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中的中國投資機遇 -梅新育
接踵而來的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已經損害了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吸納中國大陸出口增長的能力。去年中國對歐盟、美國、加拿大出口增幅分別為14.4%、14.5%和13.7%,均低於當年中國出口總額增幅(20.3%)。
然而,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由於中國與其經濟週期不同步,目前經濟走勢相對較好,且因手握天量外匯儲備而被眾重債國視為“救星”爭相求助。這場危機也為改善中國對歐經貿發展環境、提升中國對歐經貿內涵創造了機遇,有些機遇不僅一般人難以想象,甚至有可能出乎業內人士預料。
從歐共體到歐盟一向有“歐洲堡壘”之稱,對進口貨物和外來投資排斥限制比較多,中國出口企業對此領教不少。這場危機一來,歐洲人以前的架子端不起來了,原來限制我們的現在可能不限制了,這就是機遇。
最顯而易見的機遇無疑是對歐盟直接投資可望擴大;其次是開拓工程承包市場並與資本輸出相結合。而我們要在副作用最小化的前提下充分發掘這些機遇,又需要和對方共同創造一定的條件。

2011年6月,三一重工德國貝德堡產業園開業;8個月後,三一重工宣佈收購德國機械巨頭普茨邁斯特。
發展對歐直接投資是中國救援歐洲之上策
如果將歐盟成員國視為一個整體,無論按流量還是按存量衡量,近年來歐盟都已經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二大市場。根據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2010年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流量,已經從2005年的1.9億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59.63億美元,佔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8.7%;年末中國在歐盟直接投資存量已從2005年末的7.68億美元,上升至2010年末的124.97億美元,佔當年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3.9%。
而且從各方面來看,發展對歐直接投資是中國救援歐洲的上策。首選途徑應該是與歐洲國家協商,遏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放鬆歐洲對華出口管制,適度增加貿易融資等工具,讓適銷對路的歐洲商品在中國獲得更多銷路,讓貿易帶動其實體經濟部門復甦,這是治本之道。
次之是增加直接投資,從而降低歐洲債務國負債水平。第三是隨着歐洲一體化程度深化而通過IMF等框架參與對歐救援,同時也提高中國救援資金的安全性。第四才是直接購買債務國的債券。
同時,從中國企業的視角出發,只要作為投資方的中國企業資產負債結構和現金流量良好,投資條件合適,在歐盟的直接投資無論是面向歐洲本地市場、全球市場還是國內市場,都有好處。
就指向歐洲本地市場的投資而言,作為一個目標銷售市場,歐盟人口和GDP多於美國,但人均GDP低於美國,這表明歐盟是一個總規模大於美國、但需求更集中於中檔商品的市場。
鑑於中國企業還處在努力創造品牌的過程之中,“中國製造”目前還遠不是優質高價商品的代名詞。在歐洲市場,中國企業所擅長的適用技術、適用商品更有用武之地。考慮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對發達國家的製造業直接投資通常是為了取得東道國(包括國家聯盟)“當地產品”的名義,以便規避對“中國製造”的壁壘,也正由於歐盟內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東歐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等國人均工資遠低於西歐和美國的水平,在這些國家開展規避貿易壁壘型的製造業直接投資,不至於因人力成本過高而全無可行性。通過併購投資,中國企業還能夠得到切入歐洲市場的現成網絡。
對拓展全球市場的中國企業而言,在歐洲開展併購投資能夠獲得一流的技術和品牌聲望,並將這些優勢與中國製造的優勢結合起來,實現自身的跨越式發展。即使是三一重工收購普茨邁斯特案,普茨邁斯特能直接帶給三一的利潤貢獻很少,但其在歐洲和成熟市場的品牌、銷售網絡、生產基地能夠與三一形成明顯的互補。而且,該公司在技術上面也有較多積累,這應該是三一所看重的。至於濰柴收購法拉帝案,被收購方在該領域的技術優勢更為突出。
就指向國內市場的投資而言,隨着中國國內消費市場的迅速膨脹,歐洲許多消費品在國內找到了越來越大的消費容量,諸如葡萄酒、名牌服飾、名牌箱包等莫不如此。如果中國投資者投資歐洲的這些行業,可以在國內找到比較有保障的市場,也是一條合適的投資渠道。
對歐直接投資是貿易順差迴流的好辦法
無論是在宏觀層次還是在微觀層次,擴大中國對歐直接投資,對歐洲都是有利的。在宏觀層次,除了應對迫在眉睫的財政危機之外,這也是貿易順差迴流的好辦法。
中國對歐貨物貿易順差格局已經延續20年以上,2003年以來沒有一年順差少於100億美元,2007年以來每年順差均高於1000億美元,2002—2011年間對歐貨物貿易順差累計已達9181億美元。如此巨大的累計貨物貿易順差,已經無法靠發展歐洲對華服務貿易出口抵銷。由於歐洲貨物的競爭力有限,通過擴大對華貨物貿易出口途徑來縮減差額的潛力也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擴大中國對歐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實體經濟部門較快改善雙邊收支失衡的唯一有效途徑。
在微觀層次,歐洲被收購企業可以擺脱當前困境,並得到進入增長最快大市場的更好保障。而且有望通過生產環節向中國國內轉移而降低進入中國國內市場的關税負擔。
但從歐共體到歐盟,歐洲在國際貿易界向來以“歐洲堡壘”著稱,對待中國投資的態度中同樣摻雜了太多猜忌和限制,直到歐債危機陡然升級前夕,默克爾、薩科齊等歐洲大國領導人,都曾企圖針對中國投資出台種種限制措施。歐債危機陡然升級,迫使歐洲急劇改變了他們對中國投資的態度。
同時,危機使得不少歐洲企業陷入困境,其資產定價大幅度下降,流動性緊張,從而迫使企業主動尋求外部投資者參股甚至收購控股權,並顯著降低了中國等外部投資者參與的成本。這回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第二季也必然會發揮類似的功用。
事實上,為了改善財政狀況,以“歐豬五國”為代表的歐洲重債國家大規模實施國有資產私有化已經勢在必行,而且已有不止一個重債國家主動瞄上了資金充裕的中國。
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政府均已同中國政府接洽,希望中方併購、參股其石油天然氣、電力、航空、港口、金融等戰略性企業,意大利等國也正在步其後塵。而有關重債國家的不少相關民間企業也會尋求出售其國內外資產以擺脱困境。其中有一部分資產無疑會成為中國投資者競逐的目標,包括在其母國、第三國的資產,也包括在中國的投資資產。
在實踐中,歐洲市場正在迎來一輪中國企業併購的“錢雨”:2011年12月末,中國企業三峽集團成功收購葡萄牙電力公司控股權,而該公司去年營業收入佔葡萄牙GDP比例超過8%……這一系列的企業併購不過是開始而已。
潛在風險
總的説來,中國企業在歐洲可投資領域有:其一歐洲流通環節。包括製造業企業設立銷售子公司,或是收購當地流通企業,藉此提高出口價格及穩定訂單,進而提高國內產能利用率。其二收購歐洲品牌;其三選擇國內銷售市場增長較快的商品,收購其歐洲生產者。收購歐洲酒莊之風,以及這次濰柴收購法拉帝公司,實際上都是這條路線。其四是歐洲基礎設施。
但中國企業投資歐洲也面臨種種風險。首要的障礙和干擾來自東道國某些勢力的人為政治化及其相應風險。只要符合中國外匯管理部門和相關企業的經營戰略,中國對一切可能對外投資都持開放態度。相關國家要確保向開展盡職調查的中國投資者提供準確翔實的信息,需要“擺平”其國內相關利益集團,避免這些商業交易被人為政治化。需要確保中國投資者在幫助其戰略企業度過難關之後不會被卸磨殺驢。
同時,為了保證國內就業和社會穩定,對陷入困境的外國企業在華子公司,中國政府也肯定會推動有實力的投資者接盤。對這類正常的商業交易和政府行為,希望迄今仍掌握着較大話語權的美歐媒體不要將其渲染成中方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其次,中國收購方自身資產負債結構和現金流量如何?如果是高額負債併購,那麼可能風險較大。我相信三一重工對普茨邁斯特的收購在資金承受能力之內。但有些收購案還不清楚情況。在經歷了連續9年、年均增速高達49.9%的高增長之後,在當前形勢下,不少中國企業需要適度抑制過於激進的投資衝動,以免因現金流量和資產負債結構惡化等原因而遭遇傾覆風險。
再次,整合過程會遇到較多麻煩。勞工關係,避免其高檔品牌形象受影響,向中國轉移部分生產和研發環節等等,這些麻煩都不會少。特別是勞工關係問題。由於歐洲人多年來沉浸在無需辛苦努力工作,就能建設所謂“生活大國”的迷夢之中,其祖輩積累的老本也使他們能夠在較長時期內,維持寅吃卯糧的生活方式。
對於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者而言,在歐洲投資的最大不確定性之一便是員工薪酬過高。不僅直接推高經營成本,而且容易引起母公司與被收購的歐洲子公司員工之間的矛盾。即使沒有這種矛盾,歐洲的勞工關係也以難處而著稱。TCL等公司在歐洲完成併購後的經營過程中,對此就深感切膚之痛。當然,德國人相對於南歐人勤奮很多,但我們也不能用中國人的標準去想象。
基建項目已向中國開啓門户
中國在歐洲市場的第二大機遇是開拓工程承包市場並與資本輸出相結合。由於本國資金短缺,加之中國的技術進步和效率已經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承認,以前中國企業和資本根本不可能染指的一些歐美的重大建設項目,現在則開始向中國企業和資本開啓門户。
西班牙已經提出希望中國企業參與該國高鐵項目和港口項目建設。央企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中土木)正與西班牙鐵路管理公司商談;英國政府也已經表示歡迎中國為英國高鐵項目提供融資。
對於中國投資者、中國企業而言,如果能夠充分利用上述投資和競標機遇,對自身發展無疑很有好處。在歐洲這樣一個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發達國家市場,對戰略性行業骨幹企業的投資能夠為中國相關企業提供難得的切入市場的突破口,可望在未來提供新的穩定的大宗收入來源,提升中國相關企業聲望和業內地位;而且可望讓我們從單純的貨物和服務出口提升到出口標準的層次,對改善跨國經營效益頗有裨益。
在歐洲的高鐵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我們還希望中國不僅僅扮演單純的貸款人或承包商角色,而是能夠讓中國金融機構、工程建設公司、高鐵設備製造公司都贏得公正合理的市場準入機會。這樣做毫無疑問有利於中國,但也只有這樣,東道國才能得到最優的融資、建設、裝備組合,才能實現最高的效率。
本文轉自《社會觀察》雜誌2012年第04期
(作者系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