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美國應準備對付阿拉伯民選政府-亨利·基辛格

《華盛頓郵報》3月31日文章 觀察者網 / 編譯

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意義之一是改寫了現行的外交政策原則。美國正在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撇去各種爭議不説，撤軍理由是為了服從美國的國家利益。與此同時，美國正以人道主義干涉的名義再度軍事幹預世界其他地區。“民主重建”（democratic reconstruction）能夠代替國家利益成為中東政策的指南針嗎？阿拉伯之春真的是在進行民主重建嗎？

2012年2月5日，基辛格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美國國會議員麥凱恩共同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

漸成氣候的一種共識是，美國在情理上有義務與中東地區的革命運動站在一邊，因為美國在冷戰時受到“誤導”，基於地區安全考慮而與中東地區的非民主政府合作。按照這種看法，假借穩定國際局勢之名，支持那些脆弱的政權，這其實會造成長期的不穩定因素。有些政策超期執行，冷戰結構持續30年之久，併產生了一些關鍵性的戰略變革，例如：埃及放棄與蘇聯結盟，以及戴維營協議簽署生效。這一模式如若未能建立預定的國際關係，那就會帶來根本上的不安定因素，破壞美國外交政策所秉持的價值。

人們大多認為，阿拉伯之春是一場青年人領導的地區性革命運動，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則。可是，利比亞現在並不是由民主力量統治，甚至現在連一個完整的國家都算不上。埃及也不算，選出來的大多數（也許永遠）是伊斯蘭派。敍利亞反對派的主導力量也不是民主主義者。無論是名義上或事實上，阿盟的敍利亞決議都不是由民主國家制定的。相反，該決議反映了什葉派與遜尼派數百年來的矛盾衝突，什葉派希望搶奪遜尼派的統治地位。這也正是德魯茲派、庫爾德人、基督教派等各個少數派都對敍利亞政權更迭萬分警惕的原因。

整天呼喊口號、散播各種不滿情緒，這並不等於真正的民主運動。只有長時間地進行民主建設、打造出新的政治合法性來源，才算真正獲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現行秩序破壞得越厲害，新的政治權威就越難建立，並且很有可能導致新的暴力統治或意識形態整肅運動。社會越是分裂，就越是有利於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合流，聯合起來對抗西方普世價值。

在這個媒體的速食時代，我們必須謹防把革命運動看作一場爆發式的互聯網傳奇——彷彿革命一蹴而就，一旦高潮過去就不必再去關注。判斷革命成敗的標準不是其起源，而是其終點；不是革命前呼喊的口號，而是革命後的長期實踐結果。

對美國而言，在中東地區實行人道主義干涉無法長久，必須將其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聯繫起來考量。務必要考慮一個國家的戰略意義和社會凝聚力（包括派系分裂的可能性），並進一步評估建立新政權、更替舊政權的具體方案。本文寫作之際，原教旨主義政治力量藉由極端革命運動的協助，正在逐漸主導事態發展的方向，而原來觸發革命的社交網站則逐漸退入幕後。

從歷史上看，美國公眾輿論不願插手重建越南、伊拉克或阿富汗。那麼，與美國國家利益毫無關係的戰略行動能夠付諸實施嗎？我們有沒有青睞的政治力量？還是説，只要是民主選舉的政治力量我們就一概支持？如果是後一種情況，怎樣能避免出現由全民公投和宗派支持的極權主義政權？什麼結果真正符合美國的核心政略意義？從關鍵國家撤軍，並削減軍費開支，另一方面卻到處實行人道主義干涉，這可能嗎？應對阿拉伯之春的美國外交政府很少討論以上這些因素。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中東政策由以下幾個核心目標所主導：防止一國獨霸；保證能源自由流通，確保世界經濟穩定運行；協調以色列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其中包括處理巴勒斯坦聚居地問題。過去十年間，伊朗成為這三個目標的主要威脅。中東地區各國政府要麼過於軟弱，要麼反西方情緒強烈，從而導致美國的地區夥伴關係四處碰壁，這一情況必須引起美國戰略高層的注意——無論這些政權上台的選舉機制多麼民主。在這一框架的約束之下，美國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活動空間，推動實現人道主義與民主價值。

美國應着手準備對付那些憑藉民主選舉上台的伊斯蘭政府。但是，這並不妨礙美國執行傳統的外交準則，協調具體行動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

阿拉伯地區動亂期間，美國沒有成為革命運動的阻礙。這一成果不可小覷。但這只是成功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檢驗美國政策成敗的關鍵是，阿拉伯之春過後的新政權最終是否有助於維護地區局勢穩定並建立符合人道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