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新病症

流動的兒童

1992-2000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全面推進。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並從沿海向內地全面展開。

隨着城市化的發展，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犯罪、留守兒童等城市病隨之而來。“卡娃”便是其中之一，這一羣體所折射的實際是農村未成年人社會化的問題。

大多數“卡娃”在走向城市前是“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都已匯入流動人口的大軍，一方面，家長應盡的教育責任沒有體現，另一方面，家長的流動性對留守兒童的社會化又會起到催化作用。

父母環節失守，對“留守兒童”的社會教育只能依靠學校，但由於不少地區農村教育投入相對不足等原因，鄉鎮一級的學校尤其是在欠發達地區，這方面的教育又存在缺失。

還有一批孩子並非“留守兒童”，他們跟隨父母走進了城市，但由於城鄉二元結構限制，他們無法真正分享城市的教育資源，父母會比較容易接受子女早點走向社會，以緩解家庭經濟壓力。

生活自在 卡娃竟不願進救助站

流動人口進入一個新環境，通常靠兩個方面融入社會：一是地緣關係，二是自身能力。提早獨立的卡娃，沒有文化、沒有能力，在主流社會中定然處處碰壁。而老鄉或是同住在城鄉結合部的小青年便成了他們生活中的重要資源，他們很容易就會被“引薦”入這些夥伴所屬的羣體中。

因此他們不一定是被迫進入“髮卡族”的羣體，很多孩子主動選擇這個行業，部分原因是他們能在這個同伴羣體中獲得安慰，這種生活為他們提供了暫時的歸屬感。而努力一些的卡娃一個月甚至能賺到5000元，那麼他們不願脱離這個羣體也不足為怪了。

“對於這些年紀不大的卡娃，每天有吃有喝有網上的生活很自在，他們很少有想到主動回家的，除非是遭遇到什麼威脅！”廈門市市救助站兒保中心孫愛紅科長介紹説。

去年有個12歲的“卡娃”小國，被送進救助站後，連着裝了10多天的啞巴，最後還是想要喝一種飲料時，怎麼比劃也形容不出來，自己裝不下去才開口説話。

這些未成年的“卡娃”被送進救助站後，站裏都會想方設法與其家長取得聯繫。為了逃避被送回家，有的“卡娃”還想盡各種辦法要逃跑，有孩子往身上塗肥皂，為了使身體變光滑好鑽欄杆。

“卡娃”小超坦言，這次主動進救助站，是因為受到老闆的威脅。因為另外有個老闆承諾，一天給他80塊工錢，比現在的工錢翻一番，結果他找現在的老闆辭工，被老闆恐嚇：“如果敢替別人做事，見你一次打你一次！”

走投無路的小超，5月6日偷偷從住處跑出來，來到救助站希望站裏送他回江西老家。“不想再發黃卡了，回家呆些日子，再去浙江姑姑廠裏，跟着做襪子什麼的！”想到能夠馬上回家見到奶奶和親人，小超還是滿心喜悦和期待的。

捲入犯罪亞文化

不管哪類成因，這些孩子過早走向社會後，由於年齡的限制，只能從事散發廣告卡這樣的非法工作，因此，不可避免與吸毒人員、盜竊分子等問題人羣的接觸。

在這種亞文化的環境下成長，接觸不到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對這些孩子的負面影響很大，比如“卡娃”，會形成一個“同伴羣體”，在問題人羣中周旋，出現組織結構的黑勢力化。

“同伴羣體”成員間的影響很大，往往容易產生集體的越軌行為，“卡娃”集體騷擾女性、挑釁甚至毆打城管人員就是一個表現。

中國社會未來還將繼續城市化的進程，那麼人口流動還將更加劇烈，此過程中將有更多農村未成年人走向城市。城市中的邊緣化羣體的管理問題還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卡娃”是城市的棘手問題

如果説早先農民進城務工後的“留守兒童”問題主要留給了農村；那麼現今“進城卡娃”（或説“流動兒童”）的問題，則主要留給了城市，至少是城鄉兼而有責。有專家指出，解決流動兒童的教育應視為中國最大的“扶貧工程”。切中肯綮，此其時矣！

城市的和諧穩定，迴避不了這個“不和諧”的現實。不要説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即使是沿海的一些小城鎮，也面臨着這麼個嚴峻現實的考驗。嘉興市秀洲區有個以羊毛衫產業發達聞名的洪合鎮，目前已有外來務工者5.8萬人，是本地人口的兩倍多。由此帶來的義務教育階段學齡兒童2590人，超過了本地兒童2510人的數字（據6月19日解放日報）。這對當地主政者和有限的教育資源，無疑是種巨大的壓力。

“卡娃”或“流動兒童”的出現，是社會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又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社會、家庭、學校，特別是市政管理當局，還有社會學家、教育專家都有責任關注、思考這一現象，研究、出台相應對策，共同解決好這一有着重要意義的棘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