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來信：韓寒吹的什麼風？-張鈞凱
“韓寒”名字在台灣開始廣為人知，大概要歸功於台灣的新聞媒體。在2008年兩岸民間大交流以前，台灣媒體關於大陸的新聞，最常見的就是某省某小孩被夾在牆縫，或是卡在洗衣機裏。2008年之後，雖然台灣媒體對大陸的報導趨於“正面”與“多元”，但不外乎幾個主題：“錢”進大陸、“東學西讀”（到大陸求學）或是“東成西就”（到大陸工作）。
兩岸看似交流頻仍，而且很多人認為這樣的交流可以推進兩岸民眾的認同，並改變互相原有的刻板印象。在這個背景之下，韓寒以“賽車手”、“八○後作家”、“當代魯迅”、“青年意見領袖”等多重身分登陸台灣，他的書也被台灣書商引進繁體字版。韓寒開始走紅台灣，韓寒的書也開始暢銷於台灣書市。不過，台灣社會對韓寒的接受，大概還是將他認知為一位批判性十足、反省力強大，帶有些許“左翼”色彩的“中國”作家。
台灣對於大陸心靈上的壁壘，並沒有因為兩岸民間社會的快速交流而隨之瓦解。台灣民眾認為自身很瞭解大陸，很能掌握大陸的動態，卻沒有感知到心中對大陸的那堵牆並未推倒，所以對於只要被冠上“自由主義的旗手”、“民主異議人士”的大陸“名人”，或是像韓寒這種被塑造的帶有“左翼”色彩的八○後批判型作家，台灣社會當然展臂熱迎。當前這種“以右為左”的思想狀態，不只存在於台灣內部，更是新自由主義成為政治、經濟與社會運作邏輯之下，兩岸新的共通之處。
這種荒謬與戰後中國兩岸的“雙戰體制”（即“內戰”與“冷戰”），以及台灣內部的政治經濟發展有密切的相關。為了配合以美國為首西方陣營對紅色中國的圍堵，再加上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尋求內部統治的正當性，“民主”與“自由”便成為用來分斷兩岸的有利工具。因此，台灣過去常自稱“自由中國”（用以對比於大陸的“共產中國”），台灣也對外宣傳自己是“民主燈塔”與“自由寶島”，而蔣介石也被歌頌為“您是自由的燈塔，您是民主的長城”（《總統蔣公紀念歌》歌詞）。
另一方面，1960年代之後，國民黨政府對美、日在政治、軍事與經濟的全面附庸，台灣也做為美國輸出民主的重要跳板。瞭解台灣民主的生命史，若是避談兩岸的“雙戰─分斷體制”與對美日的全面附庸，那麼，台灣民主發展的面貌仍會被在歷史與政治的迷霧所掩蓋。解嚴之後的台灣，“民主先生”李登輝掌權，他自己曾説，推動“民主化”的目標是要完成台灣的“本土化”。也就是説，國際冷戰雖然隨著蘇聯解體而結束，台灣政客卻高舉“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的政治大纛，把西方的民主體制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當作加深兩岸分斷的重要工具與象徵。台灣海峽上那一堵無形的“民主自由心牆”愈砌愈高；軍事上的“冷戰─內戰”雖結束，心靈上的“冷戰─內戰”愈演愈烈。
“民主是我們的驕傲”是台灣民眾朗朗上口的一句話。面對台灣政治與社會的種種嚴重問題，一位文化評論者卻認為原因在於台灣還不夠民主，他開出了一帖藥單：“民主，民主，更多的民主”。這種將民主視為萬靈丹的迷信，其實就是台灣戒嚴體制的產物，也是雙戰結構之下的思維。一方面用來對抗大陸，證明自己與大陸的不同，抗拒“中國”；另一方面也得以驗證自己的“先進”，超越周圍地區的“落後”。我們喜歡獲得“先進”民主國家的讚許，稱職扮演“民主模範生”的角色，睥睨周遭“不民主”的地區。
在如上的台灣社會氣氛下，韓寒來台灣走一趟，與馬英九惺惺相惜般握手之後，寫出的博文《太平洋的風》在台灣獲得喝采與熱議，也就不難想像了。台灣社會對大陸的恐懼與焦慮，從戒嚴時期，解嚴之後基本上也被延續。而撫平自我恐懼與焦慮的方法，只有持續相信自己是先進、進步、文明的，獲得大陸名人無條件而又温暖的讚揚，滿足了台灣社會對自我的文明想像。所以，《太平洋的風》在台灣廣為流傳、廣受歡迎，是因為台灣民眾覺得，那個落後地區的名人都欽羨我們了，更加肯定了台灣的“民主成就”。連一向“反中”、“反共”的民視（該電視台率先規定報導內容不準稱“大陸”，一律稱“中國”），也以晚間熱門時段的政論節目大加稱讚韓寒的這篇博文。
但是，《太平洋的風》並不會加深“兩岸關係”的交流，只會加深“兩國關係”的交流。不久之前，一篇台灣同學寫給大陸同學看的文章《為什麼台灣人現在不認同“中國”呢？》，不只在台灣的網路社羣流傳，在大陸的博客與人人網上也被熱轉。這篇熱門的文章，其論述可以簡化為：“大陸不自由、不民主，而台灣要維護已有的自由與民主，所以不認同‘中國’”。雙戰結構與戒嚴體制的思維，在今天搖身一變成為“文明分斷論”。而文明分斷論”最為人知的代表人物就是龍應台。龍氏的文章《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把台灣人描繪為：冷靜、包容與尊重；另一篇文章《請用文明説服我》，接着再以自由、開放與民主來將台灣形象化。“文明分斷論”背後就是戰後西方國家在其他地區所散佈的現代化價值。按趙剛的説法，這些價值包括了社會組織分化、自由市場、消費社會、憲政民主、政黨政治、政治自由與文化上的個人主義等等美國的既存意象，並以此意象為評判標準，愈趨同表示愈文明，相反則是愈落後。
馬英九對韓寒的“久仰”，其實是根源於他倆在思想上對戰後西方國家所散佈的現代化價值的一致。5月11日，馬英九公開回應了《太平洋的風》，表示：“他看了很感動，台灣越來越展現誠實、善良、勤奮、進取、包容的核心價值，這是台灣引以為傲，將來也能用這些價值與全世界分享與溝通，希望有更多人實踐這些讓人感到光榮的價值。”國民黨的政治菁英與官僚，多半是由美國教育與價值培養出來，因此西方現代性的迷思，在這些人身上一覽無疑，馬英九亦不例外。馬英九真正在意的，不是他口中所説的“中華文化”，其實是上述趙剛所説的西方現代化價值與美國既存印象。無怪乎，今年年初，馬英九驚人地使用了“數人頭”與“砍人頭”兩種極端印象來區分兩岸的政治體制。馬、韓兩人之間的見面，是意識形態與現代化價值上的“久仰”，不值得大驚小怪。
至於，韓寒文章所提的幾件小事，包括遺落的手機被出租車司機送回、眼鏡店老闆借用工具給友人修眼鏡，這種社會人羣之間的信任與互助，不是相當正常的嗎？我們到大陸旅遊，受到志願者的熱情接待，同樣也能感受到我們與大陸朋友、民眾之間的信任。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以及2009年台灣的八八風災，更是兩岸同胞真誠互助的展現（相關紀錄可上網搜尋台灣“大我文創工作隊”的紀錄片作品《我不只是一個人》）。此外，在微博上，一位大陸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經驗，他説自己與友人搭乘列車從西安迴天津的途中，手機掉在列車上，列車長親自在列車上找到，並開私家車將手機送還。但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互助，韓寒在文章中，卻巧妙地轉化成為民族問題，暗示著信任與互助在大陸見不到。
韓寒文章另外一個潛台詞，就是腐敗的官員、富豪的超級跑車與頂級遊艇在台灣見不到，因此台灣比大陸更值得尊敬。韓寒所説的問題，是大陸的問題，也是台灣的問題，更是世界的問題。這些政治與社會問題不正是資本主義體系之下必然叢生的嗎？可不要忘了，台灣陳水扁的貪腐弊案；不要忘了，台灣一些人撿到錢財之後，硬是要跟失主討領報酬，才肯物歸原主；不要忘了，就在韓寒抵台前不久，台灣南部一位擁有超級跑車的富二代，酒駕將婦人撞死，台灣媒體渲染出一股“反超跑”與“仇富”的氣氛；不要忘了，三名八○後與九○後的高中生，深夜結夥到西門町對熟睡中的遊民“潑屎尿”；不要忘了，台中幾名青少年只為“好玩”與“練膽量”，隨機砍殺外籍勞工。這些政治與社會問題，在韓寒的文章中，只有大陸存在，甚至將結論上綱上線到“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韓寒迴避了更重要、更深層的問題根源，與馬英九不約而同地拿“中華文化”做為盾牌，不只掩飾了他們內心共同對西方現代化價值的崇尚，更加深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敵視與誤解，僅僅滿足了台灣社會集體的驕傲、撫慰了集體的焦慮。
無獨有偶，同為八○後作家，被媒體封為“日本韓寒”的加藤嘉一（儘管他本人並不喜歡這個封號），五月初也短暫訪問了台灣。5月2日加藤嘉一在微博上寫下了訪台心得：“它才是桃花源。既人性化又有人情味的台灣社會使我不知不覺想到自己是理想主義者。我來台灣是為了追隨文化，記住歷史，尋求未來。不管是思考日本的過去還是審視中國的未來，台灣都很重要。邊緣的力量，台灣是底線。台灣必須向世界説話，不要狹隘地面向兩岸。大陸越去崛起，台灣越有希望。”加藤比韓寒更露骨地稱台灣為“桃花源”。其實，很多人將內心對歐美體制的欣賞，投射在台灣身上；將內心對大陸內部問題的不滿，也投射到台灣身上。抱著投射心態來到台灣，就像戴著一副有色眼鏡，不能敞開心胸的認識台灣，只能處心積慮地來找尋“桃花源”（或是“民主燈塔”、“自由寶島”，甚或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在台灣短暫的停留，滿足自我心中的投射；離台之後的心得文章，滿足了海峽對岸的社會集體認同。這種包袱式的“互滿”，不是助益，而是傷害。
韓寒要把“太平洋的風”帶回大陸，但我們希望這股風是對流的，兩岸需要更多、更深、更健康的理解，不要只是包袱式的互相滿足。另外一方面，對國際冷戰與兩岸內戰遺留至今的結構、體制與思維，進行全面的清理，才可能具體而真誠的互相理解與交流。
【相關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