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爭議與新古典經濟學迷思(三)-陳平
三．從全球和歷史的角度觀察中國的改革開放
我們已經知道：世界是複雜的，是有結構有歷史的，發展是多樣演化的，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是線性簡單的，是沒有結構沒有歷史的，社會趨同理論。所以，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除了製造論據為西方主導的不平等的國際秩序辯護，以維持現狀之外，幾乎在所有歷史轉折點所給出的政策建議，都是短視的，甚至是災難性的。面對中國與世界的問題，必須要有多層次、多視角的歷史的調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複雜科學的態度和醫生看病一樣，必須做多種檢查，必須注重病史，必須考慮不同器官和系統之間的相互關係，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不能一刀切。哪些領域可以開放市場，哪些領域要限制進入，哪些領域要打破壟斷，都要衡量短期與長期的利弊效應，要考慮競爭者的優勢與劣勢。否則，什麼問題都是鬆綁、自由化、市場化，純屬紙上談兵。
(3.1)迷信市場化難以理解世界發展的高度不平衡
1998 年出版的國富國窮世界的國富國窮從西方中心論的角度來解釋近代世界史，讓作者困惑的是，即將回歸中國的香港的前途（Landes 1998, 蘭德斯2010）。作者完全料想不到10年後美國會出現震動世界的金融危機，從而改變了西方精英的自信（Jaques 2009, Morris 2010）。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場化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的人，似乎忘卻了世界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的歷史和現實。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了幾百年，市場化並沒有解決多數國家、多數人口的發展問題，包括美國的貧困階層。
西方發達國家加上日本的總人口約6.9億，佔世界人口10%，卻控制世界90%的資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資源。中國人口近發達國家總和的2倍，韓國的27倍。中國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畝，只有美國的5分之一，不到俄國的7分之一。中國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離海岸線的平均距離卻是日本的55倍。中國天災頻繁，要保障龐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來就在興修水利和國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戰國時代起中國沒有什麼“無為而治”的政府能穩定存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先後在國際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如希臘、意大利、荷蘭、英國和東亞的日本、韓國，都利用了他們離海岸線近的地理優勢擴張海上勢力。後起的法國、德國、美國和前蘇聯依靠國家的力量發展科學、教育、和規模經濟，才得以趕超海洋國家 “自由放任”政策的宣傳無法掩蓋資本主義擴張的炮艦政策和資源掠奪的歷史。
(3.2) 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拉美、東歐、前蘇聯，經濟增長遠遠落後於發展混合經濟的中國
把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發展歸結為市場化，甚至是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幾乎無視拉美、東南亞、尤其是東歐和前蘇聯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主導下，推行華盛頓共識主張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觀緊縮政策的嚴重後果。
1960-1970年代，世界增長最快的國家和地區是東亞的日本、韓國和拉美的巴西，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我在訪問日本、韓國、巴西等國時，當地的經濟學家告訴我，華盛頓共識的提出並非出於發展經濟學的規律，而是基於美國資本控制全球的利益(Williamson 1990, Stiglitz 2004, 陳平 2005， 2006)。美國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後，導致拉美的的匯率大幅波動，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賴美國資本來穩定宏觀經濟。日本和韓國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民族企業被美國資本控制。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外國資本在韓國排名前十的大企業中的股份不到10%，危機之後超過50%。日本在美國壓力下匯率大幅度升值，先後引發房地產和股市泡沫，導致1990年代以後真實經濟增長率持續20年的停滯，至今未有起色。1990年代在東歐和前蘇聯推行的休克療法，更導致東歐和前蘇聯的去工業化和經濟的大幅度倒退。華盛頓共識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終讓美歐自己的經濟遭受重大危機。英國前工黨首相布朗在主持倫敦召開的20國首腦峯會上宣佈華盛頓共識的終結，中國卻有不少經濟學家還在為華盛頓共識辯護，其視野之狹窄值得我們反思：中國和美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教育，究竟是在傳播新的教條，還是教會學生觀察世界的工具？
在改革開放的32年間，中國真實GDP增加了近20倍，東歐，俄國卻只增長了不到1倍，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見表3，表4, 表5）。在轉型過程中，中國保持連續高速增長，而東歐1996年真實GDP比轉型開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國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過二次大戰（下降17%），接近一次大戰加內戰和大饑荒（下降44%）的損失。轉型期間東歐國家單方面對西方開放，西方卻並未對東歐產品對等開放，導致鉅額貿易逆差與通脹，企業大量倒閉。俄國的盧布貶值到5500分之一，烏克蘭的貨幣貶值到76000分之一，東德的國有資產在西德政府主導的私有化過程中的淨值為負，等於無償加補貼奉送給跨國公司（陳平2006）。這導致前蘇聯地區重新出現大規模貧困，東歐人口大流外流，婦女不敢結婚生育，人口連年絕對遞減，國際經濟地位大幅下降。
(3.3) 前蘇聯的瓦解，輸在封閉政策而非經濟競爭
仔細觀察經濟數據可以看出：1970年代，中國、前蘇聯和東歐的經濟增長率都高於日本、美國和西歐。西方經濟學宣稱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私有經濟優於國有經濟的觀點是沒有歷史依據的（Maddison 2007）。包括中國改革的前三十年和前蘇聯七十年的實踐，社會主義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發展科學、教育、保健、基礎工業和國防上優於西方。中國獨立研發原子彈的成本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一。怎麼能夠斷言國有經濟不如私有經濟？當然，馬克思過低估計了市場競爭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使前蘇聯在發展技術創新和多樣消費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鎖限制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爐灶；另一方面蘇聯自我封閉的政策也限制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創新和競爭。
我曾在1985年開車從西德去過捷克和東德，近年多次去過德國、東歐和俄國。社會主義下的東德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醫療的普及上高於西德，沒有類似美國大城市中的貧民窟。但是，居民消費的多樣性和汽車、計算機技術比西方落後，原因是國防開支擠出民生工業。前蘇聯過高估計西方發動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低估了社會主義國家開放競爭的能力。前蘇聯民族矛盾導致的政治瓦解，不等於社會主義經濟必然輸給資本主義經濟。假如東歐像中國那樣自主地向西歐選擇性開放，東歐工業會迅速成為西方的競爭者。東歐實行休克療法時，西方跨國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讓東歐骨幹工業被西方全面收購或破產，從而消除西方一個巨大的競爭對手。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反而為中國產業升級打開大門。世界歷史的鉅變不能完全歸之於體制，歷史是人創造的。中國出乎意料地超過蘇聯，重要原因是鄧小平的遠見高於前蘇聯的領導人。毛澤東反對蘇聯式的垂直勞動分工，也為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區域競爭格局鋪平道路。
以我的觀察，柏林牆的倒塌和前蘇聯的瓦解，原因不在經濟而在政治。前蘇聯用專制手段來維持東歐的穩定，導致東歐人民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幻想。德國統一之前，東西德的明智人士主張東西德要漸進統一，才能穩定調整經濟和政治結構。但是西方民主的選舉政治導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於國家的長遠利益。東西德在1991年7月實行沒有過渡期的貨幣統一。為了獲取東德人的選票，西德政府決定，東德居民持有的東德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兑換西德馬克，這遠高於黑市上的幾乎是6比1的真實匯率。這給東德居民一筆飛來橫財，成為弗裏德曼直升機撒錢理論的經典實驗。其結果大出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意外！大筆撒錢不僅沒有刺激消費，反而摧毀了東德的工業。 統一貨幣後，東德所有的出口須用西方的硬通貨付款，打斷了蘇東以貨易貨或用盧布進行交易的傳統，使東德企業傾刻喪失東歐的傳統市場。東德居民用手中飛來的西德馬克，買西方的時尚商品而非東德的老式產品，使東德企業進一步失去了國內市場，從而大面積破產。西德企業向東擴張的東德市場陷入蕭條，西德居民不得不交重税支持東德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障，導致德國利率上升、增長放慢，並拖累歐元區的發展。國內主張均分外匯儲備來刺激消費的經濟學家，大約不知道德國貨幣統一的前車之鑑。
德國統一後把首都從波恩遷到柏林後，我到西柏林自由大學講學，發現柏林經濟十分蕭條。週末柏林自由大學附近餐館都沒幾家開門。驚訝之餘，西德學生告訴我的故事，方讓我醒悟東西方冷戰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戰。原來，冷戰期間西德各州補貼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費，用媒體制造西方自由繁榮的假象。東德人以為只要翻過柏林牆，自由、民主、繁榮就都有了，人心思變導致柏林牆的倒塌。誰知柏林牆垮之後，西德各州停止給柏林市的財政補貼。柏林沒有工業，經濟遠遠不如有汽車製造業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離開東德和柏林，導致當地房價低迷，服務業也一片蕭條。要是前蘇聯有勇氣像鄧小平一樣打開國門，西德就會像如今美國阻攔墨西哥移民一樣，限制對東德的開放了。國內一些經濟學家主張聽任沿海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外移，代之以服務業的發展。他們不理解服務業的發展必須依託工業和農業創造的剩餘，否則還要發展科學技術幹什麼？開餐館和賭場的現代化，城邦小國可以利用地理優勢生存，中國如此大國要學，豈不荒唐。
在開放的條件下，中國和美歐究竟誰更有競爭力，是實踐的問題，不是理論的問題。蘇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都是封閉經濟的理論，不考慮國際競爭下的複雜格局。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走過了曲折道路。在19世紀西方炮艦打開中國海防之前，中國明清兩代是東亞貿易的中心，而且外貿持續順差。當時中國和英國比，税收和軍備是真正的“小政府”。西方殖民主義用戰爭強迫中國接受鴉片毒品貿易，並靠強權控制了中國的關税和財政，接二連三的鉅額戰爭賠款使清朝政府破產，帝國主義和地方軍閥合作瓜分中國的勢力範圍，使民族工業難以發展。是危機迫使中國革命志士奮起反抗，經過中國革命、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勝利，中國兩彈一箭的研發成功，才使中國到1970年代才能獲得加入世界市場的機會。換言之，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是打出來的，不是西方恩賜的。俄國總統葉利欽以為推翻蘇聯共產黨，解散蘇聯，就可加入北約，獲得西方的援助和夥伴地位，結果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國、俄國這樣的大國成為西方強權的平等對手，甚至是挑戰者。日本經濟學家告訴我，日本是缺乏資源的國家，但是任何收購西方控制下的天然資源，都被美國視為戰爭行為而封殺，只能購買美國的房地產和債卷。索尼收購好萊塢電影商也如同聯想收購IBM的PC一樣，障礙重重。中國天真的空想資本主義者，應當切記西方地緣政治分而治之的傳統政治。
(3.4)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奠定中國後三十年自主開放的基礎
否定中國模式的人往往低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全盤否定計劃經濟在奠定中國獨立國防與自主經濟的成就，無視中國計劃經濟走過的彎路是西方列強封鎖圍堵所造成的歷史。
2009年9月，曾任巴西財政部長的經濟學家邀請我去巴西講學，並安排我會見巴西總統府的戰略規劃部官員。巴西官員在會議簡報時把巴西地圖和中國地圖並列，他們參照中國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的分佈，用以規劃巴西的基礎設施。簡報之後，他們告我巴西發展的困惑：每次巴西的經濟規劃剛剛提出，就遭到美歐國家的反對而止步不前。他們問我為何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做獨立的決定？這也是提出“北京共識”的英國觀察家雷默(Ramo 2004)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我是物理學家出身的經濟學家,所以我的意見和新古典經濟學教育出來的經濟學家不同。我個人觀察，中國經濟改革能做獨立的決定，因為中國有獨立的科學技術和獨立的國防。相比之下，日本屈從美國的安全壓力，就沒有獨立的金融政策。前蘇聯自廢武功，才不得不聽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苛刻的貸款條件。巴西官員對此印象深刻。
我訪問東歐時，發現東歐經濟相對較好的是波蘭。原因是俄國與德國歷史上三次瓜分波蘭，所以波蘭人不信任西方的私有化方案，保留了若干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如今得以應對金融危機。匈牙利在卡達爾領導的市場化改革中用外國貸款來資助居民消費。休克療法中匈牙利為了還債，把國有大企業和國有銀行全部賣給外資。金融危機一來，外資銀行紛紛抽逃資金回救母國，使原來東歐經濟基礎最好的匈牙利，經濟惡化的程度遠超過波蘭。
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在反對國企壟斷的同時，不反對西方跨國公司的壟斷。他們不理解美國金融寡頭是本次美國與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源（Johnson 2009, Chen 2009, 2010，陳平2010d）。我本人曾在1996年就金融改革的戰略上書中央(陳平 1996)。我建議仿照中國民航改革的成功先例拆分四大國有銀行。中央領導批示贊同，卻被部門領導否定。理由就是美國的花期銀行等巨頭正在兼併，如果中國的國有銀行拆分，如何面對西方銀行巨頭的國際競爭？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沒有國有企業的扶持，難以單獨面對跨國公司的競爭。
(3.5)相信普適價值的人忽視西方市場經濟也有多種模式
西方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內戰之後，政府都曾經干預經濟，直接創辦國有企業。其原因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戰爭動亂導致市場失敗的現實需要。私有企業雖有靈活多變、易於創新的優點，但也有急功近利，不考慮長期利益的缺點。地區發展、國家安全、基礎建設就不能只靠私有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國有企業的主要責任不是短期盈利，而是保障社會安定，例如創造充分就業、縮小區域差距、應付國際危機等。目前世界上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現實，説明企業效率的核心不在產權結構，而在其他因素（陳平 2007， 2010c, Chen 2010）。中國國企改革的初期“國退民進”是為了糾正1957年後不加區分地實行公私合營、消滅私有制的過激做法。中國和西方的經驗證明，國營和私營企業都不足以創造充分就業，必須互補發展。朱鎔基“抓大放小”，讓沒有競爭力的國企破產或轉制，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得以集中實現大型國有企業承擔的戰略目標。但要求大型國企全面私有化，將國企經理人變為壟斷資本家，就違背中國改革的國情與現實了。英國的私有化改革的著名案例是英國鐵路，私有化後大量裁員，但由於網絡效應，分段運營的競爭效率反而降低，目前又重新實行國有化。美國三大汽車廠在這次危機中幾乎破產，不得不讓政府救助。美國製造業失去競爭力的重要原因，是美國全私營的醫療成本太高。美國醫療技術世界領先，但人均醫療成本是醫療雙軌制的歐洲、加拿大的2倍，醫療國有制的日本的3倍，導致保險公司、製藥公司、醫院相互勾結，其壟斷利潤高於其他行業，宏觀代價是損害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陳平 2010a,b)。在中國和西方，都有壟斷阻礙創新的問題。我的主張是反壟斷不分所有制。但是鼓勵創新和應對危機，不同所有制可以互補。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都有可能搞裙帶關係、短期行為，因而都要嚴格公司治理，重用人才。所有制不能替代選賢用能。
我訪問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經濟研究所時，對該所企業家研究室的國際調查大為驚奇。他們注意到北歐國家的創新超過美國。北歐國家許多制度安排和美國大不相同，非常接近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德國經濟學家的調查發現，較小的工資差距（缺乏物質激勵），福利社會負擔（大政府的主要標誌），對發達國家間的創新差距影響不大。從統計觀察上，他們發現北歐創新的優勢和破產程序的效率有關。和美國的信用制度標準相反，北歐投資方更願意投資給失敗過的企業家，因為失敗的經驗有助於未來創新的成功。換言之，保護創業者的積極性比保護投資方的產權更重要。
(3.6) 迷信自由化的人，無視政府市場監管是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往往把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對立起來，看不到市場和政府間的共生演化關係。
市場化改革之初我在安徽，有人鼓吹改革就是鬆綁。不料原來純樸的農貿市場迅速出現賣死豬肉和假中藥的問題，温州的小商品市場在八十年代假冒偽劣商品曾經氾濫成災。市場看不見的手並未導致優勝劣敗的局面。在民怨沸騰的壓力之下，政府才推出一系列市場監管和質量認證的措施，逐步改變惡性競爭和逆向淘汰的局面。至今，西方與中國在藥品、食品、金融等市場中，腐敗與政府監管方面的鬥爭樹欲靜而風不止。原因不只是信息不對稱，而且是法制漏洞，因為暴利比罰金高得多，成為逆向致富的激勵機制。從國際比較的標準看，中國監管的程度，在環保上比歐洲差得多，在食品上比日本差得多，在藥品上比德國差得多。只有金融雖然問題很多，但是在防範金融投機上比西方要嚴，究其原因是民間反腐敗的壓力很大，中國資本控制的初衷是防止貪官洗錢和外逃，並非防止西方熱錢炒作貨幣，代價是中國的金融創新發展太慢，影響中國金融的國際競爭力。在銀行監管上，加拿大的經驗，也可供中國借鑑。當然，政府監管不能代替市場競爭。中國國有航空公司在拓展海外業務上的競爭力，可以企及美歐，卻不如韓國的民航企業。這可能是人才和領導力的問題，不一定是所有制的問題。
最近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關於蘋果公司的深度調查（Barboza 2012）。他們發現雖然蘋果公司的產品風行世界，給股東創造巨大利潤，但是創造的就業只有5%在美國，大部分產品的製造在亞洲，主要在中國。美國公司無法和中國企業競爭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技術、產權、勞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經濟學忽視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國產業集羣的工業生態結構。但是，由於跨國公司控制了營銷渠道，創造的財富主要集中在蘋果公司的高管和股東手中，成為美國金融危機深層原因的真實寫照。以蘋果手機 Iphone 為例，產值的58.5%為蘋果公司的利潤，中國工人的比例僅1.8%，韓國的利潤為5.7%， 日本的利潤僅0.5%（寒竹 2012）。以為技術加產權可以保證國際競爭的壟斷地位，或本國勞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經濟學加媒體制造的形象，不是國際競爭的殘酷現實。蘋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續維持這樣的高利潤。
歷史的經驗表明，開放與監管之間，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自由化，而是把握選擇性開放的時機與程度。中國資本開放的選擇性高於東亞、拉美、東歐，中國今日才得以限制美國金融危機的拖累。中國也有失誤之處。日本經濟學家對我説，日本絕不會像中國那樣，讓外國企業佔有如此大的國內市場份額，韓國更是如此。中國沿海大城市競相引進西方五百強，卻不大力扶植民族企業。某些領導人誤以為西方壟斷企業必然代表先進管理模式，忘記技術進步從來是先進的小企業打敗保守的大企業，這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都是一個錯誤。中國企業和日本韓國企業相比，成長的道路要艱難的多。
未完待續。。
作者陳平是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研究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