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爭議與新古典經濟學迷思(四)-陳平
(3.7)西方同樣面臨政府和財團的腐敗問題
目前世界上公認法制最好的地區是北歐，犯罪率、腐敗、貧困等問題遠小於美國。我訪問瑞典時，瑞典經濟學家告訴我，北歐歷史上是海盜國家，直到十九世紀，北歐的腐敗依然臭名昭著。後來瑞典的吏治改善，來自一位國王的大力整頓。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也減少了社會腐敗的經濟基礎。越南戰爭後，瑞典開始接受外國難民，社會治安就不如以前。可見，社會轉型和開放是腐敗增加的重要因素。國企私有化不可能解決腐敗問題。
我多次訪問過台灣，台灣政治最大的腐敗是黑金問題。黑金政治的來源之一，就是變更土地規劃時的政治利益鏈。台灣工業化之後商業用地與農業用地之間的地租差價歸地主所有，帶來一系列經濟和政治問題。商人與黑手黨可用金錢收買政客改變土地區域的規劃，成為黑金暴利的來源。俄國在私有化過程中沒有先拆分國有壟斷企業，結果私有寡頭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遠大於社會主義時期的原國有壟斷企業。據估計俄國大部分的經濟控制在黑手黨手裏。德國高鐵技術世界領先，但是高鐵技術難以實現。印度想學中國的特區也很困難。他們面臨的體制障礙都是土地私有制阻礙經濟的結構調整。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立竿見影，西方政府的財政政策卻舉步維艱，原因是發達地區的選民不願補貼不發達地區的基礎建設，怕企業出走到勞工便宜的地區。換言之，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議會民主制傾向於維護地區差距，客觀上阻礙國家整體的結構調整。不同利益集團在議會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沒有整體利益（李世默 2012）。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明確指出，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美國政府被金融財團俘虜，只有拆散金融財團，才能擺脱金融危機(Johnson 2009)
。但是，美國奧巴馬政府的救市措施，花了上萬億美元拯救金融寡頭企業，卻無力打破金融寡頭的壟斷。美國標榜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造成軍工、金融、律師三大利益集團主導美國政治、長期阻擾社會改革。美國的議會民主制無力約束軍火工業、金融寡頭和跨國企業對經濟的操縱，因為政客競選依賴財團的政治獻金。美國最高法院最近的裁決，否決了對企業政治獻金的限制，把金錢干預政治説成是保障言論自由的權利，赤裸裸地暴露美國金錢政治的本質。
中國一些善良的人以為用法制可以解決腐敗問題，卻沒有仔細研究誰制定法律，目的是保護誰的利益？除了科學制定的技術標準，涉及利益的法律絕不是中性的制衡機制。德國學者告訴我，德國法律很嚴，保護的是老企業、大企業，使德國傳統工業領先，但是創新不如美國。哈佛法學家告訴我，德國的私有園林，必須向公眾開放，不像美國保護私有產權，業主有權向進入私人產業的陌生人開槍，所以德國的社會矛盾遠比美國為小。美國在危機時，企業和政府同時裁員，為了保護股東的利潤或政治家的政績。德國、日本的企業高管卻被社會要求減薪，儘量維持員工職位。法律究竟保護資產所有人，還是利益相關者，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不同，法制就有不同的安排（潘維、尚英 2012）。沒有在西方長期生活的人，很難想象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實質是維護利益集團現狀的制度，卻不是改革不合理現狀的制度。
如何把改善法制與選賢與能相結合，是世界各國都在探討的難題，制度決定論不符合歷史的曲折。郡縣制是秦始皇建立的。資本主義的法律是拿破崙建立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是鄧小平奠定的。歷史的偶然性發生在歷史必然的交叉點上。用現代科學的語言，中西文明的分岔有演化論的根基。
(3.8)認識中國要擺脱西方中心論的影響
西方觀察家把中國模式等價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出口導向模式是片面的。因為中國出口加工經濟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部分。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擁有中國那樣的獨立國防和科學技術，即使技術先進的日本和德國也要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日本的金融政策屈服於美國壓力。德國雖然和法國聯手創造歐盟和歐元區，抵禦美國金融投機的能力反而不如中國。北歐小國雖然維持很高的生活水準，但是在國際事務上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要理解中國的發展經驗和當代的國際地位，必須從世界的眼光而非自我中心的角度來觀察中國道路。否則，“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受啓蒙運動以來西方中心論的影響，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衡量中國的成就與問題，是目前思想混淆的一大根源。他們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得不償失。經濟增長只是犧牲環境資源和讓外國資本剝削中國勞工的結果。他們看不到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中，犧牲環境、資源和民生的代價遠遠高於中國。
舉例言之，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並非始自“言論自由”，而是始自“移民自由”，即先是允許貴族莊園的農奴逃到自治的城市，經過一定時間後成為自由民。殖民主義的發展，從歐洲向非洲、美洲、澳洲的大規模殖民和侵略，何時尊重過殖民地原住民的“人權”！在幾百年間的移民總額估計只有幾千萬人。為此消滅了美洲的馬雅文明，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和無數民族戰爭，外加販賣黑奴和毒品。西方勞動分工模式的特點是以消耗資源節省勞力，結果是後果難料的創造性毀滅。當新創造的就業數量越來越少於被摧毀的就業崗位時，西方國家便逐步用國籍、簽證、工作許可等各種方法限制來自貧困地區的移民。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和富貴病，不得不在重體力和高科技兩端依靠外來移民，造成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文化衝突。西方國家解決不了富貴病和就業問題，才在社會運動的壓力下逐步放寬言論和選舉的限制來維持現狀，因為政黨輪替根本不觸及貧富分化問題。與其像大蕭條期間動用軍隊鎮壓罷工，不如讓老百姓獲得抱怨的自由。西方的議會政治，給政治家提供演戲的舞台，給利益集團切實的保障，在發展中國家面前重建道德形象。萬事如意，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因為世上沒有不衰的強權，也沒有不散的盛宴。
相比之下，中國過去三十年之間，從農村向城市的移民高達2億。雖然其中有不少社會問題，例如户口限制、徵地糾紛、和教育差距，但是都在不斷改善，沒有發生內戰和動亂。這不能不歸之於中國的社會制度遠比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穩定。中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使中國的社會成本遠比西方和東亞現代化依賴税收和私營保險的成本為低。須知中國人口規模是全部發達國家的2倍多，而資源和基礎遠不及西方國家。
(3.8)理解中國要從歷史和全球的視野出發
國內一些人簡單化地把中國特色概括為大政府和大國企。這就無法解釋中國和前蘇聯的差別，以及中國改革前後的差別。
如果政府規模用政府税收佔GDP的比例衡量，按維基百科的資料，中國為18%，近於印度；但是遠低於福利國家瑞典（48%），法國（45%），德國（41%），英國（39%），俄國（37%），巴西（34%），日本（28%），美國（27%），和南非（27%）。中國過去三十年在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上的飛速進展，主要資金來源於出售國有土地使用權。如按照西方辦法發債、借款或加税，中國經濟增長率會大大下降。中國國有單位創造的城鎮居民就業佔20%，税負卻比西方國家低，可見中國軟約束的程度低於西方國家。西方國家在危機時政府部門由於債務危機和私有企業同時裁員，加重社會壓力，經濟復甦緩慢。相比之下，中國國企創造的就業對社會穩定發展有重要貢獻。
所有國家都面臨不斷改進政府效能和企業競爭力的問題。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設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和有改革領導力的政府。政府和企業的規模要隨着技術革新和國際競爭與時俱進。先驗地談論小政府還是服務性政府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依我的觀察，中國的中央政府部門規模遠比發達國家為小。我觀察到的例子是中國人民銀行研究部門、國家統計局與藥監局的規模，和發達國家無法相比，難以成為國家決策和市場監管的支柱。但是，沿海地區的鎮政府建築，不少大於解放前南京政府的總統府，規模超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中央政府。原因是地方政府承擔了許多其他國家地方政府不管的，經濟發展和社區穩定的功能。中國沒有西方的教會，歷史上社區穩定先後依賴於宗族，單位和公社。在計劃經濟的單位社區瓦解之後，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擔日益增多的社區功能，但又無法填補精神真空。國外華人學校逐漸演變為華人社區的核心，部分取代西方的教會功能，值得國內參考。
四．研究中國經驗是時代的使命
從春秋戰國起，中國文明的歷史演化就走上一條與希臘羅馬為代表的西方文明不同的道路。在建立穩定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實踐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持續存在的古老文明。但是，中國的小農經濟和經驗技術，沒有發展出分析科學和工業革命，才有百年來的屈辱。中國建國頭三十年，在西方封鎖的條件下，建成獨立自主的科學工業和國防體系，在內外戰爭和災荒中度過一系列難關。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又成功地融入國際勞動分工體系，迅速縮短科學技術和管理的差距。在西方文明面臨人口老化、生態危機、和利益集團阻礙社會改革的危機時代，中國能否走出新的國際勞動分工和國內生活方式的新路，有待於我們這一代人的遠見和智慧。認識西方文明的優點與不足，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迷思，不是為了掩蓋中國的問題，而是為了推進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更新。
孔子設想過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柏拉圖的理想國，統治階級的武士必須是斯巴達式的無產者，而且接受沒有個人私利或短見的哲學國王領導。知識經濟的發展，有可能實現孔子、柏拉圖到馬克思的社會理想。因為從事研發的科技人員創新的動力並非來自私利，而是來自興趣和公心。科學理論的檢驗，不是來自獨裁者的專斷或多數人的投票，而是來自實驗的檢驗。科學團體的自治給社會的自組織發展提供了原型。但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獲益卻掌握在少數財團手中，才有無數的戰爭、貧困和腐敗。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實驗中，地方政府的競爭和貧富地區幹部的輪換，創造了中國新的選賢任能的治理機制，成為效能政府新的典範。中國改革的不足是理論落後於實踐，軟件的發展落後於硬件的投資。如能把中國改革的實踐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論化，中國模式的定型和傳播，可以期待。
中國文化強調整體思維的生命力，這和當代複雜科學的整合方向不謀而合。西方式勞動分工節省勞力，但以消耗資源為代價，不但爭奪資源引發戰爭不斷，爭奪市場造成週期性的就業危機，而且持續積累廢熱廢料帶來全球暖化和生態危機。美國科技的力量足以毀滅地球幾百次，卻無力解決貧民窟的問題。中國文明歷來追求節約資源、吸收人力，在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可以兼顧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發展方式，從保障物質文明向發展精神文明過渡。在知識經濟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發展之道的探索才剛剛開始（陳平 2010f）。
我們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鼓吹的極端個人主義無視生態約束，凱恩斯經濟學沒有結構理論，奧地利學派否認政府是自組織系統的關鍵組元。馬克思認識到世界演化的規律，但是低估了中國和東亞的歷史貢獻。我們學習前人的長處，認識他們的侷限，不是為了抬高自己，而是為了造福後代。中國文化的整體論和現代的複雜科學相結合，可以提升中國改革發展的經驗，並未世界其他國家提供更多決策的選擇。中國的機遇、協商、試驗的創新社會，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會競爭共存，並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看不見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協調之手，因為資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變化和人的適應力是無限的。中國民族不懼上帝，但是尊重歷史的裁判。讓21世紀的歷史來見證西方模式與中國道路的競爭，誰更能與時俱進、善待地球吧。
致謝
感謝吳敬璉、何祚庥、田國強、孫迪、史正富、張維為、劉昶、崔之元、陳昕、韓毓海、潘維、金鐘偉、李世默、唐毅南、、陳彧葳對中國模式問題富有啓發的討論。錯誤之處由本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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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作者陳平是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研究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