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鄧小平“分三步走”發展戰略説起-曹錦清

編者按：本文為作者在2012年5月中國力研究中心費城論壇上的演講。共分為四個部分：《從鄧小平“分三步走”發展戰略説起》，《中國“趕英超美”意味何在？》，《向左、向右，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崛起將引發“文化復興”》。觀察者網近期將依次發佈，敬請期待。

人類總是“瞻前顧後”。回顧“以往”，史家難達共識；展望“未來”，處於全球化的今天，更陷入“不確定性”的困境。“宏大敍事”已被解構，很少有人再敢以“規律”的名義推斷“未來”。

然而，人類生活的本質是“實踐”的，而“實踐”總是指向“未來”。故而總希望在諸多“不確定性”中尋找某種確信。於是“科學”與“卜筮”結律而行。對未來的發展趨勢作出附帶諸多“如果”或“假設”的推論。而在中國現代化的戰略規劃中，鄧小平“分三步走”發展戰略無疑是重要一筆。

1987年，經過多年思考後，鄧小平將中國實現現代化的追趕戰略確定為“分三步走”：

“我們原定的目標，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為基數，當時人均GDP只有250美元，翻一番人均為500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實現這個目標總體看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那時GDP超過1萬億美元，當然人均數還很低，但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

“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30-50年代再翻兩番，大體達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而在1987年前，鄧小平對中國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戰略表述為“分兩步走”：

第一步，1980年-2000年，時間為20年，目標是人均GDP800-1000美元，實現小康社會。第二步，2000年-2030至2050年，人均GDP4000美元，目標是“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真正進入世界先進行列”，或“趕上西方發達國家水平”。

1987年，鄧小平將“第一步”（1980-2000年）分為“兩步走”，形成“三步走”發展戰略。不少人以為此一發展戰略是由鄧小平首提，其實原於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鄧小平參與了此報告的起草工作。

1964年，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把“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發展戰略目標，時間是“到本世紀末”（1965-2000年），且“分兩步走”（第一步1965-1980年，第二步1980-2000年）。具體來説：

“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來説，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實現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1965年），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設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此一發展目標，後因1966-1976年“文革”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擱置了，直到“文革”結束，鄧小平主政後，決定全黨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新回到被擱置十餘年的“兩步走”發展戰略。

而196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戰略追趕目標與時間，是以1956年毛澤東的設想為依據的。

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順利完成後，毛澤東設想用50-60年時間趕超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

“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美國只有1.7億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應不應趕上呢？完全應該……假如我們再有50年（到2006年）、60年（即2016年），就完全應該趕上它。”

而在1957年，毛澤東出席蘇聯莫斯科會議，赫魯曉夫提出15年內“蘇超美”口號。

毛澤東提“15年超英趕美”口號，其時，趕超的指標是“鋼產量”，而非“GDP”。1958年，毛澤東提出的“三面紅旗”，其“總路線”即在“儘可能短的時期內”實現“趕超戰略”，時間與速度成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問題。三年“大躍進”，不僅“欲速不達”，且造成經濟全面失調與衰退，發生大饑荒，迫使中共在1962-1964三年，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新保守方針，事後，毛曾感嘆：看來“超英趕美”起碼需100年時間。

若再往前追溯歷史，“趕英超美”可能是中國全部近代史設定的“民族使命”。

推動“戊戌變法”的康有為、促成“辛亥革命”的孫中山，都曾提出“10年內與列強並駕齊驅”的發展戰略，“揖美追歐，舊邦新造”，這是1912年民國建立時期定的《國歌》中的詞句。

概而言之，鄧小平“分三步走”，與康、孫、毛“追趕”使命，既有淵源相承，也有自身的鮮明特點。

就“相同”而言，都是“趕超英美，富強中國”，相同的發展目標，説明此一目標是近代中國設定的“民族的歷史使命”。就“相異”而言，康、梁只提出“目標”，但根本沒有機會付之實踐，毛澤東一代人有機會付之實踐，先是“欲速不達，栽了大跟斗”（大躍進），後是偏離目標（文化大革命），不過，前三十年的努力，為後三十年的發展奠定了相當的物質與文化基礎。鄧小平在“追趕時間”上吸取“欲速不達”的教訓，將時間放長，更重要的是“分三步走”的前兩步，可以説出乎中外多數人的預料，實現了預期目標。

在當前，思考鄧小平“分三步走”的戰略，並展望中國未來10年或更長時間的發展前景，首先要考慮的是，中國能否接近或實現第三步走的預期發展目標？

（作者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