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為民”鞏固執政合法性-李希光

執政合法性亟需鞏固

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建構，首先要毫無偏見、毫無私心地總結以民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在中國各地的成功實踐，從一個新的視角討論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和再合法化這一重大政治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應定義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興市場國家”，而是在建設中國特色的改革話語與執政話語體系中，繼續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並在“改革為民”的思路下，以縮小三大差距、保障民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人的尊嚴為改革的出發點和改革的目標。

“改革為民”的思路將決定中國能否讓改革的各項舉措惠及大多數中國人民，將決定中國未來社會能否長期穩定發展，決定中國的政治與政權穩定。如果改革設計俱樂部的精英們不能按照“改革為民”這個思路，將會出現普遍化的社會不滿，國家的政策將無法實施，社會不僅將進一步分化，而且會發生社會對抗和社會分裂，導致國家的碎片化。我們未來看到的將不是一個小康社會，可能是一個像埃及或突尼斯那樣的兩極嚴重分化的失敗國家和社會。

黨和政府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有更強的能力保護並且增進廣大人民羣眾在政治、安全、教育、健康、就業、養老和話語表達等方面的權益。如果一個政府失去了這個職能和權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廣大人民的這些基本權利，就失去了合法性。

由於中國沒有實行選票民主，以德治國的政府依靠的是德（德行和口碑），執政和凝聚力的關鍵來自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和聲譽（口碑）。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執政下去，關鍵在於還能否在羣眾心中點亮為人民服務這盞紅燈。高舉為人民服務這面旗幟，將使黨用最少的投入，建立黨的公信力，獲取羣眾對黨的信任，壯大擁護黨的追隨者和支持者，不僅增強了社會凝聚力，更從思想意識根源上鞏固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

中國共產黨當前亟需做的是：在繼續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下，“改革為民”應該成為中共十八大凝聚民心的行動指南。各項改革思路、政策、行動的出台都要走羣眾路線，要打破頂層權貴俱樂部對改革話語的壟斷。

改革的方向與舉措要以民生為導向，一切的改革要以惠及中國最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目標為出發點，不被國內外權貴精英集團所左右。各級政府要圍繞民生財政，研究並出台改革思路。各級政府要把民生（投入）佔財政支出做到50%以上，集中投入公租房建設、農民工户籍改革、扶植微型企業、農村留守兒童、教育、醫療、綠化、養老等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民生領域，而不是把民生都推向市場。

當前，人民羣眾對黨和政府最大的不滿是腐敗，特別是黨的幹部陷入官商勾結等腐敗問題。黨能否以體制內的力量為主來懲治腐敗，並通過內部改革和制度創新來建立制約和監督機制，從而達到根除腐敗的目的，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直接關係到中國共產黨的命運和中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問題。

為平息社會的不滿，建立黨和政府的聲譽和口碑，鞏固政權的合法性，黨和國家領導人要儘快公佈家族財產、家族成員的社會關係。（特別報告其家族成員與上市公司、與國內外各類權貴俱樂部和精英利益集團的關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建設，不僅要從根本上解決收入上的三個差距這個中國社會發展的瓶頸問題，更是要解決政治權利上，特別是在話語上存在的嚴重貧富差距問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關鍵打破權貴精英集團及其操控的媒體對改革話語的壟斷和霸權。

與此同時，也要警惕有人濫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通過操控媒體和輿論，以權謀私，把媒體當成權力鬥爭的武器，破壞黨的內聚力。蘇珊•舍克在《中國：易碎的超級大國》一書指出，如果黨的高層領導集體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保證軍隊站在黨的一邊，就不會發生大規模的社會暴亂，除非人們從高層看到的“默許”的信號。

黨未來改革的設計必須走羣眾路線，聽取民眾的呼聲，必須打破少數權貴精英的在改革問題上的話語霸權和黑箱作業。為此，要確保人民羣眾切實的自由表達和言論權利。黨和政府要鼓勵而不是限制人民羣眾就國家未來發展方向、政治與經濟改革等大事上自由表達思想觀點的權利。只有人民羣眾的呼聲在媒體上合乎比例地得到自由傳播，黨的高層方能準確瞭解民意，真實把握中國社會現狀和民心趨勢。

當前的危險是，黨與真實的民意民心漸走漸遠。中國共產黨亟需明晰自己的執政基礎和羣眾基礎在哪裏。黨的領導幹部不要恐懼網絡和微博上的羣眾言論。對於羣眾的憤怒言論，不要堵，不要採取鴕鳥態度。大多數民眾對黨和政府發自肺腑的激烈批評，更多地是他們對黨和政府還存有期盼，他們是在爭取一個惠及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改革，而不再是僅僅為小集團致富的改革。

為此，黨和政府要出台政策和資金，為那些沒有資金創建報紙、頻道、網站的弱勢羣體，幫助他們創建觀點自由傳播的媒體平台，使黨和政府能聽到與中國人口成比例的不同的改革訴求。由於經濟利益的多元化，中國黨內外的政治力量對比已經發生變化。黨的高層領導幹部要通過與基層人民羣眾的廣泛而深入的溝通，鞏固黨的執政基礎與執政聯盟。在準備十八大的過程中，黨應該儘快放開言論，儘快形成黨執政的新的羣眾基礎，找到黨在國內的政治同盟者。

貧富差距撕裂中國社會

過去一年多來，世界各地都在高舉變革的大旗，尋找新的改革出路。從“北非怒火”到“佔領華爾街”，這些運動目標都是抗議國家領導人家族腐敗、抗議財團控制、反對貧困、反對失業、反對剝削。這些社會抗議者不僅尋求社會經濟改革，更是尋求一種社會革命。

“佔領華爾街”喊出了很多令大財團不安的改革口號，如“不要干涉國家養老金”、“把你們的錢從大銀行裏拿走”、“為社會公平工作”、“沒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就是腐敗”、“我們為冤屈而集結”和“我們是那99%”。

美國1%的人與99%之間存在着巨大的財富差距。統計顯示，1985年就業人口平均年薪是34044美元，2010年是41919美元，25年間工資增長為7%。但在這25年間，美國精英階層的收入增幅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哈佛教授年薪由13.2萬美元，增加到19.38萬美元，增幅為47%；芝加哥大學教授年薪由11.2萬美元增加到19萬美元，增幅70%；凱易律師事務所（Kirkland & Ellis）合夥人由85萬美元增加到307.5萬美元，增幅為262%；西方石油公司總裁年薪由244萬美元增加到2013萬美元，增幅為825%；強生總裁年薪由224萬美元，增加到1836萬美元，增幅為719%。

在中國，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並不輕於美國。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係數，從1978年的0.28到如今，已接近0.5，是世界基尼係數最高的國家之一。2009年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報告稱，人口中最富有的10%與人口中最貧困的10%之間的收入比率，德國為6.9，美國為15.9。據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的研究，2007年中國前10%富人的收入是後10%窮人的23倍。而在1998年，這個數字僅是7.3。

國家發展與改革成果正越來越多地集中在極少數的人身上，他們是來自金融界、商界、傳媒界、學界和政府上層的掌握實權的精英權貴們。如果我們打開新浪微博看看廣大網民的情緒，會發現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使整個國家感到憤怒。財富向少數權貴的集中趨勢看起來已經失去控制，貧富嚴重分化已經質疑並開始撼動政權的合法性。

改革之初的受益者——農民，今天變成了改革的失意者——農民工。他們由擁有土地的“農民”變成了居無定所、沒有政治權利、温暖家庭的農民工。三億農民工或者夫妻兩地分居，或者把孩子和老人留在農村，他們自己居住在城市裏髒亂破的貧民窟式的房子裏。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美國加州大學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所長蘇珊•舍克出版了《中國：一個易碎的超級大國》一書。她在書的序言中寫道：“中國政府面臨着一個兩難的局面：中國越是發達、越是繁榮，中國領導層越有一種不安全感和受威脅感”。蘇珊還寫道，30年改革開放已經劇烈地改造了中國社會。從一開始人們普遍認為的一場沒有輸家的改革，到貧富差距加大，羣體事件頻發。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區與西部省區的貧富差距在加劇。這種二元對立將嚴重削弱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

劍橋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員斯泰芬•哈爾坡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識》中寫道，“除非北京政權崩潰或者中國政治體制發生激烈變革，中國將永遠保持分裂的人格。”

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在他的《一個國家兩個社會：當代中國的城鄉不平等》一書中分析了中國社會最深的裂痕：城鄉差距。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致力於建設一個平等的社會，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國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

1978年中國的改革給中國城市和鄉村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但城裏人和鄉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權利和機會嚴重分裂了中國，給城鄉之間帶來了更加嚴重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主要表現在收入、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鄉下人，特別是住在城裏的農民工還面臨着多重歧視。

不斷增長的不平等是否會把中國推向一個社會抗議頻發，進而威脅政治穩定的社會火山？這座社會火山會不會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政權？這些問題不僅威脅着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同時極大傷害中國共產黨一直宣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

當前，中共正緊張地籌備十八大。由於貧富分化已經質疑並開始撼動政權的合法性，黨內一些人士希望通過強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建設，推動黨的十八大在黨的未來五年發展戰略中，通過“改革為民”，重新聚集黨的政治合法性，預防社會分裂與對立。

自主創造中國話語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建設是國家軟實力建設的核心，不僅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同時也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造道德高地。削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等於讓中國共產黨喪失道德高地，動搖執政地位。

2004年，美國學者雷默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括為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立意義上的“北京共識”，拉開了世界各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高度關注的序幕。

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議的時代》中文版序中寫道，“中國遇到的挑戰，從規模來看，從複雜的程度來看，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改革的本性是會產生出從未見過的新問題。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創新，一種超越‘中國特色’的創新。所謂‘後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將不再把國外的東西拿來，然後增加一些‘中國特色’。中國創造出來的將是完全嶄新、自主的創新。

但是，究竟什麼才是‘自主創新’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審視下什麼是創新、什麼是進步、什麼是現代性。”

過去500年來，現代性來自西方。《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作者，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説，“很多人仍舊認為，只存在一種現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現代性模式。”“現代性是由兩個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場競爭、技術這些可能趨同的因素，會把不同國家帶到更相似的發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現代性是由歷史、文化所促成的，這些因素在不同國家之間差異很大，這些因素也潛在影響到社會關係、習俗和制度，不僅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制度，同時也包括經濟制度。”

牛津大學不久前出版了傑佛利•華瑟斯妥姆的《21世紀的中國：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指出，今天在討論中國時，更應該從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而不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來觀察這個國家。“奧威爾強調通過恐懼的手段來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強調的是通過創造需求、提高民生慾望和生活標準來滿足人民。”

中國與世界進入了一個社會與思想發展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與世界面臨許多共同的課題，東西方舊的發展方式和範式需要提升、變革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並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國複製了西方模式，而是兩方面的結合，不僅在經濟領域創新地與世界接軌，同時在政治社會發展上試圖創新西方模式，其發展模式超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鴻溝，打破了舊有市場經濟話語體系，展示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普世行為的共同敍事話語。

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馬蘇德在考察了中國西部後曾撰文指出，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它把人民放在第一位。這個模式十分注重平衡——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之間的平衡，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平衡，增長與發展之間的平衡，人類的發展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平衡。這種模式被稱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實際上它的意思是：追求可以滿足所有人而不是有特權的少數人的社會主義模式，利用市場的力量充分釋放人類才智的潛能，並使得這個發展過程在中華文明的嚴酷考驗下始終興盛。中國這樣一個西方人眼中的古老東方國家，有能力通過自己成功的實踐來科學定義價值觀，也能成為世界發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標準的制定者和領導者。

中國能否破解國家的貧富差距和城鄉二元對立導致的分裂難題是對世界現有發展模式的挑戰。如果新的知識和新的觀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挺拔勝出，人們將有一個嶄新的視角思考中國和世界的前途與命運，人們現有的政治經濟社會知識範式將發生扭轉乾坤的鉅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將成為影響世界發展的強勢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