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爭議與新古典經濟學迷思(二)-陳平
二．新古典經濟學難以理解中國經驗的理論誤區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新古典經濟學的傳播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受到極大的歡迎，有幾個原因。
首先，新古典經濟學強調需求方的市場作用和價格在供求調節上的作用，正好補充指令經濟忽視市場需求的不足。第二，宏觀經濟學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利率匯率的宏觀調節，也是計劃經濟下的缺失。第三，產權理論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對打破國有企業的大鍋飯，發展民營企業和國企的股份制改革，也有借鑑的作用。第四，金融經濟學的數理模型，對描寫金融市場的波動提供了語言。加上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大量翻譯和引進，大批有科學工程背景的經濟學家轉入數理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的研究，使中國經濟學的陣地很快讓新古典經濟學佔了主導地位，出現中國的改革家不斷創新，而中國學院派的經濟學家持續評判的奇怪現象。反而是中國以外的西方經濟學家，對總結中國經驗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挑戰大有興趣(Ramo 2004, Stiglitz 2004)。
但是，在改革實踐中，新古典經濟學立刻顯示它均衡思維的侷限性。如果對比中國和東歐不同的轉型道路，我們便會理解歷史和文化的差異，在歷史演化的進程中顯示了重要作用。這是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強調，而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要點。
（2.1）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難以生根的歷史根源
其一，新古典經濟學是大蕭條之後在英國和美國發展起來的。此時的西方資本主義已經進入羅斯托指出的大眾消費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生產過剩引起的週期經濟波動，所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出發點是消費經濟，完全無視資本主義早期原始積累階段的基本問題：如何尋找和擴大資源與市場，如何發展勞動分工、工業化、與基礎設施，如何處理經濟與軍備的關係？薩繆爾遜1940-1970年代的《經濟學》教科書，還討論大炮（代表軍事工業）與黃油（代表民用工業）之間的選擇，討論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與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比較。到1990年代以後的美國經濟學教科書，則把這些內容全部刪去，似乎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實驗根本在歷史上不存在。新古典經濟學如何能指導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甚至挑戰西方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同時，雖然學習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發展出口貿易。但是中國的領導人時刻銘記帝國主義侵略的教訓，辛苦積累的外匯主要用於進口西方先進技術，使中國的基礎工業升級換代，而東歐的自由化領導人企圖擺脱蘇聯影響，“迴歸西方”，把西方援助和貸款主要用來補貼居民消費，不惜全盤出售社會主義時期積累的工業資產，導致經濟的大倒退和國家實力的下降。美國更是把投資中國賺來的鉅額資本，不是投入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而是投入金融與房地產投機，導致產業出走和金融危機。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卻製造“全球（貿易）失衡”的謬論，把責任推卸給美國的過度消費和中國的過度儲蓄！
其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想世界，是沒有政府、沒有税收、沒有監管的古典世界，任何政府幹預都是市場扭曲。盧卡斯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甚至宣稱大蕭條時期工人的失業也是自願的理性選擇。中國自大禹治水和秦漢之制以來，除了農民戰爭後的恢復期，大部分時間沒有什麼“無為而治”的傳統。對付頻繁不斷的旱澇災害與外敵入侵，人民普遍要求的是“有為政府”。鴉片戰爭開始時的清代，比英國更接近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因為當時中國的政府、軍備、和税收規模，遠比英國和日本為小（黃仁宇 1997）。中國領導人對國民黨時期的高通脹、高失業造成的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記憶猶新，對困難時期的農業脆弱更是刻骨銘心。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努力，更接近熊彼特的創新學派和反凱恩斯的供給學派。中國改革的第一步，廢除以糧為綱，鼓勵生產承包責任制，立即獲得農業生產的恢復與高漲，才逐步推進特區試驗和國企改革。沒有發生東歐休克療法一開始就出現的高通脹、高失業、和國企大量倒閉。這是中國歷史經驗的政治智慧，才得以避開新古典經濟學的危險區。
（2.2）華盛頓共識的理論基礎
所謂“華盛頓共識”是1990年代，美國應對拉美債務危機時，總部在華盛頓的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華府的智囊機構間達成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由經濟學家 Williamson概括為十條（1990）。核心政策是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觀調控的緊縮政策來抑制通脹。其理論基礎是貨幣學派的弗裏德曼所指導的芝加哥小子們，於1970-1980年代，在智利軍政權支持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柏林牆瓦解之後，哈佛教授薩克斯又把美國在拉美推行的政策帶到東歐和俄國，因為從上而下推行的激進政治經濟改革方案，而被稱為休克療法，已和中國“摸石頭過河”的漸進實驗相對照。
華盛頓共識的政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武器庫中，都可以找到理論依據。直接有關的理論如下：
（2.2.1）一般均衡模型與市場價格的自動穩定論
美國和西歐的主流經濟學家幾乎無例外地贊成，一次性地放開價格管制，遠遠勝於中國的漸進價格開放。他們的信仰來自阿羅-德布日模型，他們用似乎高深的拓撲學證明市場經濟的均衡解是唯一和穩定的。只是靜態數學模型無法算出價格收斂的速度，便藉助於哲學寓言的力量。最著名的弗裏德曼説法是：你一刀砍掉蛇的尾巴蛇能活，幾刀砍蛇尾就死了。薩克斯的説法是：深淵只能一步跳過去。可是中國剛開始宣傳價格改革，就引起全國的搶購風，使中國的“價格闖關”立刻剎車，此後轉入“雙軌制”的漸進價格並軌，至今國內能源、糧食、教育、醫療的價格還沒有完全放開。東歐和俄國的價格自由化卻導致高通脹和長期的蕭條。例如，波蘭的通脹達500%以上，俄國的通脹達4000%。
問題出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忽視了工業化經濟下的“迂迴生產”和“產品週期” （Hayek， 1967， 陳平 2006）。不同產品有不同的生產週期。蔬菜和肉類的生產週期只有幾個月，電站的投資週期是幾年。大學和醫院的建設成長要幾十年時間，還未必能躍居世界前列。 由於產業結構大不相同，改革過程中實際形成的價格動態大相徑庭。
（2.2.2）金融自由化與有效市場理論
西方金融自由化導致的金融危機的理論基礎就是新古典金融學的所謂有效市場理論。有趣的是，中國金融的發展過程卻極端謹慎，沒有出現東南亞和西方的類似金融危機。原因是國民黨1940年代在上海的金融投機造成的損害，在老一代領導人中記憶猶新。台灣地下金融的倒閉風潮，大陸也有耳聞。大陸民間對反腐敗的壓力，也使國內資本賬户的管制對象，主要是限制貪污腐敗的贓款到國外洗錢，後來才成為防範國際熱錢的主要措施。這都使中國得以避免俄國的股市泡沫和東歐的債務危機。國內大學教育流行的有效市場理論，並未對國內政策的制定產生嚴重影響。
（2.2.3）貿易的比較優勢論和貿易自由化
古典經濟學主張貿易自由化的主要依據是貿易的比較優勢論。在經濟理論上有一定道理，在現實世界卻有很大差距。中國內地自古以來就用糧食、布匹、茶葉和邊區遊牧民族交換牛羊和馬匹。但是即使高度開放的唐代也沒有實行貿易自由化，政府的“重農抑商”政策來源於對國家安全的考慮，例如限制鐵器的出口，以防止成為敵國的兵器。中國建國之始，即招西方國家長期的經濟禁運，至今美國對高科技的出口和中國對國外資源開發的投資，都以“國家安全”的理由限制甚至封殺。現代汽車等工業的規模競爭，又使貿易政策成為國家競爭的工具。所以，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員在貿易開放的時間表上，採取務實和精明的態度，對西方的宣傳不報不切實際的幻想。在中國產品有競爭力的市場，中國力主貿易自由化；在中國產品沒有競爭力的市場，中國小規模開放，讓民族企業有學習、競爭、和成長的空間。這使中國的民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改革開放的30年內急劇提高。外貿從初期的逆差到迅速轉為順差，產業也逐步升級。
相比之下，東歐自由派的領導人對西方報以幻想，使本國經濟遭受重大損失。我訪問波蘭時，波蘭負責加入歐盟談判的副總理告訴我：波蘭人天真地對西方敞開大門，卻發現西方並沒有對等地對波蘭敞開大門。結果波蘭的手紙都從國外進口，而波蘭優勢的化工和農產品的出口，卻遭到重重障礙，導致鉅額貿易逆差，貨幣貶值。歐盟提交給波蘭的入盟條件的文件，放在他的辦公桌上有一尺多高！歐盟貿易管制的細緻程度，令波蘭前計劃經濟的官員驚奇不已。中國加入WTO的談判歷時15年，條件和創始國比，要苛刻的多。可見，新古典經濟學宣傳的貿易自由化，和國際政治中實行的貿易政策，完全是兩碼事。中國對西方列強不平等貿易的歷史經驗，又一次幫助中國的開放政策繞過東歐俄國面臨的險灘。
（2.2.4）內生經濟增長的知識積累論和信息自由化
改革開放對國內體制衝擊最大的是信息自由化，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有很大影響。最近科斯百歲生日的講話鼓吹中國開放“思想的市場”，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新古典經濟學有影響的“內生增長理論”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持續的貧富差距歸結為知識積累規模遞增的結果(Romer 1986), 其理論依據是阿羅的“幹中學”(lerning by doing) 理論(Arrow 1962)。假如此説成立，則發展中國家趕超的唯一途徑是拆除一切國家壁壘向西方發達國家的知識、信息、體制全面開放，但是永遠不可能超過西方發達國家。
內生增長理論暗含了政府在發展中的作用很有限。在知識積累和擴散機制下，發展的機制是一個從富國到窮國的單向信息流，沒有任何風險和衝突。因此，最好的發展政策就是自由化和私有化，這樣外國的資本和西方的制度就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窮國了。這和休克療法與華盛頓共識的思想如出一轍。
第二，知識資本 (knowledge capital) 的觀念，在本質上是存量積累的過程，而非新知識產生和舊知識淘汰的新陳代謝和生命週期過程，後者恰恰是不斷重演的失業和增長週期的根源。內生增長理論可以拿來為全面自由化辯護，似乎最優增長政策是一個沒有學習和創新風險的擴散過程，不需要用摸石頭過河的探索方法，防範開放過程中的不確定性。
真實的內生增長之路不是一個指數曲線，而是一個S形的邏輯斯蒂（Logistic）曲線。它首先成為生態生物學的基礎，可以作為均衡經濟學的替代視角。
圖3. 有限市場和有限資源情況下的市場份額競爭：新技術的興起和舊技術的衰落。
我在德國的講題就是把我依據演化動力學提出的“試中學”(learning by trying) 來描寫熊彼特的企業家精神（Chen 2010, 陳平 2002， 2004， 2011b）。我們的觀點是：知識不僅是積累的，更是新陳代謝的（如圖3）。否則，歷史上就沒有德國、美國超過英國，中國又可能趕超西方的可能。中國農民從傳統技術的保守態度，到改革開放的鄉鎮企業表現出的冒險精神和創新精神，敢於挑戰國企、甚至跨國公司，原因在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提供了中小企業的創新保險（陳平 2006）。假如夕陽產業拒絕退出歷史舞台，新舊產業的競爭也可能轉化為政治鬥爭以致戰爭。圖3也可以描寫強權的競爭、共存、和興衰。（2.2.5）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和市場自由化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真正有影響的是新制度經濟學，包括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和阿爾欽的產權理論。有不少經濟學家用降低交易成本來解釋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並依據科斯理論，進一步在國內推動市場自由化的改革。這個問題比前面的問題都複雜，值得仔細分析。
有趣的是：科斯理論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有極大的爭議，包括薩繆爾遜、布坎南、赫維茨等諾獎經濟學家都公開批評科斯理論的自相矛盾，在中國卻少有人對其質疑。科斯對交易成本的定義含糊不清。要解釋企業的兼併分拆，金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估計比交易成本有用得多。科斯本人對制度演化的方向是自相矛盾的。科斯1937年討論企業本質的文章，受大蕭條期間受蘇聯托拉斯的啓發而偏愛垂直整合的企業。科斯1960年討論社會成本的文章則否認市場失敗的存在，宣稱諸如污染、農牧邊界這樣的社會衝突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解決，無需司法仲裁（科斯 2009）。薩繆爾遜尖鋭指出，兩人博弈的交易有無數可能，不會有均衡解。科斯宣稱他的研究來自觀察真實世界，但是批評者逐一調查他的案例，沒有一個能證明他的論點。因為養牛的牧場存在規模經濟，污染的需求曲線向上傾斜，社會對於商業賄賂的厭惡，如此這般的經濟非凸性存在時，特定情境下的雙邊談判不可能收斂到最優狀態。科斯論證説只要需求曲線總是負斜率成立的話，價格理論就能處理外部性問題。科斯不懂得所謂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的背後，只有一個簡單的理由：人們通常偏好更多的快樂，但科斯忘了人們希望減少而非增加（污染的）痛苦。
科斯理論真正的目的是否認反壟斷法的必要。但是直説連芝加哥學派的人也聽不進去，換了交易成本的語言，聽眾便大增(Kitch 1983)。科斯理論受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歡迎有兩個原因。
其一，科斯定理的含義是，無論初始的制度安排如何不合理，只要允許產權交易，制度一定會趨同到最優的制度安排，與初始條件無關。理由是現實世界的交易成本很小，所以他的零交易成本的理想世界可以指導現實政策（Coase 2004）。這替東歐前蘇聯私有化過程的不公做了有力辯護。
其二，科斯明確用增加交易成本的理由來質疑市場反腐敗的法律，為美國近三十年推行的去監管、自由化政策提供依據（Coase 1979）。
西方法學界，產權學派和公司治理學派接受科斯交易成本的概念，但都認為現實世界的交易成本很大，所以法律制度的初始條件很重要。諾斯交易費用在美國GDP中的比重從1870年的大約25%增加到到1970年的50%以上（Wallis and North 1986）。否定市場競爭有降低交易成本的趨勢。國內一些經濟學家把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歸之於降低交易成本，理由是計劃經濟時期限制市場活動等價於無窮大的交易成本。我以為是不準確的。文革時我在四川一個小站當鐵路工人。當時反對把雞蛋等農產品運到大城市賺取差價，採取的措施無非派幾個民兵在車站阻攔小販吆喝。如今農貿市場為了防止奸商賣死豬肉、假中藥、以及用非法化學品加工食品，幾乎防不勝防，增加的監管成本遠比文革時期為高。恰好證明諾斯的發現有普遍意義。
這次金融危機更證明科斯理論的謬誤。金融自由化表面上確實降低監管的交易成本，但是給金融投機打開的方便之門造成的社會風險，比監管下的金融市場大了許多倍。筆者2009年在澳大利亞的國際會議上，明確指出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大理論要對金融危機負責：一是法瑪(Fama)的有效市場理論，二是盧卡斯的微觀基礎理論，三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
筆者分析，西方經濟學家對科斯理論的批評並不到位。從方法論上看，用交易成本的概念來解釋經濟組織的演變是極端還原論，零交易成本世界是永動機模型，科學上是不成立的。建立企業的目的是創造價值，不是什麼節約交易成本（Chen 2008, 陳平 2010c）。企業的規模大小和結構演變，和市場規模、競爭者特徵和本身的結構功能有關，這和理解物種的大小問題類似。沒有一個清醒的生物學家或醫生會用排泄廢料的多少來測量生命體的健康水平或競爭優勢。
具體説來，交易成本的概念定義模糊，很難準確測量，不適於作為制定政策的指南。交易成本的核心是信息成本。科斯的隱含假定認為市場競爭可以降低交易費用。他忽略了相反的事實，諸如營銷、特許經營等提高市場份額、創造價值的戰略，正是以提高交易費用為代價。技術進步或許可以降低單位的運輸成本和通訊成本。然而，總體的交易成本有明顯的上升的歷史趨勢，原因是不斷增加的網絡複雜性和創新的不確定性。科斯理想的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在現實中不存在，因為它違反了幾個物理學的基本定律。經濟系統和生命系統都是耗散系統，摩擦力不可能是零，否則生物為什麼要不斷消耗能量來維持生命？完全競爭意味着完全信息，即獲取信息的成本為零，這違反量子力學的測不準關係，是不可能的。任何信息的收集或者傳遞都需要某種形式的最低能量。科斯在社會演化中降低交易費用的信念明顯違反了熱力學第二定律，因為生物和社會演化過程是熵增過程。科斯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是另一種均衡經濟學的永動機。
科斯定理暗示制度變遷會收斂到一個與初始條件無關的最優系統。這是一種沒有歷史感的機械論世界觀。生命和社會組織的湧現是以非均衡過程的時間箭頭和對稱破缺為特徵的(Prigogine, 1984)。路徑依賴和結構變化在法律的發展中也至關重要。
科斯定理最具爭議的含義是，任何社會衝突都可以被沒有第三方中介（法律，政府，或者社會組織）的雙邊談判解決（Coase, 1960, 1988）。它的論述基於排污者和污染受害者對稱的談判地位，更加廣義的説，是基於消費和投資的對稱性（Cheung 1998）。如果科斯定理成立，那麼世界上將沒有權力，沒有衝突，沒有戰爭，沒有政府，沒有管制。這對於沒有私有財產和財富積累的原始社會或許成立，但對於一個競爭而又不平等的市場經濟來説是不成立的。
科斯在他百歲生日的時候，又對中國學者提出要開放思想的市場（科斯 2011）。思想需要開放競爭，這是無疑的。但是哪種思想有生命力，只能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不可能由市場力量決定。目前的全球市場，虛擬資本的炒作為世界GDP的十倍，成為危機之源！過去三十年的華盛頓共識和經濟自由化，一度受到全球市場的追捧，最終在金融危機中信用盡失。如今中國思想開放的程度遠超過美歐。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醫療改革中提出建立國有保險公司的方案，立即被媒體譴責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甚至納粹主義，無疾而終。即使西方經濟學家系統批評主流經濟學的論文也難以發表。反之，中國媒體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報道遠遠超過對中國經驗的研究。開放是勇氣和信心的競爭。有趣的是，如今畏懼開放的，不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而是衰老的發達國家。
科斯真正的貢獻，是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推到極端，正好啓發我們理解新古典經濟學可用的邊界。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的資源交易和兩人博弈，都是對稱的。盧卡斯的微觀基礎模型，人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所以，新古典經濟學中不存在不平等問題和社會分配問題。普里戈金告訴我們，演化就是時間的不對稱。我們的觀察，勞動分工的發展就是打破時間和空間的不對稱，就是發展的非均衡。問題是，何種非均衡得以持續，何種不能存在？就以科斯的牛吃莊稼的案例為例，歷史上中國農民和遊牧民族的戰爭持續上千年，才有長城的建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至今打不成和解協議。原因在雙方不是對稱的談判，或者雙方沒有其他生存的空間。要建立和諧社會，兩方交易是不成立的，一定需要第三方介入，或多方合作互動，才有多樣發展的世界。這正是複雜演化經濟學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切合真實世界的地方。
流佈甚廣的信息對稱下公平競爭的幻覺，導致了市場監管中去追求公平交易的烏托邦，這與現實差距甚遠。任何一種勞動分工的創新，都將帶來人類社會中的信息不對稱和權勢不對稱。各種“創造性毀滅”形式，例如進入門檻、專利保護、國家邊界、文化歧視和戰爭的根源，都源於權勢不對稱。對市場生機而言，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兼顧創新和穩定。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可持續的市場，需要立法對處於不利地位的一方進行不對稱保護。新制度經濟學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的財富分配不對稱，導致權勢不對稱的不平等競爭。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的均衡戰略，自由化和私有化在東歐和俄國的推行，只是為外國資本消除競爭者鋪平了道路。這一觀察同樣適用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2.2.6）產權理論和私有化
即使贊成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對什麼是好的市場，理解也大有分歧。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試圖用資本對經營者自上而下的控制，來論證企業私有化的優越性，西方在理論界也頗有爭議。
我曾經陪芝加哥大學的諾獎經濟學家米勒（Merton Miller），出席留美經濟學會1995年在上海舉行的國企改革研討會。米勒創立的公司財務理論的MM定理説，完全競爭下企業價值與債務結構無關，我的理解也就和所有制結構無關。米勒在會上強調説，產權問題雖然重要，卻沒有優化解。英美型企業短期行為投資不足，德日型企業長期行為投資過度。他的話啓發我重新認識產權理論的侷限，以及歷史上國有化與私有化的反覆浪潮(Chen 2008, 陳平 2007， 2010c)。
阿爾欽提出產權理論，是受他的學生張五常研究佃農合約的啓發。張五常注意到地主監督佃農是否偷懶很難觀察。阿爾欽卻認為產權可以保障所有者對經營者的監督，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控制權理論。國內改革之初為了解決國企的大鍋飯問題，一度熱心宣傳產權理論，並提出了“產權清晰”的説法。卻迴避了一個操作中的核心問題：“產權清晰”應當界定在哪個層次？層次太高產生官僚主義，道德風險，層次太低無法合作發展勞動分工，導致系統瓦解。西方福利社會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家庭瓦解。男女同居而不結婚，撫養子女的責任落在單身母親身上，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導致發達國家婦女不願生孩子，人口加速老齡化和依靠外勞，導致文化衝突遞增和國際競爭力的下降。美國政府機構和企業每個班組長都有權力解僱下屬，導致美國職工的跳槽率遠比德日企業為高，承受危機的能力也比德日企業為小。更嚴重的問題是美國大企業的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導致“看不見的所有者”的短期行為（劉昶 2007，史正富、劉昶2011）。西方大企業的機構臃腫問題和中國的國企相比，並無明顯差別。
（2.2.7）科爾內的“預算軟約束”理論和企業興衰的週期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把預算軟約束作為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科爾內, 1988）。蘇東國家在轉型過程中不加區別地削減政府給虧損企業的援助，原以為可以刺激企業提高效率，結果沒有提高效率，反而加速國企的倒閉，導致經濟蕭條。
從模型來看，科爾內的軟約束理論完全符合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框架。但仔細分析，嚴格意義上的預算硬約束只存在於沒有技術進步和信用市場的封閉經濟，這正是完全市場假説的致命弱點。在工業社會中，鼓勵技術更新和結構調整的預算軟約束以各種形式廣泛存在，如銀行信用、風險資金和銀行破產法（崔之元，1999）。美國破產法的第11章，就由法院下令限制債權人的要求，給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以重組和生存的機會。本次金融危機中，美國給大銀行和三大汽車公司注資，是美國對大企業採用預算軟約束的現實例子。在經濟轉型中強制實行預算硬約束所導致的信用緊縮政策，與大蕭條時期實行的貨幣緊縮政策，給可以挽救的企業雪上加霜，帶來宏觀經濟的連鎖反應。
中國正是在所謂的企業預算軟約束的情況下獲得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從產權學派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的產權都不清晰，效率應當低於私有企業。但是，即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信用資格不足的中小企業也難於取得商業貸款，所以政府要出台補貼中小企業貸款的政策。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初期，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股份，有助於公司從銀行獲得貸款，縮短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當然，預算軟約束也可能用於延緩不良企業的破產兼併過程，從微觀企業來看這也許並不優化，但算宏觀大帳，讓虧損企業分批關閉比讓大批企業同時破產造成的社會共振損失小的多。
從金融工程的角度觀察，中國在預算軟約束下的漸進市場化，得益於社會主義國家條件下的金融體制創新。如果國有企業或鄉鎮企業在新產品市場上取得成功，就用股份制的辦法承認新興的企業家和經理人的貢獻；如果企業改革失敗，讓國有銀行承擔了主要的改制成本。中國發展投資創新型而非消費補貼型的軟約束，目標不是為了選票維持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而是政府分擔了技術換代過程中的學習風險與創業風險。當然，預算軟約束下必然要付某種社會成本，其形式之一就是中國國有銀行累積的不良貸款。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私有化可以使社會負擔極小化，從而達到最佳的社會效率，其實不見得。蘇東預算硬約束政策下造成的轉型蕭條，日本試圖維持土地泡沫導致的十年停滯，和美國維持私營部門高額利潤形成的鉅額財政赤字，危機造成的社會成本遠高於中國的轉型成本。我們認為，中國以增長為導向的發展戰略是凱恩斯政策在發展中國家的新發展，而科爾內主張的預算硬約束是新古典反凱恩斯革命在轉型經濟中的變種。通過對轉型經濟的觀察，我們支持演化經濟學家熊彼特對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比較分析，不支持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論與產權趨同理論的立場。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動力來源於技術和組織創新，因而具有內生不穩定性，開放經濟中“創造性毀滅”表現為持續的經濟週期和不斷的金融危機。相比之下，社會主義體系要比資本主義穩定。計劃經濟的主要問題不是缺乏競爭的激勵，而是閉關政策所造成的技術停滯和組織老化。
那麼，我們如何理解混合經濟下產權形式變化的規律呢？作者依據圖2的邏輯斯蒂小波增長模型，把任何產業的興衰分為孕育期、發展期、飽和期、、和衰亡期，提出組織變革的生命週期理論（Chen 2008, 陳平 2010c）。
在新技術的孕育期，沒有多少私人資本敢支持未經證實的美夢。因此，來自非盈利大學的技術轉讓和來自政府的資金支持，對早期的研究和發展是至為關鍵的。新成立的企業經常在一個沒有清晰的產權界定的情況下開始運作。和科爾奈的“軟預算約束”的理論相反，在充滿了未知風險的新興市場中，初始資本的預算軟約束，即使對有競爭力的企業而言，也是一種普遍現象，並非企業虧損的原因。
在新技術見到應用的市場潛力後，進入發展期。這時會出現多種形式的產權結構來形成人才、技術、和資本的整合，諸如合夥制，公司制，私人企業和上市公司等。在競爭者較少而技術大概穩定的情況下，垂直整合或許是一種有效的風險管理的辦法。對於處在競爭者較多而技術變革很快的行業的企業，最好是將非核心的部門外包而專注於核心部門。即使在發展的成熟期，相對於風險控制和激勵機制等考慮，交易成本的計算也很難衡量。
在產業發展的飽和期，可能出現大企業的壟斷，政府的反壟斷法對保護競爭就十分必要。
在技術面臨淘汰的衰亡期，預算軟約束問題會重新出現，國家主導產業的重組政策對產業轉型至關重要，包括對失業工人的技術再教育和產業轉型的指導。
由此可見，在混合經濟的條件下，為了企業的生存和長期利益，董事會的控制權應該在多維目標的指導下清楚地界定，而不只是簡單追求短期內公司市場價值（股東權益）的最大化。德國日本企業和美國企業不同，利益分配強調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職工、上下游企業和社區。中國的大企業更須關注產業政策和國家安全的戰略利益。
未完待續。。
作者陳平是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研究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