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佔領華爾街——然後呢？

英國《衞報》4月24日文章 觀察者網譯

無論是在中東、希臘、西班牙還是英國，抗議者的形象都已經走上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央，但佔領華爾街以後，接下去我們該幹什麼？

2011年10月16日舊金山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有人問這個運動與1960年代的嬉皮士有何區別，一位抗議者回答道：

“他們問我們有什麼計劃。我們沒有計劃。我們就是來享受的。”

這一宣言暴露出抗議者們最大的危險：他們越來越自戀，在 “佔領”的地方尋歡作樂。嘉年華本身毫無力量，關鍵是要看嘉年華結束以後的發展，我們的日常生活有沒有發生變化。抗議者應該熱愛艱苦而耐心的工作——這還只是開始，不是結束。總的來説：禁忌已被打破，我們所在世界並非最好；我們可以——甚至必須——去思考另一種生活方式。

在黑格爾主義辯證法的意義上，西方左派完成了三段論：先拋棄“階級鬥爭的本質主義”，然後是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等多元化運動，現在，資本主義又一次成為問題的本質。

我們應當警惕的首先是針對腐敗和金融資本主義的道德批評。先別去怪那些壞人：問題不是腐敗或貪婪本身，而是那個讓你去腐敗的體制本身。解決問題的辦法既不是商業街（Main Street）也不是華爾街（Wall Street），而是那個讓商業街擺脱不了華爾街的體制。教皇等名人教導我們去譴責貪婪心理和消費文化，這種廉價的道德批評不過是意識形態的操作手段：把個人慾望刻寫到體制上去，把體制問題轉化為個體原罪。看看教皇是怎麼説的：

“目前的危機不是資本主義危機，而是道德危機。”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恩斯特·劉別謙導演的電影《妮諾契卡》中的經典笑話：主人公去一家咖啡店， 他想服務員要一杯咖啡，服務員回答道：

“抱歉，我們今天沒奶油了，只有牛奶。我給您上一杯不加奶的咖啡好嗎？”

1990年東歐的共產黨政權解體時不也一樣嗎？上街遊行的人民要求獲得不含腐敗和剝削的自由和民主制度，但他們最終得到的卻是沒有團結和正義的自由和民主。圍在 教皇身邊的天主教神學家小心翼翼地強調抗議者應該去反對道德墮落、貪婪和消費主義等，而不要去反對資本主義。資本的自我循環比我們日常生活的實在界更加強大。資本是一頭無法控制的野獸。

我們應該避免一味地感傷或懷念過去的偉大事業，也不要片面地肯定那些註定要失敗的悲壯行動。奪人眼球的起義過去後，我們能夠建立起什麼新的社會秩序呢？這個問題正中此次全球起義的要害：他們表達了真正的憤怒，但這種憤怒無法轉換為哪怕一點點積極的社會政治變革。他們表達了一種沒有革命的反抗。

拉康這樣評價1968年巴黎街頭遊行：

“你們這些革命者要的是一個新的主人。主人會有的。”

看來，拉康的話不僅命中了西班牙的憤怒者（indignados）。只要他們的憤怒還停留在對主人的歇斯底里式的反抗，那就只能召喚來一個新主人。

我們在希臘和意大利見到了這位新主人，而西班牙也將隨後而至。彷彿是在回應抗議者們缺少專家似的，目前的趨勢就是，用“中立”的去政治化的技術股官僚來替換政府中的政客（大部分上台的技術官僚都是銀行家，例如希臘和意大利。五顏六色的政客出局，灰色的專家上位。這一趨勢是要將現狀變成永遠的緊急狀態，抽空政治民主。

所以，我們應該把目前的事態發展看作一種挑戰：不僅要把去政治化的專家統治看作意識形態的典型形式，還應該認真去思考，有什麼樣的經濟組織形式可以取而代之，去想象、去試驗另類的社會組織形式，尋找新（the New）的萌芽。共產主義不只是對舊體制的羣眾抗議，還是新的組織、新的紀律、新一輪的埋頭苦幹。

抗議者們不但要警惕敵人，還要警惕那些假冒的戰友。那些人千方百計要稀釋抗議行動的激進性。我們所能得到的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不含酒精的啤酒、不含脂肪的冰激凌。現在，他們要把抗議變成無公害的道德姿態。拳擊運動有種戰術叫做“鉗制”，即抱住對手的身體不讓他出手。比爾·克林頓對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回應就是鉗制戰術的典型例子；克林頓認為，抗議運動“總的來説……是好事”，但他擔心佔領運動的混亂狀況。克林頓稱佔領運動能夠繞過奧巴馬的就業計劃，他説，佔領運動將創造數百萬就業機會。我們應當竭力避免的就是這類把抗議運動粗魯地轉換為“實際”行動的計劃。是的，抗議運動創造了一個真空地帶，一個沒有霸權意識形態的真空地帶，需要時間來填補，來創造真正的新事物。抗議者走上街頭的原因是他們不再滿足於回收可樂罐、慈善活動或者買一杯星巴克咖啡捐1%給第三世界這類滿足心靈需求的行為。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會逐漸破壞西方民主的合法性。經濟活動越來越國際化，擺脱民主機制的控制。民主機制只能在民族國家範圍內起作用。因此，人們愈發感覺到，制度性的民主形式無法保證他們的利益。

馬克思的論斷此時此刻顯得尤其有針對性：在馬克思看來，自由的問題首先不是屬於政治領域。真正的自由的關鍵是在“非政治”的社會關係網絡之中，從市場到家庭，如果我們真的要讓這個世界變得好一點，那我們的着力點應該是在“非政治”的社會生產關係之中。我們現在沒法投票選擇“哪些人擁有哪些財產”、“工廠裏的人際關係”等——這些都處於政治領域之外。如果有人幻想把“民主”延伸至這些社會領域，比如，號召人民用“民主”的方式接管銀行，那就太天真了。這些所謂的“民主”程序（雖然有其積極作用），無論多麼激進地號召反資本主義，其具體解決方案仍然是運用民主機制——而這正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保證其資本主義再生產機制正常運轉的一部分。

因此，國際抗議運動缺乏穩固的行動綱領並不讓人感到意外：這反映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危機，一個看不到明確解決方案的危機。這就好像精神分析當中，病人知道答案（他的症狀即答案），但不知道困擾他的是什麼問題，而精神分析師則是要摸索出問題。我們必須先耐心梳理出問題，然後才能制訂行動綱領。

原來的民主德國有個老笑話：一個德國工人在西伯利亞得到了一份工作。他知道所有信件都會被審查官一一閲讀，於是他告訴他的朋友：

“我們定個規矩：如果你從我這兒收到的信是用普通的藍墨水寫的，這封信就是真的；如果是用紅墨水寫的，那這封信就是假的。”

一個月後，他的朋友收到了第一封來信，信是用藍墨水寫的：

“這裏的一切都美妙極了：商店裏貨品充足，食物種類繁多，公寓又大又暖和，電影院裏播放着西方國家的電影，許多漂亮的姑娘都想和你有一腿——你得不到的唯一的東西是紅墨水。”

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嗎？我們都擁有了自己欲求的自由——唯一缺少的是“紅墨水”：我們之所以覺得自由，是因為我們沒有那種可以描述出“不自由”的語言。所謂缺少“紅墨水”，指的是説，今天我們用來描述這個世界的衝突的術語：“反恐戰爭”、“民主、自由”、“人權”等等，都是偽術語，只會把當前的處境加以神秘化，不利於我們嚴肅的思考。

當前的任務是要給抗議者輸送紅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