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需要在新的情況下進行調適 -梅新育

中國共產黨需要在新的情況下進行調適 ——對話喬治.華盛頓大學沈大偉教授

今年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週年，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談話開啓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航程，從而使中國的改革邁出了最為關鍵的一步。今天，我們紀念這一重要歷史事件，最重要的是要以實際行動繼續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

為此，本刊總編胡鍵研究員拜訪了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ough）教授，雙方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收縮與調適：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經歷的雙重過程

胡：您好，沈教授！一個月裏連續兩次來拜訪您，主要是想跟您就中國改革的問題進行深入交流。您贈送給我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一書，我用了一週的時間認真拜讀完畢。您在書中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儘管中文版比英文版晚三年出版，但我認為您提出的觀點並沒有過時。您能談談這本書的主要思想嗎？

沈：首先我想談談寫這本書的初衷。這本書主要是想把中國共產黨作為一種建制來研究，以探討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優勢、弱點、持久性和調適性以及長期執政的能力。作為一種建制，中國共產黨對思想、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各個方面的控制力已經不斷減弱。但是，在收縮中，中國共產黨也在不斷調適，這種調適的過程就是：改革——調整——再改革——再調整……在這個循環中，每一次改革都會帶來某些後果（有些是預料之中，有些則是預料之外），接下來又導致調整和進一步的改革。所以，我這本書的兩個關鍵詞是“收縮”（atrophy）和“調整”（adaptation）。這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一直經歷的雙重過程。

胡：能具體談談這兩個關鍵詞在您著作中的內涵嗎？

沈：所謂“收縮”是指中國共產黨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特別是市場經濟而不斷地從一些領域中主動退出來。當然，有的情況則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以及在外部世界交往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社會領域的控制受到了削弱。所謂“調適”則是中國共產黨為了適應這些情況而不斷地進行改革。當然，跟“收縮”一樣，“調適”也有主動和被動兩種。

作為一個執政的大黨，我認為主動比被動要好。被動收縮、被動調適，對於執政黨來説是危險的。在這方面，蘇聯共產黨有很多教訓。蘇共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外部和內部形勢發生變化的情形下沒有主動調適自己以適應變化了的形勢而最終亡黨亡國的。

中國要從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中吸取教訓

胡：我知道您早些年對蘇聯問題也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而且在這本書裏您對蘇共亡黨亡國的原因進行了詳細的梳理。毫無疑問，蘇共垮台有多種原因，我也非常同意您剛才説的這一觀點。

我認為，蘇共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情形是沒有主動去調適的，一方面是蘇共沒有主動去適應戰後科技革命的浪潮，科技革命只是在蘇聯的大門外徘徊一下就與之擦肩而過；另一方面蘇共沒有主動迎接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旋律，儘管在赫魯曉夫時期有所察覺，但赫魯曉夫下台後，蘇聯內部控制不是收縮了，而是加強了，推行的是“擰緊螺絲帽”的政策。結果，整個蘇聯社會全面停滯。那麼，在您看來，蘇聯共產黨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説在改革方面有哪些教訓可以借鑑？

沈：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要爆出經濟的活力，這是獲得社會支持的最重要的資源；其次要消除腐敗，腐敗會導致制度低效，更會導致黨和國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再次是社會公平，也就是社會成員能夠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得參與平等競爭的機會，而不是通過賄賂的手段“走捷徑”來獲得社會資源；最後是政治透明，讓公眾的利益訴求得以通過合法的政治渠道表達出來。我想這幾個方面是蘇共亡黨亡國重要的教訓。

此外，執政黨一定要有意識形態，沒有意識形態，或者只有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中國共產黨在一些方面還沒有注意到這些，那麼，進一步的改革就應該儘快推進，否則會貽誤改革的大好時機。

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意義重大

胡：談到深化改革的問題，今年正好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週年，現在中國正在從各個方面進行紀念。在您看來，中國如何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來推進改革的歷史進程呢？

沈：鄧小平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1992年發表南方談話，實際上當時的背景非常複雜。特別是有一股保守的思潮試圖阻止中國繼續改革，沒有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中國的改革很可能就停止了，甚至是逆轉了。20年後的今天，形勢跟鄧小平當時的情形非常相似，也是“左”的思潮在阻礙中國繼續深化改革。

所以，今天重温鄧小平先生的南方講話對中國的改革來説意義重大。甚至可以説，如果有可能的話，再來一次這樣的講話非常必要。目的就是要打破“左”的束縛，繼續推進改革。

胡：這是否就是您所説的“調適”呢？

沈：對的，中國共產黨需要一次重大的自我調適。我的意思是説，中國的改革仍然需要像鄧小平當年所説的那樣，膽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思想要再解放一些。不進行大刀闊斧式的改革，中國社會也會陷入停滯。這對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目標來説是非常危險的。

胡：我非常贊同您的觀點。也正因為您看到了中國的問題所在，所以您這本書總體上對中國保持着謹慎的樂觀。謹慎，是因為中國社會當前存在的問題太多、太複雜；樂觀則是因為您充分相信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的能力和潛力來進行自我調適，以應對新形勢下的各種複雜問題。時間關係，我們就暫時談到這裏。不過我希望我們有更多的機會來討論當代中國問題——這是世界中國學研究的永恆話題。再次謝謝您！

沈：不客氣！我對我們最近這兩次的交流感到非常高興！

本文轉自《社會觀察》雜誌2012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