但是400頁的世行報告不僅僅包括這幾句漂亮話，而是詳細地給出了實施細則——要鼓勵私營企業發展，要壓縮國企發展空間，非此不能算完成市場化轉型。要在創新領域中依靠私營企業的積極性。如環境產業應以市場激勵為主要手段，積極向私企融資，這樣才能把環境投入從消耗變為積極經濟因素。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務產業也需要動員各種所有制主體來共同融資、投資。最後，中國要保證增長的可持續性，必須增加經濟體系的開放性，比如開放資本賬户。總之，除了廢話外，世行一如既往地開出了兩個老藥方：發展私營經濟和向外國資本充分開放。
英文版世行報告封面
這套藥方繼承了亞當斯密以來的西方經濟學原則，堅信只有個人追逐利益的熱情才能給經濟帶來活力；只有讓資本自由流動才能讓財富和勞動完美結合。不過，亞當斯密的時代沒有龐大的跨國公司，也沒有純粹信用化的美元。在今天，不管是私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大部分勞動力都不在屬於自己的企業裏工作；而“財富”往往意味着憑空製造的信用數字。在基本條件已經改變的情況下，一味推崇“私營企業的活力”或是自由經濟的資源配置能力，實際上是利用普通人視角侷限於小範圍的缺陷，把娛樂化的噱頭當學術標籤來炒作。炒作者如果不是對現實的經濟運行規律一無所知，就必然是是故意視而不見。
從純粹的學術角度探討世行報告的邏輯是嚴肅的態度，但事實上，世行報告根本配不上這種嚴肅討論。如果讀者只能看到這一份世行報告，或許我們還會就事論事，認真的考慮藥方是否合適。但是，如果我們查閲歷史資料，看看幾十年世行為不同國家提出的經濟改革建議，會發現這個藥方實在不新鮮。從巴西到中國，從俄羅斯到東歐國家，對於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經濟形勢，世行永遠只會説兩件事，發展私營經濟和把經濟向外國資本開放，最多再多説一句壓縮政府開支，賣掉公有財產還債。
報告的千篇一律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世行的體制。在世行拼命向別人推銷私有化方案，誇耀私有制的積極性的同時，世界銀行本身卻是一個僵化的官僚組織，普通工作人員人浮於事，高層幾乎成了歐美退休政客的養老院。這樣一個機構，幹起工作來自然是得過且過，能省一分力氣就省一分，就算因循守舊，出了岔子，也沒人來追究他們的責任。這種工作模式是如此的惡劣，以至於某些工作人員自己都看不下去。曾擔任過世界銀行副總裁兼總經濟師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樣評價與世界銀行並列的IMF：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幫助一個國家，它派出一個經濟學家的“使團”（mission）。這些經濟學家往往缺乏對這個國家的廣泛瞭解，他們可能對這個國家的五星級飯店比對它的分佈在鄉下的村子擁有更多的瞭解……在幾天或者最多幾周之內，就要求他們拿出一套符合這個國家需要的方案。無需多説，僅僅是一些數字演算是不能給這個國家的發展戰略提供恰當的意見的。更為惡劣的是，這些數字演算也往往沒有作好……這些工作小組因為在出發前就擬好報告的草稿而著名……這些小組成員把給一個國家的報告的大部分拷貝下來並把它們全部轉變為給另一個國家的報告。他們帶着這份轉變而來的報告出發了，但是由於文字處理軟件的“尋找並替換”功能沒能正常工作，結果在一些地方還保留着原來那個國家的名字”（出自《我從世界經濟危機中學到了什麼》）http://finance.sina.com.cn/2000-09-29/15075.html
很顯然，如果説經濟學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為經濟“治病”，那麼世界銀行只能算是一個超級庸醫，水平差到只會開一種處方。對於這種一成不變的“處方”，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都沒必要過度解讀——智力正常的人不應該和復讀機討論問題。
世行報告的影響
一般説來，庸醫並非全無腦子，他們會很謹慎地使用藥性平和的補藥，不會隨便開藥性強烈的“虎狼之藥”。因為治不好病，至多是沒人感謝，收不到診金；要是不小心讓病情加重，甚至醫死了人，那就要賠償甚至吃官司。所以，西方人鄙視庸醫，會説“這傢伙只會開阿司匹林”；中國人在相聲裏調侃庸醫，就説他的藥丸都是玉米麪做的，趕上沒吃早飯，可以拿藥丸子泡水作粥。阿司匹林和玉米麪丸子的共同點是百無禁忌，治不好病也吃不壞，用來糊弄患者正好。但從最近幾十年的歷史來看，世界銀行的私有化方案絕非不疼不癢的形式主義，危害要比庸醫的藥丸可怕的多。
70年代之後，拉美出現了左翼運動風潮，同時在亞洲新興工業國的競爭下，和美歐配套的工業、種植業都出現了一定的資金週轉問題。於是，在世界銀行的建議下，拉美國家出售自己的國有資產，包括電信網絡、港口、道路和礦山，而且允許外國資本自由購買，以緩解政府財政壓力，償還債務、刺激經濟發展。作為配合的政治手段，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拿出資金推翻左翼政府，支持那些樂於和外國投資者合作的獨裁者。
世界銀行的援助資金，以及開放投資領域所引來的外來資金的確暫時緩解了拉美的資金問題，但也讓拉美背上了更沉重的債務包袱。同時，資金的自由流動意味着外國資金從此可以輕鬆地把利潤帶走，甚至本國的私有制企業也可以隨意地匯出利潤，抽逃資金。結果，拉丁美洲國家從此成了國際資本的奶牛，把越來越多的利潤送給富國，還要承擔金融波動的全部影響。稍有風吹草動，拉丁美洲就會出現資本瘋狂出逃、經濟一蹶不振的局面。
從拉美實施私有化進程開始，這一地區的年經濟增長率從60-70年代平均5.5%下降到80年代的1%。考慮到每年2%的人口增長率，拉丁美洲實際上進入了一個長衰退期——即著名的“失去的10年”。90年代，情況稍有好轉，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率恢復到3%左右，但大部分經濟增量被外資佔有，市場被外國佔據，各國的經常項目收支都是大額逆差，完全靠借款和持續的外國投資才能維持脆弱的平衡。
2005年爆發的阿根廷反美遊行
等到1998年世界金融危機到來，拉美經濟立刻崩盤。以阿根廷為例：2001年，阿根廷的經濟資金鍊斷裂，完全失去了支付能力，2002年的GDP比1997年跌落了17%，市民們先是遊行，繼而搶劫物資。看着21世紀初阿根廷四處暴亂，社會完全失控的混亂景象，很難想象這個國家在60年代還是鐵路里程和中國相當的世界第9大經濟體。直到21世紀，整個拉丁美洲全面左轉，重新拿回一部分經濟控制權，並縮小貧富差距，拉美經濟才逐漸出現轉機。2009年，世界銀行拉美和加勒比海首席經濟學家奧古斯登-德拉-託雷（AugustodelaTorre）表示，上世紀80-90年代拉美地區的私有化浪潮完全失敗。
當然，私有化進程最輝煌的“成就”還是前蘇聯的案例。在劇烈的“休克療法”之下，蘇聯這個超級大國的工業被拆毀，資源被少數人佔有，人均壽命從65歲跌回不到60歲。在人均糧食產量減少一半的情況下，俄羅斯從糧食進口轉為糧食出口，這在歷史上是少見的驚人衰退。一些前蘇聯國家雖然通過轉投西方陣營得到了大筆援助，但也因此把核心產業丟給了國際資本，完全喪失了獨立發展的可能。蘇聯解體20年後，曾經是工農業發達地區的烏克蘭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低於中國的安徽和西藏，只勉強高於貴州。
公平的説，受世界銀行指導、走私有化、開放投資道路的國家並非沒有成功案例。捷克、智利，在接受“休克療法”，進行激進私有化改革後都出現了經濟高增長階段。債務雖然也同步爆炸性增長，但迄今為止尚未導致阿根廷那樣的全面崩盤，尚屬可控。不過，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增長的前提，以及這些國家為此付出的代價。捷克斯洛伐克本來就是原社會主義國家中人均工業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在東歐聚變後，捷克首先甩掉了相對落後的斯洛伐克，又大量出售了潛力巨大的工業資產，出讓了長期權益，因此能依附於西歐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很難想象中國或是其他國家能夠先分裂國土，再用工業體系交換暫時的經濟穩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捷克雖然在90年代實施了大規模的私有化，但依然在關鍵企業裏保持了相當水平的國有股份。政府藉助這些相對優勢的股份擁有企業的管理權，這也是私有化進程中的一個“異數”。
智利的經驗同樣難以在其他國家複製。智利狹長的國土地處安第斯山山麓，是世界上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銅礦儲量世界第一，還有世界唯一的天然硝石礦和佔國土20%的天然林。這些礦產本應是智利人民傳之子孫的產業，在私有化和外資入侵的大潮中，卻都成了國際資本掠奪性開採的目標。在國際資本的支持下，固然智利的經濟增長較快，就業率很低，但代價是過度開發了子孫的不可再生資源。與其把智利捧是私有化自由經濟的典範，還不如找中東的石油富國當例子更有説服力。大部分國家人均資源遠不如智利或是中東產油國，絕不可能走這條吃子孫飯的道路。
全盤私有化的代價遠不止於經濟領域。私有化20年後，捷克已經變成了歐洲最大的妓女集散中心，靠這種“高附加值”的第三產業來換取大量外匯。在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前社會主義國家，人體器官走私這項更賺錢的買賣已經發展到每年上百億美元的規模。從世界銀行的統計表上看，這都是平衡國家外匯收支的“有利因素”。1988年，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旗手弗裏德曼公開向中國提出建議：《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幾點意見》，要求結束外匯管制，用私有化來取代政府主導的經濟。結果第二年北京街頭就出現了劇烈的社會動盪。
皮諾切特死後，智利人民的抗議
弗裏德曼最著名的經濟學實踐就是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改造。在皮諾切特用軍事政變和屠殺奪取政權2年後，智利軍政府邀請弗裏德曼來進行經濟學指導，弗裏德曼明確提出了通貨緊縮、政府裁員和開放資本市場的建議，並通過皮諾切特的鐵血手段得以實行。弗裏德曼讚揚賞識他的軍政府“為個人首創精神和私人生活領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間……為迴歸民主社會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因此被視為獨裁軍政府的幫兇。1976他到瑞典領取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發表獲獎致辭的時候，智利大屠殺的受害者家屬忽然高呼口號：“資本主義和弗裏德曼滾出去！”。然後抗議者就和杜建國先生得到了同樣待遇——被保安拖走，免得打擾新自由主義旗手領取獎金。
金融資本需要世行報告
雖然罕有成功案例，但世行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依然席捲世界，在除南極洲之外的所有大洲都贏得了“客户”。最近發表的世行報告雖然依舊是陳詞濫調，但中國國內也不乏為之鼓吹的媒體和機關。其中原因，除了一些媒體見聞匱乏，看到“世界銀行”的名頭就臉紅心跳、五體投地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世行建議的改革方案——私有化、開放投資領域能給一部分人帶來巨大的利益。
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地球上的現代工業幾乎全部集中在少數歐美國家，其他的國家要麼是純粹的農業國，要麼只有種植園和礦山。所以西方國家僅憑工業力量就能統治世界，買不到的東西可以直接動手來搶。兩次大戰之後，西方列強相對衰落，美蘇冷戰也在客觀上促進了第三世界的工業化，西方國家逐漸失去了絕對的工業-軍事優勢。除了中國、韓國這些中所周知的新興工業國之外，巴西、墨西哥乃至埃及、土耳其等國家在六十年代都建立了一定規模的現代工業，用現代兵器裝備了自己的軍隊。即便是越南這樣的國家，在中蘇支持下也可以對抗美國，西方殖民者再也不能派出一支小部隊就在落後國家為所欲為了。
不過，在失去工業和軍事壟斷權的同時，歐美列強依然保持着穩固的金融優勢。現代經濟需要信用貨幣作通貨，而信用需要時間來積累。所以，即便蘇聯和第三世界已經開始建立自主的現代經濟，國際通行的支付手段依然是美元、英鎊等西方貨幣。70年代西方紙幣和黃金脱鈎也沒有改變這個現實。
這意味着西方擁有了無限的發鈔權。通過複雜的銀行體系和更復雜的金融衍生品體系，歐美統治集團可以隨意印刷貨幣來換取工業財富——只要對方承認紙幣信用即可。這一局面最終演變成了今天美國工業空心化，靠金融遊戲養活的局面，全世界的金融衍生品總價也迅速上升到1000萬億美元的恐怖數字。與其同時，第三世界國家接受了西方轉移的工業，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結束了200年來歐美工業社會領導世界的時代。
戰略的精髓在於揚長避短。既然工業空心化和金融優勢並存，歐美國家的最佳策略就是用金融手段來控制別國的工業，進而用收購的資產為自身金融體系提供信用。否則濫發貨幣早晚會導致通脹或國債危機。所以，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改革中，西方金融資本是最大的受益者：憑空印刷出來的紙幣能夠換成實實在在的工業資產，原本可以和西方對抗的國家淪為了歐美附庸。不勞而獲的西方國家因此能夠延續自己的霸權。
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經推行了10年之久，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各自派出代表到華盛頓開會（有趣的是，2012年推出的世行報告，正是由中國財政部和世行合作完成的），總結在拉美地區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經驗。最後得出了10條經驗：如壓縮政府開支、貿易自由化、國企私有化、放松管制、允許外資自由投資等。由於蘇聯很快解體，東歐變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找到了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巨大空間。這10條經驗就成了整個90年代世行繼續力推的改革原則，進而被稱為“華盛頓共識”，被世界銀行官方奉為不可置疑的經濟原則。
世界銀行一向由歐美政客、銀行家掌管。這樣一個機構不斷地推銷私有化，要求第三世界國家開放市場，言論或許陳舊，邏輯或許風馬牛，立場上卻代表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統治者——歐美金融資本。或者説，歐美金融資本才是世行報告最大的“客户”。所以自由主義經濟模型一直能擁有足夠的輿論資源支持，成為“主流”經濟“共識”。
但是，從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來看，不管國外經濟學家預測了多少次“崩潰”，中國始終能保持10%上下的年增長速度，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而且讓13億人民都分享這一發展。在一代人內，大部分年輕人的出路從當自耕農變成了體面的工作，幾億家庭每隔10年就能更新一遍家用電器，吃肉已經從奢侈享受轉為需要節制的生活要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中國模式”帶來的天翻地覆的變化。所以，中國人不會再像當年那樣崇拜西方的一切建議，能夠理智地思考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世界銀行的報告儘管名頭顯赫，還在中國內部找到了盟友，卻再也不能用老套路來欺騙中國人民了。
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反對世行私有化方案，支持國有企業的杜建國先生，身份既不是國企職員，也不是公務員，沒有拿國企一分錢的研究經費。事實上，杜建國先生平時的文章、言論多有批判現實，指責國企問題之處。但是，杜建國先生正確地認識到：世界銀行和少數官員支持的私有化計劃是當前中國最大的威脅。如果這一計劃付諸實施，將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所以杜建國先生站出來捍衞國有企業，反對歐美金融資本這個最強大的對手，更反對中國內部的全盤私有化思潮。
杜建國被保安強行帶走後，佐利克尷尬地為私有化方案辯護，説中國改革正在觸動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括一些壟斷企業，因此引發反對很正常。但從杜建國先生的身份來看，這個辯解顯得很無力。相反，杜建國先生的身份和立場證明：反對全面私有化，反對拋售國企是中國各個社會集團的普遍共識。所以杜建國的呼籲在網絡上得到了壓倒性的支持。中國幾十年來的經濟快速增長終於撐起了中國人的自信。
杜建國事件之後的輿論風潮，完全可以看做一次龐大的民意測驗。以國企為骨幹的中國經濟得到了普通人的認同與支持。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領導集團會拋棄華盛頓共識的荒謬邏輯，無視世界銀行的陳詞濫調，走出一條給全世界當榜樣的獨特道路。從長期來看，我們甚至應該感謝世界銀行的報告，感謝讓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的。這是領導世界的國家應有的自信和幽默感。
（作者為觀察者網特約評論員，轉載請註明出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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