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救世情懷與彼岸追求——《烏托邦彼岸》三部曲
救世情懷與彼岸追求——《烏托邦彼岸》三部曲
前言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已近一百年。對這場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政治學家，歷史學家也研究了差不多一百年。但這場革命的謎底仍然吸引着大量的專家學者去尋根究底。湯姆•斯托帕（Tom Stoppard）是捷克裔英國戲劇家，他在2002年創作了巨型歷史劇《烏托邦彼岸》三部曲(The Coast of Utopia)，該劇在歐美上演後反響強烈，對反思這場近百年前的大革命提供了新的反思視角。
《烏托邦彼岸》是一部真正的超級宏篇鉅作，全劇長達八個多小時，共七十多個角色出場。最令人震撼的是，這部史詩式的鉅作不僅包括了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思想界最璀璨的文化精英：巴枯寧、赫爾岑、屠格涅夫、普希金、別林斯基、奧加列夫、斯坦科維奇等，而且包括了歐洲的思想巨人馬克思、文學家喬治•桑、音樂家瓦格納等。這部長達八個多小時的歷史劇由三個相對獨立的部分組成：第一部：遠航（voyage）；第二部：劫難（shipwreck）；第三部：拯救（salvage）。
《烏托邦彼岸》的作者湯姆•斯托帕（Tom Stoppard）
《烏托邦彼岸》的作者湯姆•斯托帕（Tom Stoppard）是英國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最重要的戲劇作家。他曾因與馬克•諾曼（Marc Norman）合作的《莎翁情史》獲得奧斯卡最佳劇本獎而廣為人知。斯托帕最擅長的手法是用現代戲劇方式把政治、哲學，藝術等揉合在一起，對人類的精神現象進行看似荒誕但實則深刻的反思。他最優秀的作品應該是1974的《Travesties》（中文版本譯為《戲謔》）。這部《烏托邦彼岸》是斯托帕在史料堆裏鑽研了整整四年，讀了大量關於俄羅斯思想史的著作，尤其是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俄國思想家》（Russian Thinker）後寫出來的。在這部演繹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思想發展的戲劇中，斯托帕充滿了野心和貪婪，恨不得把他認為有價值或有意思的所有東西都塞入這個劇本，所以形成了這部戲劇的巨大篇幅。二十世紀初，阿•托爾斯泰曾寫了《苦難的歷程》三部曲來表現蘇俄在二十世紀革命前後的歷史。作為一種類比，我覺得把斯托帕的《烏托邦彼岸》三部曲理解為表現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思想的歷程”是比較貼切的。
《烏托邦彼岸》出版於2002年，並於同年八月上演於倫敦國家劇院，受到《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衞報》等新聞媒體和《The Stage》等藝術刊物的一致好評。2006年美國著名導演傑克•布萊恩（Jack O’Brien）把這個史詩般鉅作搬上了紐約戲劇舞台，於2006年11月27日在林肯中心首演。這部鉅作一上演，立即在紐約文化界造成轟動。關於十九世紀俄國思想文化的書籍頓時走紅。由於節目單內頁裏的推薦書目把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經典作品《俄國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放在首位，在美國書店裏無人問津的《俄國思想家》在紐約突然風捲殘雲般賣到脱銷。該書的出版商、英國的企鵝公司只好在2007年1月初下令緊急加印3500冊，以滿足苦苦等待的預定者。屠格涅夫的書在美國這個急功近利的商業社會從來就是最沒有市場的，這次也因《烏托邦彼岸》的上演而銷售量大增，不少紐約客拿着節目單在紐約各書店衝進衝出尋找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和《父與子》。
作為一部表現“思想歷程”的戲劇，《烏托邦彼岸》究竟以什麼來為自己站住腳？在學術界，關於俄羅斯思想史的著作已如汗牛充棟。斯托帕要讓自己演繹的俄羅斯“思想歷程”在文化史上佔據一席歷史的地位，而不僅僅是飯後茶餘的消遣，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幸運的是，斯托帕找到了自己的視角，而且演繹得非常成功。
斯托帕不是在一般意義上用戲劇的形式來演繹俄羅斯“思想的歷程”，他是要發掘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俄國革命的思想根源，描述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思想怎樣在深重的苦難中揚帆起航，怎樣經歷挫折和磨難，怎樣一步一步走向脱離了此岸的烏托邦。為了表現出這個基本的思想脈絡，斯托帕採用歷史發展的三部曲形式來表現思想的演進。三個部分在時間和情節上首尾連貫、前後呼應，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融為一體。通過劇中人物的對話和獨白，觀眾可以進一步理解到，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思想的發展是世界近現代史上兩大革命的關鍵連接之點。朝前看，這段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825年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朝後看，這段思想已經預示了20世紀的俄國革命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這是斯托帕詮釋這段思想歷程的獨特視角，也是深入理解這部歷史大劇的根本之點。從這個意義上説，《烏托邦彼岸》的三部曲雖然獨立成劇，觀眾可以分別單獨觀賞，但只觀其一或其二，卻難以理解全劇的基本思想。
第一部：遠航（voyage）
在全劇七十多個人物中,赫爾岑(Herzen)和巴枯寧(Bakunin)是貫穿於整個三部曲的兩位最重要人物。導演傑克•布萊恩（Jack O’Brien）也因此挑選了兩名優秀的演員（Brian O’Byrne飾赫爾岑，Ethan Hawke飾巴枯寧）來表演這兩位最重要的角色。在第一部曲《航行》中,巴枯寧的戲最重。斯托帕通過巴枯寧在風景如畫的家族莊園和人文匯粹的莫斯科大學的生活規跡,把俄羅斯當時最重要的一些思想家一個個引導出場,哲學家斯坦科維奇（Stankevich）,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Belinsky),作家屠格涅夫(Turgenev),政治思想家赫爾岑(Herzen)，詩人奧加列夫(Ogarev)等相繼出現在田園牧歌式的巴氏莊園和各種新潮思想激烈交鋒的莫斯科大學校園。
這是一羣年方弱冠，但思想敏鋭，豪氣沖天的俄羅斯思想界的先行者。他們感嘆於苦難深重的俄羅斯社會，憤慨於俄國的沙皇專制制度，嚮往西歐社會的先進文明。他們在咖啡桌上面紅耳赤的爭論，在莫斯科大學的草坪上苦苦思索，在黃昏郊外的野宴上大聲喊叫。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追求愛情成了這批年輕知識精英的全部生活。
從這羣知識精英得以產生的社會背景看，他們是俄羅斯貴族文化的必然產物。當時的俄羅斯人口大約六千萬人，貴族和神職人員各佔百分之一左右，除去城市中一些手工業者和專業人員，農奴在整個社會佔了83%左右。這樣的社會結構決定了俄國的知識精英並非產生於自身社會的中產階級，而是先進的外國思想和俄國傳統的貴族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在《烏托邦彼岸》這部劇中，除了別林斯基一人是出身於鄉村醫生家庭外，其餘的都是出身於富有的貴族之家，從小就受過法國和德國的文化教育。俄羅斯的苦難現實使他們充滿了對自身家族地位和財富的羞恥感和罪惡感，同時充滿了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改造俄羅斯成了他們的終身使命。
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和對西歐思想的引進，是往返於巴枯寧莊園和莫斯科大學之間這羣知識精英在思想上揚帆起航的起點。別林斯基在郊外的野餐中大聲喊道：“我們沒有文學！”。在劇中穿插而過的普希金因愛情夭折了，沒有出場的萊蒙托夫也很快步了後塵。其實，俄羅斯豈止是沒有文學。在藝術上，格林卡的《盧斯蘭與魯密拉》歌劇要在1844年才會問世，“五人強力集團”的形成還要等差不多二十年；畫家列賓也要在1844年才出生，列維坦還要再等二十年才會來到俄羅斯這個苦難的國度。在哲學上，除了來自法國啓蒙運動的哲學思想和德國的新黑格爾主義外，俄羅斯沒有自己的哲學。這羣年輕的貴族知識分子在三四十年代的唯一希望就是千方百計地偷偷引進西歐的新思想。法國的政治思想，雨果和喬治•桑的小説和德國的黑格爾哲學成了這批知識精英的主要思想來源。他們一致認為，俄羅斯要從苦難中獲得新生，人民必須要獲得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為了實現自由，必須要徹底改造現存社會，向着全新的社會目標前進。追求完美社會和追求完美愛情是這一代貴族知識精英的終身目標。
如何獲得完美？儘管這一羣思想家在觀點上各不相同，但都一致把正在孕育着革命的巴黎看成了實現理想的革命聖地。這裏面只有屠格涅夫有不同的想法。他並不想徹底脱離俄羅斯的此岸，也不認為徹底模仿西歐就能解決俄羅斯的問題。他也認為自己沒有能力指出俄羅斯究竟應該向何處去。屠格涅夫想做的只是把俄羅斯的土地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用文學的形式真實地再現給俄羅斯社會，由民眾自己來決定自己的選擇。但無論屠格涅夫的想法和做法如何，生活在美麗的巴枯寧莊園中的這批貴族文化精英已經下決心與現存社會決裂，揚帆遠航，儘管這艘離岸之船最終會駛向何方，大家並不清楚。
這一幕終結時，屠格涅夫在絢麗的晚霞餘暉中的巴枯寧莊園講了一番話，總結出了這批貴族知識分子高貴的精神境界：“在Premukhino（巴枯寧家莊園所在地）永恆和理想似乎就在你周圍的每一個呼吸裏，就像有個聲音在告訴你，和一般人俗氣的幸福比起來，內心生活那不可企及、只可想像的幸福，要崇高不知多少倍！”這句話震撼了全場。無論這羣貴族知識精英的思想是否正確，他們崇高的獻身精神，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對社會理想和愛情的真誠追求給人類社會留下了一幅美麗的畫卷。這一羣文化巨人就像屠格涅夫書中所描繪的那種沒落別墅的殘暉餘魅一樣，顯現出了一種高貴而永恆的美，美得讓人心悸。
第二部：劫難（shipwreck）
第二部《劫難》是以在家百無聊賴的赫爾岑被沙皇政府以境外就醫的理由驅逐出境開始，舞台的場景移到了巴黎。昔日在田園牧歌的巴氏莊園中爭論不休的這批俄國思想家現在都來到了巴黎。除了赫爾岑一家來到巴黎外，巴枯寧，奧加列夫，屠格涅夫，別林斯基等此時也都聚集在巴黎。但這時的巴黎並不是以她的時尚和嬌媚吸引世人。四十年代後期的巴黎正處於革命的前夜，不僅僅是俄國的流亡思想家們，整個歐洲的一些著名革命家，思想家，藝術家也都來到革命聖地巴黎準備迎接這場改變法國，改變歐洲的大革命。馬克思滿懷信心地宣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的鎖鏈！喬治•桑帶着她的肖邦高喊生命只有隨興之之所至，愛之所欲才有意義！德國音樂家瓦格納在奪得朋友的妻子一段時間後又不甘寂寞而蠢蠢欲動地尋找新的靈感。德國詩人赫爾韋格(George Herwegh)似乎註定了要在巴黎和赫爾岑的妻子有一場浪漫的豔遇。一時間，天下英雄，各路精英，都彙集法京。托克維爾（Tocqueville）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而在眾議院發出警告：“我們正睡在一座將要爆發的火山上，……你們沒有看見大地正在抖動嗎！一場革命的風暴已經颳起。”
但是，《劫難》並沒有把1848年的革命作為這一部戲劇的中心，激動人心的大革命場面只是戲劇渲染。《劫難》真正要發掘和表現的是這羣流亡知識分子在異國的真實感受。這羣文化精英在離開了俄羅斯的深厚土壤後能不能在異國他鄉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能不能在硝煙瀰漫的大革命中實現自己的理想？相濡以沫的流亡生涯是使愛情變得更加純潔和有活力還是分崩離析？
斯托帕在《劫難》中通過幾個情節表現出他對這批流亡者的理解。當各方豪傑聚集巴黎，準備共襄革命盛舉時，別林斯基最先表現出對流亡在異國他鄉的失望。別林斯基在巴黎專注於對俄國文學，特別是普希金的研究。但是，作為當時歐洲文化中心的巴黎卻讓別林斯基深深失望。經過了1789年的大革命，貴族階層和貴族文化已經遭到了徹底打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商業化的法國社會對文學藝術並非像他想像的那樣重視。對此，巴爾扎克們早就憤憤不平。別林斯基雖不像巴枯寧，赫爾岑，屠格涅夫那樣出身於貴族世家，但他也是從彼得堡到莫斯科青年學子們的精神領袖之一。儘管他的文字遭到沙皇當局的鉗制，但在貴族沙龍，在民間社會，他的詩文卻受到廣泛而熱烈的尊崇和追隨。他的文字越是遭到沙皇當局的壓制，他在社會上的聲望越是高入雲霄。但在巴黎，他只是一個難以自謀生存的潦倒文人而已，社會的公眾視覺並沒有把他放在眼裏，或者説根本忽略他的存在。冷漠比鎮壓更可怕。鎮壓可以激起悲憤而美麗的浪花，冷漠卻讓人默默無聞的消失。這一點是別林斯基最先感受到，也是最不能容忍的。他的一些朋友好心勸告他留在國外繼續流亡，因為國外畢竟有寫作的自由。但是，別林斯基下定決心還是準備回到那個充滿政治高壓的俄羅斯社會，他渴望那種在政治高壓下的悲壯的戰鬥。遺憾的是，在1848年的大革命爆發沒幾個月，病魔過早奪去了別林斯基的生命。別林斯基最終沒有回到自己的祖國。無論是別林斯基的思想發展和成就，還是他的個人生活，流亡異國他鄉都是一場真正的劫難。斯托帕在最初寫這部史詩型的戲劇時，曾用別林斯基的名字來作為這個第二部的標題，因為別林斯基的思想和命運代表着這羣流亡知識分子的真正劫難。（這個三部曲在初搞擬定的標題分別是三個人的名字：第一部，巴枯寧；第二部，別林斯基；第三部，赫爾岑）
斯托帕的這部戲劇創作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斯托帕後來在這部《劫難》中進一步從1848年革命的結局和赫爾岑的個人生活的悲劇來深化這批流亡者的劫難。1848年的歐洲革命本身就充滿戲劇性，真可謂其興勃焉，其敗忽焉。1848年2月革命在巴黎這個中心爆發，法國的七月王朝瞬間覆滅，2月24日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成立。3月2日，革命的火焰已經燃燒到德國的巴伐利亞，進而柏林和維也納，再燃到布達佩斯，布拉格，華沙。很快南部的意大利也被捲入革命的洪流。然而在短短的幾個星期內，這些在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新政權幾乎都相繼陷落，舊的王政再度復辟，僅有法國的第二共和國碩果僅存。這一幕歷史活劇讓流亡在巴黎的俄國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坐了一次雲霄飛車，最後從理想的高峯跌入了失望的谷底。對來法國尋找革命理想和完美社會的俄羅斯流亡者打擊最嚴重的是革命的結果。在1848年以550萬張絕對多數選票當選的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擅自把總統任期延為十年，並在1852年12月宣佈登基稱帝，用法蘭西第二帝國取代了第二共和國，自稱拿破崙三世。至此，這批俄國流亡者心中的理想國徹底破滅。革命推翻了腐朽的舊政權，民主用選票選出了新的政府，但歷史像演了場戲，最終回到了專制的帝國。
這艘揚帆於俄羅斯苦難海岸的遠航並沒有找到自己理想中的目的地，革命聖地巴黎失去了她昔日的光彩，下一步應該駛向哪裏呢？更令人絕望的是這艘遠航的船已是遍體鱗傷。赫爾岑發現了自己一直引以為傲的純潔愛情也在這場革命中遭到了玷污。跟他同患難，共艱辛的妻子娜塔麗（Natalie Herzen）竟然偷偷地投入了激進的革命詩人赫爾韋格的懷中。而不久又傳來消息説他的兒子死於海難的噩耗。赫爾岑在烏托邦的遠航中遭到如此可怕的劫難，當初揚帆遠航的滿腔熱情已在現實中逐漸冷卻下來。這不禁讓人想起一句西諺：You cannot discover new oceans unless you have the courage to lose sight of the shore（沒有勇氣告別舊的海岸，怎麼能找到新大洋，新大陸？）但有了勇氣就一定能找到新大洋，大陸嗎？地球上還有新大陸嗎？在異國他鄉追求完美社會和完美愛情的這羣俄國知識精英此刻都陷入了困惑。看完第二部《劫難》，我們也沒有答案，只有困惑。
第三部：拯救（salvage）
揚帆遠航的思想之船在1848年革命後遭到災難性的打擊，聚集在巴黎的這批來自巴枯寧莊園和莫斯科大學，被後人稱為“四十年代人”（generation of the 40’s）的俄國流亡知識分子在困惑和迷惘中離開了巴黎尋找新的彼岸理想。對於這羣流亡知識精英來説，對1848年革命的失望不僅僅是對一場失敗革命的失望，而是對社會理想和人生理想的失望。經受劫難後的這羣思想家意識到，西歐的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真正的完美社會，真正的理想和完美的人類狀態必須超越世界上一切現存的社會，在這一點上他們和馬克思相似，儘管他們不同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追求理想之船在巴黎遭受劫難後再度起航，在茫茫的大洋中尋找彼岸的完美社會。但是，失敗和挫折也讓他們學到，無論彼岸多美好，首要的還是要改變俄羅斯的現狀，拯救苦難的人民大眾於苦海。
巴枯寧是一個天生的革命者，他所到之處總是會點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在1848年革命失敗後，巴枯寧從一位德國哲學的崇拜者轉變成了一位泛斯拉夫主義者。他認為，俄羅斯的問題必須要和歐洲的整個斯拉夫民族被壓迫的問題一起才能解決。他在1848年底起草了一份《告斯拉夫人書》，號召斯拉夫人起來推翻壓迫他們的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三個專制君主政權。在這個問題上，巴枯寧和馬克思發生了尖鋭的衝突。馬克思指責巴枯寧是一個泛斯拉夫主義者，巴枯寧則反唇相譏説馬克思是一個日爾曼愛國主義者，是一個虛榮，惡毒，侈談理論，怯於行動的人。二者的衝突後來越演越烈。馬克思甚至在《新萊茵報》上撰文指控巴枯寧是沙皇俄國派到歐洲的間諜，並有根有據地説證據來自喬治•桑。後來儘管喬治•桑出面澄清，巴枯寧在歐洲革命者中的名聲已經敗壞。巴枯寧和馬克思的衝突説明，在現實的革命鬥爭中，巴枯寧莊園中那種純潔的理想主義註定是一種空想。嚴酷的革命鬥爭已經開始毒化這羣昔日同一個戰壕裏的戰友之間的關係。
巴枯寧的泛斯拉夫主義不能拯救俄羅斯人民，因為他連自己的命運都不能拯救。1849年，巴枯寧在德國因發動革命被捕，曾兩度被普魯士政府和奧地利政府先後判處死刑。沙皇政府把巴枯寧引渡回俄國後繼續把他關押在獄中。1855年，沙皇尼古拉逝世，亞歷山大二世繼位，大多數政治犯都被釋放，但巴枯寧仍關押在獄中。白髮蒼蒼的巴枯寧老夫人託人設法見到新沙皇為自己的兒子求情，得到的回答是：“記住，夫人，你的兒子只要活着，就不會有自由。”後來巴枯寧在西伯利亞的流放中逃到日本，再從那裏輾轉到美國，最後來到歐洲參加了以馬克思為精神領袖的共產國際。但這個時候的巴枯寧在思想上已成了一位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現實革命中，他仍是一位失敗者。1872年，在共產國際的海牙大會上，巴枯寧被開除出共產國際，除了各種罪名外，還有人指控他是強盜。最可怕的是這些指控不是來自他畢生與之鬥爭的沙皇政府或其它國家的專制王權，而是來自革命隊伍中的戰友。這位貴族的兒子註定了只能宣揚和發動革命，而不能領導革命，因為革命先有一個奪取革命領導權的技術問題。
如果説巴枯寧是想通過不斷的起義和革命，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來拯救俄羅斯人民，那麼赫爾岑則是想通過思想上的啓蒙，從精神上來拯救俄羅斯民族。他和奧加列夫在倫敦的寫作和出版工作是他們流亡在海外最有意義的活動。無論是以賽亞•伯林，還是深受其影響的斯托帕，都把赫爾岑看成是這批俄國貴族知識精英里的皎皎者。赫爾岑堅持認為，要解決俄羅斯的社會問題，首先是要喚起民眾，要讓俄羅斯人知道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社會發展和完善的關鍵。為此，他和奧加列夫在倫敦建立了“自由俄羅斯出版社”（Free Russian Press），發行《北極星》（The Polar Star）和《警鐘》（The Bell）兩個刊物。把這些宣揚自由的刊物偷偷運進俄國。爭取言論自由和要求解放農奴是這兩個刊物宣揚的基本思想。
與此同時，屠格涅夫進入了他的創作高峯，1852年，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問世，轟動了整個俄羅斯社會，從皇室和貴族沙龍到街頭百姓，大家都爭相閲讀這部描繪俄羅斯大地和靈魂的不朽之作。1861年，沙皇政府頒佈瞭解放農奴的命令（The Emancipation）。據亞歷山大二世説，他是讀了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後受到震撼而發佈解放農奴的命令。此説並不完全真實，應該説是《獵人筆記》震撼了俄羅斯的整個皇室和貴族階層，俄羅斯上層社會已經感到社會不能夠再這樣繼續下去了。後來列寧所講的革命成熟的條件之一已經在俄羅斯開始出現。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屠格涅夫進一步探索俄羅斯貴族知識精英思想的著作相繼問世：《羅亭》（1856）、《貴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與子》（1862）、《煙》（1867）。俄羅斯終於有了傲視歐洲的自己的文學。
但是，這一羣來自巴枯寧莊園和莫斯科大學的貴族文化精英註定了在歷史上只能扮演悲劇角色。到了六十年代末，這羣“四十年代人”漸漸被自己掀起的革命浪潮逼到了一個尷尬的位子。他們喚起了民眾，點燃了社會改革的星星之火。但當民眾真正起來的時候，當星星之火欲將成為燎原之勢時，他們被更為激進的“新一代”（New Generation）擠到了後面。狂熱的烏托邦主義在俄國已瀰漫開來。既然俄國的將來是在理想的彼岸，為何要在此岸作無謂的逗留？為什麼對此岸的一切還依依不捨？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激進主義漸漸在俄國思想界佔據了主導地位。緊跟在後面的是有意讓自己變得冷酷無情的列寧。赫爾岑在此時已被“新一代”指責為妥協主義和守舊主義的代表。堅持以漸近主義者自稱的屠格涅夫當然還記得英年早逝的激進評論家杜勃羅留波夫對他的批評。杜勃羅留波夫在評《前夜》時曾批評道：“你坐在一個空箱子裏，想從裏面倒翻箱子，多麼費功夫！要是由外面來，一推就翻了。”俄羅斯的“新一代”不是要改革現有社會，而是要與整個現存制度斷絕一切關係。《父與子》中巴扎羅夫説的話正在成為現實：否定一切，包括藝術和詩歌。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對這種否定一切作了解釋：作為革命者，他不能再聽貝多芬的音樂，儘管他個人非常喜歡《熱情奏鳴曲》，因為這種音樂不能使人在革命中保持冷酷，而革命需要冷酷。
這批被稱為“四十年代人”的貴族文化精英在追求完美社會理想的道路上遭到失敗，在追求完美的愛情上也令人扼腕嘆息。早在三十年代風景秀麗的巴枯寧莊園，青年哲學家斯坦科維奇就把完美的愛情理解為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最終未能和巴枯寧漂亮的妹妹結為眷屬。屠格涅夫在25歲時認識了法國女歌唱家維亞爾多夫人，從此終生眷戀她，甚至為她而僑居國外，終身未婚。這種精神貴族式的戀愛給人留下一種高貴而淒涼的美感。但是赫爾岑夫婦在流亡生涯中的浪漫愛情卻顯示出驚濤駭浪的一面。深受喬治•桑思想影響的赫爾岑之妻娜塔麗（Natalie Herzen）在巴黎時就曾和後來成為奧加列夫妻子的娜塔莎（Natasha）有過一段狂熱的同性之戀。後來，當娜塔麗和德國詩人赫爾韋格的戀情被赫爾岑發現後，這批流亡者的愛情變得更加驚世駭俗。妻子娜塔麗去世後，赫爾岑竟深深地陷入了與曾經是妻子同性戀人的娜塔莎的愛情，要命的是，這時的娜塔莎是赫爾岑終身最親密朋友奧加列夫的妻子。赫爾岑和奧加列夫的關係可是非同一般。今天，人們在《往事與隨想》中讀到當赫爾岑十五歲，奧加列夫十四歲在麻雀山上擁抱發誓，立志要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來改造現存社會的豪言壯語，無不感動得熱淚盈眶。赫爾岑在晚年寫到這一段時也禁不住淚流滿面。此時這兩個情同手足，有着生死之交的朋友正在海外為了俄羅斯的自由而攜手奮鬥。赫爾岑和朋友之妻的這段戀情在三個人身上都刻下了深深的創傷。娜塔莎既對奧加列夫感到歉疚，又對赫爾岑有節制的愛情感到不滿足。當她生下了赫爾岑的孩子後，最終變得歇斯底里。此時，老巴枯寧在那田園牧歌的莊園中的講話似乎迴響在天邊：“哲學在於節制每種生活，以使很多種生活能夠協調共存，同時又儘可能有把這些生活結合起來的自由和公正，但又不是多得讓它們分崩離析。自由太多的話，傷害更嚴重。”老巴枯寧是不是預見到了這羣充滿浪漫主義情懷的孩子們後來的悲劇呢？
當戲劇接近尾聲，赫爾岑臨去世前進入了夢幻。他的夢中出現了馬克思，屠格涅夫和奧加列夫三個人，赫爾岑喃喃自語道：“繼續往前走吧！要知道天堂是無法靠岸的。只有不斷向前走，向前走……。遵循探求完美社會的古老夢想，去尋找一個不存在的仙境。人間天堂並不存在，所以人們稱這個虛無的完美之鄉為烏托邦。”
隨着赫爾岑進入了烏托邦的夢幻，已經精神分裂的娜塔莎説出了全劇結尾時的一句預言：“暴風雨馬上就要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