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拉赫曼：中國視野下的普遍性-馮紹雷

請讓我從我個人的角度説起。20年前，蘇聯解體，我記得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論述中國與蘇聯之間的比較。中國與俄羅斯之間有一些不同。歷史上，中國和俄羅斯都屬於概念上的農業社會，但在兩國的農民之間我們是能找到一些不同的。俄羅斯的農民在公社中生活和勞作，不帶有任何的私人財產。這種集體主義的傳統對共產黨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響。而中國的農民是很不同的，幾乎所有的農民都屬於小農户，他們的勞動和行為與市場相近。所以這也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從郊區、農村等地產生的原因。我認為，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基本點。

第二，我想説一下歷史上的民族構成，在這其中也能發現俄羅斯和中國的不同。如果我能用一句話來形容俄羅斯的民族結構的話，那應該是周圍高於中央。周圍包括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波蘭人，中亞人等等。他們有非常深厚的歷史文化深遠，甚至比俄羅斯的文化。這也是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在中國情況就不同了。在中國，不同民族的人互相之間都非常尊重，只是在客觀上，我們會發現漢族比起周圍的少數民族有更強的政治影響和更悠久的歷史。漢族同樣應該向少數民族學習，但是這一特點對今後的歷史發展有很強的影響。

第三個特點，我認為會引起知識分子的興趣，那就是兩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也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羅斯，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屬於反對派。而在中國，從很古老的時候開始，中國人就創造了帝制的科舉制度來從大眾中選擇知識分子給予官職。儘管此制度在歷史上飽受詬病，但我認為，它為帝王和知識分子與政治統治者和知識體系的交流提供了一些空間。此種歷史上的現象，我覺得，即使不能稱其為獨特的，它也是非常特別的。

我並不想説這種歷史遺產保障了中國之後的發展，但是，這樣一種歷史特徵防止了社會暴力和動盪的產生，我認為這樣的情況是會保持下去的。前一位發言者提到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但是現在讓我們談一談他的新書《政治秩序的起源》。我認為這是一本更有意思的書，裏面不僅提到了西方的所有歷史，也提到了中國，印度，甚至俄羅斯等其他地區。這本書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也許我們對中國悠久的歷史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的確，有許多歷史因素決定了中國之後的發展。我不想説什麼中國是獨特的。中國的確不是獨特的（unique），但中國是特別的（special）。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想強調，中國並沒有與普遍的歷史邏輯相分離。的確，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儒家思想。在一些新的闡釋之中，儒家思想統治了意識形態，這不僅僅意味着儒家思想與政治權力結合在了一起，同時儒家思想也內化了政治統治。因此，我認為中國的年輕人，甚至我們學者都誤解了中國歷史的真正情況。我甚至覺得，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社會發展有着相同之處，比方説，在政治力量之間的均衡、政府的誠信，這些都是普遍的、普世的價值。

當我在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做比較時，當我説到在俄羅斯發生的事件時，我們對此非常擔憂。但是我們怎麼能掌控所有不確定因素？我們怎樣能在各自擁有不同利益和期望的社會羣體中取得平衡？我認為這是非常困難的。但有一點，我們不需要過於強調中國的獨特性。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能夠合理地將普遍與特殊結合在一起。也許，這比我們僅僅簡單地強調一個方面要重要得多。這是我的理解。

第二，我對陳平教授對當今中國經濟的闡釋也非常感興趣。這個進程不僅應當發展下去，並且，在我看來中國的私營企業是中國發展中薄弱的一環。菲爾普斯教授提出“良性經濟”（good economy）的觀點。“良性經濟”是什麼？它的含義是更包容，更創新的經濟。關於創新，陳平教授已經介紹過了。我在這裏只想就包容再談論一些。包容性意味着我們應當不僅僅發展國有企業，同時也要發展私營企業。但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國家掌控得過多。比方説，現在最大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但大型企業所佔的比重僅僅是0.1%。全球的平均數值約為1%，這意味着99%的企業都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只佔用20%的經濟資源，但卻貢獻了75%的就業，60%的GDP和6%的税收。另一方面，根據另一組數據，能從銀行獲得資金的私營企業只佔2%。因此，我認為要創造更包容的經濟是不容易的，平衡國企和私企是不容易的。對此，我們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法律體制，否則我們很難進一步發展經濟。

最後，今天的討論使我想起一個人，那就是法國哲學家列維·施特勞斯。50年前，他説：“對我們的國際社會來説，哪一個原則更重要？是發展進步，還是多樣化？”這個問題使他究其一生也無法得出結論。但最後，他説，也許有一條道路，可以使這兩個原則相互接近，那就是對話。今天，我們在此進行辯論，我相信這樣的對話對我們今後的發展會大有裨益。

馮紹雷教授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