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改革也痛苦-鮑盛剛

如何改革？中國正深陷向左還是向右的痛苦之中，事實上西方國家面臨同樣的痛苦和迷茫。今年是西方國家大選年，從選舉趨勢來看，顯然是向左轉，即轉向國家資本主義，那麼為何向左轉呢？原因在於目前西方國家的危機主要由於上世紀80年代向右轉向市場資本主義的結果，市場資本主義推動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展，但是由此也導致西方國家產業的轉移，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以及國家的衰退。向右轉過頭，所以只有向左轉，迴歸國家資本主義，壓制部分私人資本利益以換取國家利益，只有這樣才能遏制衰退，化解國內社會矛盾。

美國和西方社會制度的本質是自由資本主義，它的核心是市場自由主義，那麼自由資本主義完美嗎？無疑資本主義在創造財富方面是無與倫比的，它充分發揮了人類的想象力，競爭機制導致科技的迅速進步，而科技革命引發的產業革命導致人類財富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它由此徹底改變了世界。其次，資本主義主張天賦人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在歷史上是一種進步和文明的象徵。但是資本主義在另一方面有兩大致命的弱點，一是社會不平等，它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創造了貧窮。根據亞當•斯密的設計，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應該不存在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的驅動力是利己主義，正是這種利己主義引發了人類的創造力，導致財富的激增，同時利己主義可以被資本主義社會關係轉化為一種道德高尚，如屠夫和麪包師為我們提供食物，不是出於他們的善良，而是出於他們的自利，即從我們這裏得到對肉和麪包的支付。然而在實際過程中，資本主義歷史沒有那麼簡單純樸，而是充滿爾虞我詐和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第二個致命弱點是供需不平衡，表現為經常性的經濟危機。根據亞當•斯密的設計，這個問題在理論上也是不應該發生的，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可以自我調節的體系，該體系不需要外在的政府幹預，然而在實際過程中，資本主義這架機器經常發生故障。

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性批判來自馬克思，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理論，首先，社會主義是理論上對資本主義弱點批判的產物，作為社會形態，它應該建立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下一站。其次，社會主義基礎是社會公有制，資本主義以財產私有制為基礎和邏輯起點，這是導致不平等的根源，與此相對，社會主義通過剝奪剝奪者的方式，將社會基礎從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從而奠定了社會平等的基礎。其三，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是自由市場經濟，按需生產，按勞分配，這樣就可以保證經濟平衡發展，不會有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發生。但是馬克思的理論在西方社會被視為異端，他的影響主要在東方併成為前蘇聯和中國等國家的社會制度基礎，真正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實質性改革的是來自於凱恩斯主義。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徹底動搖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信心，美國和西方國家推行凱恩斯主義，面對經濟危機，他們開始啓動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面對日益惡化的社會貧富差距，政府擴大財政支出，提高社會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化趨勢進一步在歐洲發展，由此形成了以高工資，高福利為特徵的福利主義混合體制。那麼資本主義的問題是否因此得以解決了呢？遺憾的是並沒有，凱恩斯方案只是一種止痛劑，它並不能徹底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社會不平等和週期性經濟危機依然存在，與此同時資本主義還染上了社會主義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其次，在效率與平等混合體制中，歐洲國家紛紛發展為平等優先，效率為後的組合，由此經濟發展趨於緩慢，福利主義成為經濟發展的累贅，最終導致高工資，高福利和高失業率。於是上世紀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呼籲迴歸亞當•斯密，反對政府幹預，主張從國家資本主義迴歸自由資本主義。凱恩斯有句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將完蛋.” 所以面對危機我們應該解決短期和眼前的問題，以便我們能夠長期生存下去，而為了解決短期和眼前的問題，其主要方法就是擴大消費以刺激經濟的復甦。對此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凱恩斯以未來換取現在利益的觀點是對經濟學家主要責任的背叛，是對我們文明的威脅。正是在這一思潮的影響和推動下，當時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內閣等西方國家紛紛掀起了再私有化改革。

那麼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的私有化改革是否使資本主義找到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呢？不錯改革開創瞭解除管制，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時代，催生了全球經濟的繁榮，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一刻，自由資本主義成為了人類歷史終結的目標。但是時隔20年後西方資本主義又一次陷入危機，彷彿歷史回到了上世紀經濟大蕭條時代，首先重新私有化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和降低生產成本，加速將本國製造和加工轉移和外包到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由此導致歐美國家產業空洞化，失業率居高不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跨國公司和精英們只是關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漲起來，他們公司所在國的利益與他們無關，他們還會以搬遷公司總部來威脅，以換取更多政府的讓步，而中產階級因為工作的流失趨於貧困化，形成了所謂1%與99%對抗的社會結構，佔領華爾街實際上反映了中產階級對資本貪婪的怨恨與無望的反抗。其次，西方社會的問題同時又來自於政府幹預和政府失靈，凱恩斯主張通過政府幹預以擴大需求，但是由此形成的債務推動經濟增長模式最終使西方和美國陷入債務危機，所謂的福利主義已經難以為繼。儘管我們不能完全將此次危機歸罪於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顯然如果不能對財富和權力加以制約，資本主義會自然而然地出現不平等，那麼是否下一步只有從市場資本主義再回到國家資本主義，才能拯救資本主義呢？

200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始於亞當•斯密的市場自由主義理論，期間經歷了凱恩斯主義的改革，趨於市場與政府的結合，應該講這一修正是根深蒂固的，目前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是市場與計劃或者政府幹預的一種混合體制，在這種混合體制中，市場自由競爭是基礎，計劃與政府幹預為輔助。這種混合體制曾經拯救了資本主義，使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得以繼續推動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同時使資本主義制度具有人情味。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導致了西方社會新的問題與危機的產生，首先它沒有消除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基礎，其次，凱恩斯主張通過政府幹預以擴大需求，但是由此形成的債務推動經濟增長模式最終使西方和美國陷入債務危機，所謂的福利主義已經難以為繼。顯然美國和西方以市場為主導的混合體制也不是一種理想的完美製度，完美的社會治理模式應該是既能確保經濟的發展，同時又能保持社會的平等，在效率與平等之間形成一種近乎完美的平衡，那麼如何才能做到此呢？可以講對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找到答案，以至於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一直徘徊於左右之間，即市場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