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為“中國對外投資負收益”擔憂-江南
2012年4月底，原載於《經濟觀察報》，後被央視網等多家主流網絡媒體廣泛轉載的文章《中國對外投資收益長期為負 去年負268億美元》引起了巨大爭議。文中開頭即稱“如果你是1.77萬億美元的債權人，能否接受長期負收益的結果？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債權人。快20年了，在國際資本的輸入輸出中，中國對外資本還是沒有賺到錢。”很明顯，該文將矛頭指向中國央行、財政部、外管局等部門為代表的“國家財富管理者”能力和責任心不足，導致財富縮水，尤其在“國進民退”的呼聲背景下，尤其令人心痛。該文還聲稱，“都是‘高成本低收益’中國模式惹的禍。……即FDI在中國獲取高投資收益，中國對外投資主力軍外匯儲備收益卻較低。”
此文的數據和論證過程均無明顯瑕疵，但恰恰在立論方向上犯了方向性的悖謬，堪稱一個影響力巨大的反證。文中的推論邏輯基礎是借用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餘永定在2005年撰寫的文章中的觀點：“長期以來，作為資本淨輸出國的中國，投資收益一直是負數，即低收益高成本；與其對應，作為一個資本淨輸入國(擁有大量外債)的美國，其投資收益卻是正數，即低成本高收益。”
餘永定的“雙順差説”曾在媒體上風靡一時，是批判“中國模式”的一柄利刃，然而犯的錯誤也很明顯，就是通篇均在恆定的“真空框架”內推理，不顧及實際外匯及政治領域的實力對比（比如美國能低成本大量舉債又不致貨幣劇烈貶值，安然渡過“特里芬困境”，是因為美國的軍事及政治霸主地位）。雄辯而無實踐基礎是這類經濟學家的共同特徵。
假定把中國的外匯投資涉及的所有部門打包看做一家公司，我們就可以更直觀地分析所謂“中國對外投資收益長期為負，去年負268億美元”，是指2010年的對外淨資產餘額為1.79萬億美元，2011年的實際數字為1.77萬億美元，於是2011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資收益即為負268億美元。但實際上，2011年中國對外投資收益達128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外匯儲備的經營收益，只是賺的沒有虧的多，所以淨資產餘額反而降低了268億。
虧的部分主要就是兩方面：一是對外的股權和債權投資，在2011年歐債問題惡化，美國經濟不振，日本天災人禍不斷的情況下，業績不佳，具體數字則未公佈。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外來投資在中國獲取了高額收益。所謂外來投資，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據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解釋，大量外商投資是股權投資，多數帶來技術和管理經驗，且流動性較差、存在經營風險，按照市場規律股權投資回報理應高於債權投資。需要指出的是，外來投資回報中，相當一部分是企業應付給外方股東的已分配未匯出利潤和未分配利潤，因看好中國市場繼續滾動投資，並沒有實際的資金流出，而是在編制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賬務處理。
所以當我們重新審視“中國公司”的情況時，發現它的虧錢很正常。確實是“高成本低收益”，理由卻並非簡單的“投資水平低”可以概括，而是“中國模式”太強大，中國國內的既有經濟活力特別高所導致的。餘永定的所謂“雙順差説”，主要杯葛的即是“一邊是大量外商在投資中國，一邊是中國在大量投資美國國債”的模式。假如“中國公司”只是一家單純的投資公司，這種模式確實是必須破產的，因為它相當於借了高利貸，卻以較低的利率把錢再借回去了。但實際上“中國公司”卻以此獲得了繁榮，因為它的主營業務是製造業。通過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吸收了國際的資本和技術，讓它們沉澱固化在這個循環內（難道通用汽車、聯合利華們還能把廠子搬回去嗎？），帶動循環內大量中小內生企業成為製造業新秀，甚至孵育出獨立自生的大型產業羣（如高鐵）。此外，以強制結匯方式帶動人民幣在不貶值的前提下大量發行（因為中國不具備美國的實力，只能以內生方式發行貨幣），帶動以房地產為標誌的內需消費（此處要向復旦大學的張軍教授致敬，他認為房地產是一種被經濟學界忽視的消費，這個理論極大地啓發了筆者）。最終，“中國公司”成為了一家雖然投資收益不咋地（其實在07到09年也是正收益的，談不上長期為負），卻整體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國際水平的企業。
當我們以這種一體化的動態框架，而非餘永定那種靜態框架來審視“中國模式”時，很多問題都會引刃而解。同樣被輿論反覆杯葛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掛帥模式”，極其類似“中國公司”的境遇。假如靜態觀察“地方債”的成本和收益，很容易得到“高成本低收益”的結論，甚至是破產崩潰，但是如果看到地方經濟的發展，看到就業和繁榮，看到產業羣興起和技術天塹被攻克，就會發現“崩潰論”不是問題的核心，“在不在發展”才是！
中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對中國外匯的投資模式也素有意見。大量聲音反對“中投公司”為首的主權財富基金模式，這和“國進民退論”一脈相承，甚至有經濟學家提出把外匯儲備分掉，讓老百姓自己去投資。實際上，這是極為愚蠢的説法。如果一家上市公司哪天宣佈，將它的“淨資產”全部作為分紅給了投資人，且不説是否合法，這家公司的股價一定不會暴漲，而是立刻暴跌。
事實上，他們念茲在茲的只是中國做的不夠“市場”，卻迴避着另一個話題：正是時刻“捍衞市場經濟”的美國和歐洲，以非常手段遏制了以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為代表的主權財富基金投資，否則，中國的對外投資收益還可能更好些。關於這個話題，請留意筆者下一期的博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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