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胡鞍鋼：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
世界銀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今年2月份聯合發佈題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研究報告，其中提及的國企改革等政策建議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尖鋭的爭論。在此之前，2011年9月底，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公開發布《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的研究報告，同題著作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於去年10月正式出版，還將由世界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英文等外文版。這份報告則將“共同富裕”和“大同世界”作為關鍵詞。兩份關於“2030年的中國”的預測報告先後面世，形成了令人鼓舞的中國學者與世界銀行的信息競爭、知識競爭和政策競爭。為此，本刊專訪了胡鞍鋼教授和他的研究助手魏星博士。
胡鞍鋼
《社會觀察》：您帶領的課題組在去年10月出版了《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認為共同富裕將是中國在20年之後的前景，這一前景也內在地包含了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方向。全書開篇即重提“大同世界”的問題，將共同富裕放在“大同世界”理想的脈絡中來觀察，這一理論思考在今天是需要勇氣的。僅從“共同富裕”和“大同世界”這兩個核心詞來看，清華報告與世行報告有不小的差別。您如何看兩者之間在研究上的異同或者競爭？
胡鞍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走向何處？會對世界產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中國的重大話題，它已經成為世界性的重大話題。目前不只是世界銀行發表了《2030中國》，在此之前，亞洲開發銀行發表了《2050亞洲》、渣打銀行的《超級週期報告》中，中國也是核心研究對象之一。即將公佈的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2030全球趨勢》報告，也將重點關注中國、印度趨勢及其對全球趨勢的影響。
世行報告與清華報告有許多相近觀點的論述，但比較起來我們與他們在立場、方法、觀點方面不同，特別是主題詞不同，但兩者之間還是有很大的互補性，也顯示了較強的競爭性。我始終認為，知識競爭是一件好事。無論是決策者還是社會公眾都需要“兼聽則明”，只有一種聲音是不行的。我們的報告建立在業已完成的 “十二五”規劃和中國2020研究基礎之上，完全是獨立選題、獨立研究、獨立發表，沒有接受政府機構的委託或其他機構的資助，而世行的報告是受中國政府委託，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對這兩份報告的客觀評論需要由國內外同行專家來做，也要接受實踐檢驗、歷史檢驗。這裏要強調的是，觀看中國這座“廬山真面目”，需要多種視角、多種方法、多種數據、多種信息來討論和分析。無論對於中國政府，還是中國社會公眾，討論如此長遠而重要的話題，需要的不是一個報告，而是多個報告。以往我們看的都是世行的報告，很少看到中國學者自主創新的研究成果，此前只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李善同教授等學者撰寫了《2030年的中國經濟》（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年）。2030年的中國將會是一個什麼社會，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將在世界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於這類重大的、系統的當代中國研究問題，還缺乏專業化的討論。實際上，兩個報告的出現便於比較，也便於展開討論，還便於深化認識。
我們是與世界銀行同時起步研究2030中國的。我們在出版《中國：走向2015》（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之後，就開始考慮這一自主課題，從2010年11月份啓動這個項目。世行專家組是在2010年年底來北京進行調研的，其間邀請了中國專家進行諮詢，我也在受邀之列。他們介紹了研究思路，我當時也提出，確實要研究2030年的中國，那時候不僅是高收入國家，更重要的是構建一個創新型的國家、共同富裕的國家、綠色的中國。這時，我才知道我們要向世界銀行學習，更要與他們競爭，也抓緊了我們的研究。
我本人在去年6月中旬到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舉辦我的英文著作《中國2020：一個新型的超級大國》的圖書首發式，其間受世界銀行東亞局首席經濟學家尼赫魯博士的邀請，在世界銀行總部做了中國2020至2030年發展趨勢分析的學術報告。當時主要是從經濟的角度來分析，世行“2030年的中國”研究團隊的主要成員都參加了報告會，我們也面對面地交換了意見。當然，直到世行報告正式發佈，我才知道他們是一個訓練有素又非常龐大的團隊，包括50多名各方專家，而且還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他們進行合作，從研究人員規模看，遠比我們多得多，從研究資金投入看，也遠比我們大得多，而且還有世界銀行對中國技術援助的強大支持。形象地講，我們只有“七八條槍”，是不具備競爭優勢的。不過我很想試一試，因為與世界最優秀的經濟學家競爭，是很有挑戰性的。我喜歡挑戰。
我回國後抓緊時間工作，8月8日不僅完成了《2030中國》，當日還以《國情報告》專刊呈送中國領導人和有關部門，在傳播知識方面“捷足先登”。這之後的9月1日，在世行行長佐利克訪華期間，他在公開場合對世行正在進行的研究報告的主要觀點和結論作了簡要介紹。我已經發現與我們的許多預測數據有較大差異，這可能是採用的方法有所不同。10月份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這本書，入選《光明日報》的當月《光明書榜》，而後又進入《2011年度光明書榜》。我們一直在等待世行的報告，看看它都有哪些重要觀點。世行曾經在北京多次召開針對這個報告的研討會，他們邀請了很多中國專家，其中包括我的同事薛瀾教授，但我本人並沒有參加，所以也沒有提前看過他們的報告。他們只是在報告的“創新中國”部分引用了我的英文著作《中國2020》書中的觀點。可以説，我們和世行是各自獨立研究，相互之間有所競爭，為決策者提供了不同的視角的研究成果，使他們可以進行比較和鑑別。
客觀地説，針對這一主題，世行報告與他們在1997年發佈的《2020中國》相比，進步不大，但我們的進步卻是顯著的。當時很少有中國學者能夠在這一問題上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後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王夢奎等學者寫過《中國中長期發展的重要問題（2006-2020）》（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年），我自己出版過《2020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但這一次至少他們有我們這個對手。如果説十幾年前我們還寫不出能夠與世行競爭的研究報告，但今天，我們完全能以較少的研究人員和較低的成本投入完成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報告的執筆人是我和鄢一龍、魏星兩位七零後和八零後的青年博士，他們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得到鍛鍊，為他們將來持續性地從事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這也是我教書育人的初衷。另有中心的其他研究人員也提供了支持工作，更為重要的是，這本書集成了我們多年以來研究成果之精華。
我們面對的問題比較清楚，即2020年實現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所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之後，中國應當怎麼樣走？我們在《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中提出21世紀上半葉的新“三步走”戰略，一是用20年的時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二是到2030年共同構建共同富裕社會；三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其中，共同建設共同富裕社會是一個承上啓下的發展階段，它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建設現代化的必經之路。這一思路是受鄧小平“三步走”大戰略的啓發，也是最好的應用。這是世界銀行報告的欠缺之處。
我們報告的特色主要在於，沿着國情和世情這兩個線索研究2030年的中國。如果不把2030年的世界搞清楚，便不可能搞清楚2030年的中國，因此我們首先分析2030年的世界將會怎樣。根據這一框架，我們得出兩個非常鮮明的結論：一是2030年中國將“邁向共同富裕”；二是2030年世界的主題和核心目標將是“走向大同世界”。應當説2030年的世情研究是世行的專長，但在他們的報告裏只是點到了，並沒有做專業化的分析。雖然對世界發展趨勢的分析是我們的弱項，但這次我們重點加強了對世情的研究，使世情與國情研究不僅具有互補性，還具有互動性，使我們看到中國未來發展的世界機遇，同時也看到世界挑戰。
我們將共同富裕和大同世界稱為中國的原創觀點。首先提出共同富裕目標的是毛澤東，他強調共同強大、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既主張“先富論”，更主張“共同富裕論”，而且他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發展經濟學上並沒有共同富裕的主張，這是中國的原創。第二個詞是“大同世界”，更是中國原創。毛澤東在1949年重申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闡釋的“大同”理念，儘管它並沒有在中國實現過。繼和諧世界、和諧亞洲之後，我認為“大同世界”提出了非常明確、響亮，而且通俗易懂的中國的世界觀。儘管我們也認為實現這兩個目標非常困難，但人類的本質還是要追求美好的理想，更何況我們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偉大的人民、偉大的國家，更需要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這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而且我們通過努力是有可能做到的。這與世行報告在創意上就有根本的不同。
我們的報告明確地回答了什麼叫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實現共同富裕。我們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界定了“邁向共同富裕”的概念，包括城鄉共同富裕、地區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人人享有社會保障四個方面和大趨勢。我們對每個方面都做了專業的分析，使抽象的共同富裕的目標更加具體化，也便於度量、觀察、評估。如果與其他世界大國對比，中國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都是世界最大的國家之一。實際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近三百年來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世界性的難題。中國努力實現共同富裕，實際上也是要破解這一世界性難題。我們在前30年實現了快速發展後，從黨的十六大開始，再用30年的時間來解決這個中國難題，也就是世界難題。
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信心呢？我們認為中國解決這個難題有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其一，有社會主義制度因素，才有可能在上述四個方面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解決這個難題，甚至缺乏解決這一難題的意願。其二，中國領導集體有解決這一難題的強烈政治意願。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的選擇，也是制度安排，更是廣大人民的巨大現實需求。全國人民對共同富裕有空前的共識。能不能做到，則取決於國家領導集體的政治意願。中央領導人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表達了在上述四方面持續推進的政治意願和政治承諾。其三，我們特別強調了國家財政的再分配功能。1994年國家財政收入剛達到5000億元，1999年 1萬億元，2007年達到了5萬億元，去年則突破了10萬億元，今年有可能會突破12萬億元。我們估計2011-2030年間中國經濟仍將保持7%-8%的高增長，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和消費市場。根據這一趨勢，國家財政能力也會隨之進一步提高，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能力也隨之增強。其四是地方創新。我們在報告中專門介紹了四大直轄市中城鄉差距最大、地區差距最大的重慶“縮差共富”的創新經驗。
如果中國能夠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將為人類提供重要的經驗，也提供一種道路。報告的最後部分我其實改了又改：
“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能夠做到的，中國花幾十年或不足一百年時間就能夠做到；而美國二百多年來做不到的，中國今後也能夠做到，這就是十幾億中國人民共同構建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社會！只要中國做到了，就是為世界人民特別是佔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南方國家人民指出了奮鬥方向，這就是幾十億世界人民共同構建共同繁榮的‘大同世界’！”
這是鄧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思想 。他在1986年的時候就講過：“如果我們達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時就能夠更好地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就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明瞭奮鬥方向。”到2030年，如果中國只是高收入，卻不能共同富裕，並不一定就是成功。真正的成功的標誌就是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在書中最核心的觀點。
而我們更宏大的預測是，由於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崛起，全球有可能從過去兩個多世紀的大趨異時代轉向世界大趨同的時代。我們在第二章指出，從1990至2030年，全球經濟正處於第三次黃金增長期（Golden Age of Economic Growth）。在本輪全球黃金增長週期中，全球經濟版圖將發生重大變化，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的經濟實力將出現大逆轉，不僅中國、印度在2030年回到1820年的水平，整個南方國家也將回到1820年的水平，是一個典型的“U”字形。
南方國家迅速上升，2010年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就已經超過50%（達到52.4%），北方國家降至為47.6%，從而徹底打破北方國家長期主導世界經濟格局的局面，到2030年，南方國家比重能夠達到66.9%（其中中國將貢獻33.4%），北方國家將至33.1%，從而形成南方國家主導世界經濟的格局。
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的崛起，根本地改變了兩個世紀以來的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對此，世界銀行是最有發言權的，但他們在報告中卻沒有進行討論，發達國家的學者大概不願意説這些話。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或許是我們對南方國家的一個貢獻，進而是對世界的一個貢獻。
《社會觀察》：對南北關係大變局的觀察，為理解當代世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視角。強調這一趨勢，事實上凸顯了長期被冷戰意識所掩蓋的世界歷史的一個重大變遷。這一變遷的意義不僅在於南北關係變化本身，而且可以為超越冷戰意識形態及其背後的霸權結構提供重要的動力。從你們對中國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景的論述來看，中國在這一變遷過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南北關係變遷和共同富裕的問題都在世行報告的視野之外。是否可以説，這些地方包含了你們的報告與世行報告的基本區別？你們在研究方法上是否有較大的差異？
胡鞍鋼：瞭解世界銀行的研究特點需要縱覽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多份關於中國的報告。改革開放後世界銀行關於中國的第一個報告是1983年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其中特別強調了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因素，高度讚揚了社會主義的中國，認為中國在極低收入的條件下，預期壽命非常高，創造了一個平等的社會。今天世界銀行的報告也主張公平，包括緩解收入差距，但卻有意迴避社會主義因素。這一回避使得今天這個報告甚至不如1983年的第一個報告。
我在《中國2020：一個新型超級大國》的“國外文獻回顧”中分析了世界銀行此前預測報告與中國真正狀況之間的誤差，誤差達78%。即便過去10年也是存在誤差的。其1983年報告預測，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中國經濟將保持每年約4%-5%的增長率，並在下半期提高至5%-6%。兩年後世界銀行發表《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與選擇》的報告，預測在1981-2000年間，中國經濟將以5.4%-6.6%的速度增長。但實際上中國在此期間的年增長率達到了9.9%，遠遠超過了世界銀行的預測結果。截至2000年，中國的GDP總量已經高於世界銀行預測值的78.5%。1997年，世界銀行又發佈了題為《2020年的中國：新世紀的發展挑戰》的報告，十分看好中國的發展形勢，承認此前預測低估，並預測1995-2000年間中國GDP增長率將達到8.4%，在2000-2010年間平均增長率將達6.9%。而實際上1995-2000年的GDP年均增長率為8.5%，2000-2009年間增加至10.7%。
我們要學習世界銀行報告，但是不能總是迷信他們的報告。世界銀行1985、1997年的報告都大大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這反映它的經濟分析模型存在一些問題，對中國經濟發展機制的認識有所不足，對中國的趨勢背後的動因分析不夠。這一次預測延續了以前的分析模型和方法，很有可能仍然低估了中國的發展速度。（編者注：世界銀行預測，在平穩改革和沒有大震盪的情況下，中國2011-2015年的年均增長率為8.6%，2016-2020年為7.0%，2021-2025年為5.9%，2026-2030年為5.0%。）
我們對中國發展動力的分析和理解，的確與世界銀行不一樣。世界各國都要解決經濟發展、縮小社會差距等等問題，但驅動因素是不一樣的。我們分析了中國發展的邏輯，認為它是三種趨勢的結合。中國的發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覺的；不是自發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無序的，而是有規劃的。它是三種趨勢的結合，表現在：一是自然發展趨勢，二是宏觀規劃指導下的市場驅動，三是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引領。我們認為，這三種趨勢反映了中國特有的發展優勢和制度優勢。準確抓住中國發展的三大根本性趨勢和動因，才能比較客觀地認識中國發展趨勢。它絕非一個簡單的、技術性的經濟性模型所能預見。
目前經濟學的增長方程有相當大的侷限性，但我們要拿出一個更專業的方程完全取代還有一定的難度。在《2030中國》的附錄中我們對增長函數做了專業研究，而最根本的依據還是上述三個基本趨勢。當然我們還很難分析這三個基本趨勢哪些方面的貢獻大，哪些方面的貢獻小。我們需要把經驗性研究和依據增長函數的技術性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如果只是根據中國的數據，每一個經濟學家都可以不來中國調研，卻能對中國未來進行預測、分析，這也就是為什麼像世界銀行等國際專家總是低估中國發展潛力的原因。
魏星（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我們需要一種人文情懷，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是一種自豪感和自信心。基於這種自信心，我們才能發現和重視那些影響中國發展的獨特的趨勢性因素。
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從成型到被大家廣泛接受，只有短短兩三百年曆史。但中國傳統的思想體系貫穿於中國發展過程中，也貫穿於國家領導羣體對於國情的基本判斷中，這種影響是隻有兩三百年曆史的現代分析方法難以相比的。現在中國的領導人在制定國家發展戰略、判斷外部衝擊和國內經濟形勢的過程中，肯定要比傳統的增長函數複雜得多。像世界銀行那樣，只用過去10年、20年的數據去預測未來10年、20年，放到中國歷史長河裏面，有點近視的感覺。
《2030中國》的基礎方法與世行相比差別並不大，關鍵區別是我們重視那些中國特色的因素，比如國家規劃的因素，在國家規劃指導下市場驅動的因素，我們形象地講，就如同兩隻手就比一隻手要好。多數西方學者不會認同用政府規劃去引導國家的長期發展，因此在他們的模型裏，也不會加入這些因素。
胡鞍鋼：從經濟學方法來看，我們和世界銀行相近的地方多，但我們的政治觀點和哲學觀點很不一樣。我們在報告中公開表明，我們堅持的是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立場，我們堅持的是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還特別強調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之路。沒有這些因素保證，中國不可能實現2030年目標。當然世行不會考慮到這些關鍵性因素。我們強調毛澤東所講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的國家有具體的國情和具體的方針政策。這並不是説世界銀行不值得我們學習，相反我們一直在學習與借鑑，但是我們學習不是為了模仿，而是為了創新，最重要的是還要超越。中國在開放的條件下，也總是歡迎世行這樣的組織進行研究，但無論什麼情況下，都要有中國學者的自主研究、自主創新。
我們研究中國的思路和框架是毛澤東、鄧小平戰略思維的路子加上專業化。我們更多是受到毛澤東、鄧小平的思想、思路、思維的影響，從《2030中國》這本書的字裏行間，可以看見他們的影子。我們試圖把戰略思維的優勢和專業化的優勢有機結合起來。我那一代人從小熟讀毛澤東的著作，很多內容是在大學裏學不到的。一旦偉人的智慧與專業化相結合，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就找到了毛澤東的影子。我們要讀毛澤東、鄧小平的書，與偉人對話、與偉人交流，站在偉人的肩膀上。《2030中國》的整個理論基礎和思想（共同強大和共同富裕）就是這種結合、融合的產物，我們提出“大同世界”顯然也受了黨中央提出“和諧世界”的影響。我對學生講，這兩份報告最好能夠在20年後再做比較。我始終認為，中國研究的價值要接受三方面的檢驗，這就是實踐的檢驗、歷史的檢驗和人民的檢驗。
（本文發表於《社會觀察》雜誌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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