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將引發“文化復興”-曹錦清

本文是曹錦清教授在2012年5月中國力研究中心費城論壇上演講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前面三個部分分別是“從鄧小平的‘分三步走’發展戰略説起”、“中國‘趕英超美’意味何在？”以及“向左、向右，中國向何處去？”

現在回頭來看，鄧小平“分三步走”發展戰略，包括了三大目標，即戰略趕超、政治民主化與共同富裕。這三大目標，各有其路線圖。

就“戰略趕超”的目標而言，我相信麥迪遜的“有條件的後發優勢理論”。當然，靠低地租、低薪酬、高投資、高污染、高出口的發展戰略已走到盡頭，中共已將“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提上議事日程。所謂轉型，首先指“擴大內需”以降低“出口與投資”在增長中的比重。而意欲擴大內需，則要着力調整內部分配結構；其次指產業結構調整，這不僅指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更主要指整個經濟在“科技與品牌”戰略的引領下，向高附加值產業不斷提升。因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創新愈加成為關鍵。對此，我持樂觀的態度。

在“政治民主化”問題上，需要更加留意。如前所述，關於“政治民主化”，目前中國知識界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用西方議會民主製取代中共一黨執政制，這不是“政體改革”，而是一場“政治革命”。一是在維持“一黨執政地位”的前提下，在執政方式上推進“民主化”進程，尤其是逐步擴大“基層參與式民主制”。如將村民自治擴大到鄉鎮自治。

在未來十年，中國發生一場類似蘇聯、埃及那樣的“政治革命”的可能性極小。1989年發生的“政治動亂”，與其説是民眾對“自由、民主”的要求，還不如説是高通脹的產物。至少到目前為止，“政治革命”還停留在理念或思潮運動的層面，如果沒有被大規模且持續的失業或持續高通脹而“動員”起來的民眾街頭抗爭所支撐，是難以實現的。

至於對“民主”的第二種理解，我以為在“轉型”的壓力下，中國會逐步推進。看來，中國的現行政體根本無法納入西方主流政治分析的框架，尤其無法納入“專制政體”的分析框架。

“共同富裕”是近年來逐漸成為政策和輿論的焦點。如果將“共同富裕”理解為“平均、平等”，這是不現實的。如果將“共同富裕”理解為“讓低收入階層也能分享改革開放成果”，這不僅應該，且是可能實現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取不足而補有餘”會引發“社會革命”，相反，“取有餘而補不足”達到財富均等，亦會引發社會動亂。事實上，中共已從“共同富裕”向“民生建設”退卻，將社會主義主要理解為“社會保障”。

近些年來，中央新增財政重點向中西部傾斜（2011年，西藏自有財政收入約為90億，而中央轉移支付770億，且不包括各省市的對口援助經費）。城市財政向農村傾斜（城鄉一體化建設），公共財政向事關民生的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傾斜。這些政策調整，使百姓受益。據我的觀察，中國億萬中老年農民是十分滿意的。

在上述三大戰略目標不斷推進的前提下，中國要實現追趕目標，還有賴於民族自信與文化自覺的發展。

亨廷頓曾提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前後兩階段論”，並指出了“西方化”與“現代化”的區別。亨廷頓認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要經歷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第二階段，去西方化，迴歸本土化來引領現代化。兩階段交接的時機：一是該民族自身在第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中取得足夠的“民族自信”，同時，在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人際關係、社會心理發生重大變化而出現大量問題。因此，這兩大動力推動着整個民族“去西方化，迴歸本土化”，實現新的民族認同。

有諸多跡象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似乎正在接近“兩階段”交替的臨界點，在文化上處於一種過渡的狀態。

在思想界，文化保守主義日漸興起；在學術界，費孝通等人提出了“文化自覺”論，社會學領域本土化的呼聲增強。

但總體上講，中國主流知識界依然是“西化論者”。高等教育幾近“全盤西化”。文化上，中國至今依然是一個“單向輸入國”，留學運動亦然。此外，西方“普世論”，如自由主義、馬列主義的長期影響，給中國考察自身的歷史與現實帶來了諸多困境，比如“政體論”與“社會經濟階段論”一度流行但説服力不足。

回顧歷史，近代以來，“中-西”關係中交織了“古-今”關係的敍事，“中-西”地位關係的變動，將直接影響中國自身“古-今-未來”結構敍事。這是一件大事情。我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追趕目標的實現將增強民族自信，從而引發“中國文化復興進程”，建立新的“中-西”關係，以及“古-今”關係的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