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事件的政治裂口-張曉波

有明一代，最著名的清官海瑞，與最著名的“奸臣”嚴嵩，同出嘉靖朝。“忠奸對立”，青史垂名，可謂相得益彰。

不過，清官海瑞，顯然更不受官場歡迎，甚或類似官場毒藥。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海瑞一章，提名 “海瑞：一個古怪的官僚”。海瑞刻板、不按官場規矩出牌、一心要恢復祖制，“概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結果適得其反，官場之人，避之唯恐不及。非但遭小人恨，也遭“君子”忌。張居正當國，時海瑞因諷君而聲名遠播士林，張相卻置海瑞於陪都南京，絕不重用。

“清官”為什麼不受歡迎？海瑞的性格，固然是一方面，更深層次的方面，則是大明王朝的吏治問題。

海瑞成名，起於嘉靖四十四年。這一年，海瑞上了道《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直截了當地説嘉靖帝幾十年齋醮修玄是胡鬧，又説“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可想而知，諷君之過如此直截了當，當然會引起雷霆震怒。嘉靖帝盛怒之下，馬上就要錦衣衞拿人。

按理説，海瑞必死。在這個節骨眼上，身邊的太監告訴嘉靖，海瑞早買好了棺材，就等一死。嘉靖恍然大悟，原來海瑞是要做比干，才好顯得自己是紂王。據史學載，嘉靖盛怒之後，反覆翻看海瑞的奏疏。至於究竟讀出了什麼滋味，大概只有嘉靖自己知道。海瑞案遂置之不問。

嘉靖四十五年，明世宗崩，海瑞還在大牢等死，獄卒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海瑞，海瑞吐血昏厥。為何海瑞求死而未死？這與海瑞奏疏的態度，有極大關係。海瑞犯上披龍鱗，自然是難見容於帝王。但這本奏疏，其本意，卻是“拳拳赤子之心”。

讀《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最該注意的是這句：“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為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這段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隻要君王一振作，天下就治了。

“文死諫，武死戰”，這是明代中前期的官場道德準則。海瑞奏疏，説白了就是勸君主重新振作。海瑞身上，有儒家官僚的政治品格。不過，海瑞碰上的，未必是按儒家政治道德來辦事的嘉靖帝。同樣，這也不是一個以儒家道德律令來治理國家的政府。

嘉隆、隆慶、萬曆三朝首輔大學士楊廷和、夏言、徐階、高拱、張居正，在明中期，都是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以口碑最差的嚴嵩而論，為二十餘年太平宰輔，任用胡宗憲平定東南倭亂。清修《明史》，嚴嵩是否入奸臣傳，曾有激辯，終有清高宗乾隆論定。反過來説，就嚴嵩的能力而言，實際上是個有極大爭議的人物。同樣也可説明的是，維繫整個明王朝的科舉制度，未必就那麼容易朽壞。自明初至明末，科舉之下的官僚選拔，固有八股庸才，但也有治世之臣。

明世宗嘉靖朝的士風丕變，起於嘉靖三年的大議禮。大議禮之後，文官集團與皇權的平衡被打破，文官集團在世宗朝再無能耐遏制君權，其結果，是皇權的空前膨脹。集權的結果，必然在政務處理上傾向於任用“軟熟之人”，而嚴嵩即以諂媚聞於士林。

嘉靖四十四年的海瑞事件，是個極端的意外。嘉靖帝看似拱手而治，實際上卻把握着朝局。本來遮風擋雨的應是嚴嵩，替人受過的也應當是嚴嵩。結果嚴嵩政府於嘉靖四十一年就倒台了，海瑞直接把矛頭指向了嘉靖。而此時，躲在西苑一意玄修的嘉靖已經病入膏肓。

古怪的嘉靖饒了古怪的海瑞一命。但大明王朝的政治航道，卻難以逆轉。

海瑞是個極小的事件，卻有其標誌性意義。一個文官集團的最基層的官員（知縣），繞過文官集團，對君主進行猛烈的批判。這足以標識為政文官集團標榜的道德自律在破產。由此，當政文官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受到了嚴重挑戰。這是明中前期沒有出現過的情況。嘉靖之後，首輔張居正對於任用海瑞與否，相當為難，棄之於陪都南京，或許是文官集團不得已的選擇。

自嘉靖之後，文官集團內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分裂與傾軋之中。因在朝派道德合法性的喪失，使得在野派的批判更能獲得輿論的普遍同情。政局的動盪，往往由政治上的道德討伐開始。自萬曆至明亡，黨爭就成了晚明的一大政治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