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該如何與世行博弈？ -梅新育

在世行行長佐利克召集的記者會上，杜建國現場散發傳單，抗議世行報告是“毒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合作報告《中國2030：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部分內容，自媒體報道之日起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報告發佈會上遭遇杜建國“砸場”，更為此增添了幾分戲劇性。

這份報告英文全文篇幅長達400餘頁，外界炒作最熱、反響最強的是第三章“為市場經濟構建堅實基礎的結構改革”。特別是“私營部門發展與國企改革”一節。粗粗閲讀了這一節和土地兩部分內容之後，我個人認為，對這份報告的炒作很多屬於過度解讀，因為這兩部分內容主張儘管我並不都贊成，但也談不上如某些輿論所説的那樣是一心一意顛覆國家基本經濟制度；更因為這是研究機構的看法建議，而非決策部門的決策。

“改革”是個中性詞

儘管如此，這場風波仍然暴露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因為這份報告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反響，主要原因是中國目前的政治和輿論環境的某些變化。鋪天蓋地的“閃電式改革”主張，在社會上引起了相當廣泛而強烈的不安全感。而這份報告又被眾多媒體宣傳為是對“閃電式改革”搖旗吶喊的，甚至被説成是改革路線圖。給對此感到不安的人一概扣上“反對改革”、“既得利益集團”的帽子，並將這兩頂帽子視為罪名是不合適的，因為“反對改革”云云並不是什麼法定犯罪行為，更因為中國社會不承認社會存在廣泛問題、需要改變的人很少，關鍵是怎麼改？是在“改革”旗號下將改革開放以來大大惡化的某些問題變本加厲使之不可逆轉，還是消除新出現的問題？

畢竟，“改革”二字只是箇中性詞，改變現狀就是改革；娃娃感冒了，將他治好，病人變健康人，是改變現狀，是改革；把他腦袋砍掉，活人變死人，也是改變現狀，也是改革；那麼，大鳴大放的“改革”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呢？我覺得還是應該堅持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果把顛覆國家基本制度當作改革目標，把國家四分五裂、經濟損失超過二戰、社會建設倒退數十年當作改革成功，把已經暴露出嚴重缺陷、並且在很多方面表現遠遠劣於我們的國家捧作完美楷模，要我們全盤效仿，把全盤抹黑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民族、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當作慣用手段，對這樣的改革，相信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強烈反對。這些年來的輿論偏頗已經相當嚴重，有必要矯正，讓社會呼聲獲得傳遞的渠道，讓社會不滿獲得排放的出口。

單純商業問題被複雜化了

同時，這份報告本身在立論和分析上有值得商榷之處。提出的問題真實存在，不等於對問題程度的判斷準確，不等於提出的解決方案正確可行，不等於提出的解決方案不會引起更大的問題。以我閲讀的“私營部門發展與國企改革”和“土地”兩部分內容為例。

國有經濟問題涉及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因此，只要不是一心一意抱着顛覆國家基本制度的目的，研究探討就不妨百花齊放，付諸實踐則不能不慎重行事。某些問題和現象確實存在，但造成現象的原因有待商榷。

國企獲得的資金份額確實比較大，但將其列為國企效率低下的證據，卻未必成立。因為經過廣泛而痛苦的國有經濟重組，國有經濟基本上都集中到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度較高的行業，這些行業的最優負債率本來就低於幾乎全部為民營企業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且商業銀行天然更傾向於給資信等級更高、實力更強、抵押資產更充足的企業放款。近年社會上流行把這樣一個單純的商業問題説成是什麼“所有制歧視”的政治問題，那就是人為把問題複雜化了。

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這一點不能動搖，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則需要不斷因時而進。在一個產業結構不斷升級變遷的世界上，國有資本要保持相當的流動性，這樣才能確保其產業結構不斷保持在最優狀態，最終確保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但國有資本保持流動性又不能成為心懷叵測者侵吞國民資產的契機。

國有企業如何更好地為國民、為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服務，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上，我們需要不斷地探索，但盲目順應一些非理性主張壓力，過多地剝奪國企經營各方面自主權，使我們付出了很大努力方才造就的國企活力被撲滅，那就完全破壞了我們這麼多年國企改革的成果。

批評現行徵地補償標準有失偏頗

在土地問題上，近年來某些勢力竭力推銷的土地私有化主張藴藏着何等風險，這裏無需贅述。在這篇報告中，我也不贊成其中對徵地中的兩難問題考慮不足，片面強調了被徵地農民“權益”問題。事實上，發展非農產業中的徵地兩難問題是一個後發發展中國家潛在社會震盪最大的問題，也是扼殺國家發展希望風險最高的問題。

工業化和發展非農產業是發展中國家擺脱落後狀態、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非農產業大規模發展的先決條件又是以適宜成本佔用一定農用土地；而在非農產業欠發達的國家裏，土地又是農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假如沒有其他令人信服的前景，抵制佔用農地、尋求儘可能高的補償就是農民羣眾出於個體理性的必然選擇，整個國家發展的工業化需求和農民的利益就這樣形成了相互衝突的僵局。

在近代工業革命的現行國家，出現了“羊吃人”之類的現象，但它們可以憑藉武力優勢對外侵略擴張和移民來轉嫁上述矛盾，後發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沒有可能如同當年西方國家原始積累階段那樣，通過對外侵略擴張移民來轉嫁上述矛盾。要打破這一僵局，為工業化起飛開闢道路，出路在於依託具有強大行動能力的政府協調社會矛盾，向農民提供足夠的補償，包括貨幣補償，非貨幣補償（如非農部門就業機會或土地交換），或令他們信服的補償前景。

對於資本稀缺問題突出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特別關鍵的一點是，太高的貨幣補償必然因成本加大而損害非農產業項目盈利前景，因此只能給予適宜水平的貨幣補償，或是提供適宜的非貨幣補償，如非農部門就業、土地交換、令被徵地農民信服的補償前景，等等。在人口稠密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交換土地不太現實，因此非農部門就業和令被徵地農民信服的補償前景更為重要。

之所以需要格外強調這一點，是為了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以及宏觀經濟與社會穩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政府需要實施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如温家寶總理多次強調要實施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以免過多農地被佔用而貽禍於子孫。但在市場體制下，發展中國家政府越是有效率，越是實施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被徵用一方就越有條件索取高額補償，這種高額補償要求有時會高到極其不合理的地步。認識到這一點，不難理解，這篇報告中批評現行徵地制度補償標準不以市價為基礎，至少是片面的。

中國與世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應該説，杜建國到場抗議，反映出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感情，其聲明中也不乏事實，但其思路存在一些偏頗；現場抗議雖不違法，卻有些極端。

世行等國際金融組織內部治理機制存在不少不公平的缺陷，其推銷的一些理念也在國際上造成了巨大破壞，我在2004年出版的《國際遊資與國際金融體系》一書中對此做過相當詳盡的分析。但他們的研究報告具有較大的國際影響力是客觀現實，我們要讓國際上更多人聽到我們的聲音，還是需要充分利用這些平台，開展更多的國際合作研究。

世行等機構推銷的“華盛頓共識”等僵死的教條確實已經在很多國家發揮出了毀滅性作用，其研究人員由於出身和教育等經歷所限，也往往對發展中國家現實認識不清。但大多數研究者還是有心求真求實的，通過不斷的交流、切磋，仍然有可能相互提高。

如果説一個徹頭徹尾的弱勢國家沒有能力走這條路，那麼，時至今日，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世行份額日趨提高的股東，作為一個吸引了越來越多豔羨目光和學習者的國家，我們已經有能力這麼做了。

杜建國有愛國熱情和社會責任感，但恐怕還是對我國的力量認識不足。我們曾經是多年名列世行發展援助的最大受援國，眾多世行項目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們現在也在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更加積極地發揮作用，我們對國際經濟事務的某些參與，即使是為了維護我們自己的利益，也往往是在國際基金組織和世行框架下參與對我們更有利。這一切決定了我們與世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並不能看成是截然分開的對立關係。

而且，無論如何，佐利克來到中國，就是我們的客人，且不考慮他算是比較願意接受承認中國崛起的人物，還是一個反華分子，只要是通過正式的外交途徑訪華，我們也應當給予對方相應的禮儀待遇。

雖然中國領導人在國外曾經不止一次遭遇敵意抗議示威，杜建國此舉也沒有違法，客觀上還有助於讓世人知曉某些被人為壓制卻代表了一部分人意見的聲音。但我們要做的不應該是向西方國家的不良現象看齊，而是力爭為世界樹立禮儀之邦的榜樣楷模。而為了避免類似事情重演，也希望我們的輿論能更加全面、平衡地解讀類似事件。

本文選自《社會觀察》2012年第04期 作者系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