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毛澤東為曹操翻案的歷史細節

一、關於《三國志•武帝紀》的一些情況

（一）五九年為曹操翻案的由來

一九五九年在全國範圍開展了一場關於曹操評價的大討論，那年的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報》的副刊《文學遺產》發表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公開提出為曹操翻案，二月十九日，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在《光明日報》《史學》副刊上發表《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説到曹操》。三月十六日，郭沫若發表了《再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所以借蔡文姬歸漢作為曹操翻案的文章，亦有藉此為他自己在抗戰開始時，自日本歸國説事的意思。三月二十三日，郭沫若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替曹操翻案》一文，乾脆直接提出為曹操翻案的問題。一石激起千層浪，那時對曹操的歷史評價立即成為歷史研究和人們關注的熱點。

三月三十一日，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論曹操》一文，批駁郭沫若的觀點，認為對曹操不存在翻案的問題，而且根據史實對郭文逐條加以批駁，接着在七月三日寫成《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七月十日發表於《文匯報》。譚其驤這二篇文章都是針對郭沫若的文章，譚其驤的結論是：“曹操是一個有優點，有缺點，功勞很大，罪孽也不小的歷史人物。從全面看問題，總的評價應該是功過於罪，但我們不能，也用不着因為他有功而諱言其罪，過去的許多人並沒有把他説成是罪過於功，所以案子基本上無需翻。若一定要把犯過的罪也翻過來，説是並無其事，或雖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過來的，因為那是歷史事實。”

譚其驤這些話説得還比較尖鋭，但也還客觀。回過頭來説，是不是罪，那取決於評論者當時的價值取向。譬如鎮壓黃巾起義，究竟算不算罪，在古人看來，特別是從古代官方看來不是罪，從農民革命的視角講當然是罪。屠城的問題，當然不好，但古代勝利者往往習以為常的問題，從今天來看，那就是反人類罪。所以評論歷史，還得有一點歷史主義的眼光，離不開人物當時所處的環境，及其所受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對歷史所起的影響，是進步還是倒退，不能拿今天國外那些觀念去一刀切，那説明不了任何問題。關於曹操的評價，在當時引起廣泛的社會影響，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全國的報刊發表的論文和報道便多達一百四十餘篇以上，我自己在五九年《復旦學報》第六期上，發表了題為《論曹操抑止豪強及其法家思想》的文章，沒有説翻案不翻案的問題，只是直接論述那時曹操的指導思想及其政策趨向，現在看來，亦還站得住，沒有大的問題。後來人民出版社為曹操討論還編了專門的論文集。為什麼郭沫若與翦伯贊他們會在這個時候忽然心血來潮地提出為曹操翻案的問題呢？

要為曹操翻案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毛一生始終對曹操推崇備至，他年輕讀書時，在《講堂錄》中便稱：“天下無所謂才，有能雄時者，無對手也。以言對手，則孟德、仲謀、諸葛而已。”也就是曹操、孫權、諸葛亮三人才稱得上對手，劉備還排不上號呢？煮酒論英雄，本是曹操與劉備。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又多次讚揚過曹操。一九五二年，視察河南安陽時，他讚揚曹操在許昌的屯田。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游泳時，為身邊的工作人員背誦曹操的《觀滄海》一詩：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這是一首非常宏偉借表滄海之宏景以敍志的詩，毛借曹操這首詩，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曹操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詩人。他在讀書筆記中還説：“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説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那麼寫，戲裏這麼演，老百姓怎麼説，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毛澤東這樣評價曹操應該説還是客觀的，給曹操臉上抹黑，戲台上給他上白臉變奸臣應該説是宋元以後的事，為什麼？與各個時代環境有關，與正統觀念有關。這件事暫且擱下，從毛這一段話，可以看到一九五四年夏天，毛在北戴河時，就已提出要為曹操翻案的問題，就在那個時候，他寫了《北戴河•浪淘沙》一詞：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毛澤東這首詞，是在北戴河度夏，面臨渤海灣，有感於曹操《觀滄海》那首詩，引發思古之幽情而創作的。曹操《觀滄海》在《晉書•樂志》中題作《碣石篇》，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給自己女兒李敏、李納寫信時説：“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是曹孟德到過的地方，他不僅是政治家，也是詩人。他的碣石詩是有名的。”

（二）碣石山究竟在哪裏

這裏附帶有一個要討論的問題，即曹操東臨碣石，這個碣石山究竟在哪裏？在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那一帶有沒有這樣一個使曹操可以登高遠望大海的碣石山呢？不僅曹操登臨過碣石山，秦皇、漢武都登過此山以觀滄海，曹操以後北魏的文成帝和北齊的文宣帝也曾登上碣石山觀海，北魏的文成帝還“大饗羣臣于山下”，“改碣石山為樂遊山。”（《魏書•高宗文成帝紀》太安四年）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疏》講到原來陸上碣石山為海水所侵，脱離了大陸，“立於巨海之中。”到清末由於見不到“立於巨海之中”的大山，才認為北朝以後，此山由於地殼的變化，已沉入海底，故有碣石滄海之説。毛澤東詞中“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實際上是接受了這一説法的，所以他在給女兒李敏、李納的信中會説“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是曹孟德到過的地方”，大概由此而來。根據是什麼呢？據他的保健醫生徐濤回憶，有些天，毛澤東在海岸沙灘漫步，嘴裏總是唸唸有詞地背誦《觀滄海》，夜裏工作疲勞後，稍作休息，出門觀海，有時也是這樣低聲吟誦。他還找來地圖，查證出曹操是來過這裏的，所以才寫作《浪淘沙•北戴河》這首詞，所以才有給他女兒信中所寫的那幾句話。但曹孟德登臨的碣石山是不是正如毛澤東所説在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呢？一九七六年二月，譚其驤先生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碣石考》，其引《水經注》講到碣石滄海的狀況，有一段生動具體的描述，其雲：“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另一方面自漢至明，歷代地理志都載有碣石山，既沒有説在海中，也沒有説古今碣石山有別，可見都是指今天在昌黎縣西南的碣石山，距海有三十里，不僅不在海中，也不在海邊，很難臨碣石觀滄海，故碣石山並不在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在那兒找不到能“大饗羣臣于山下”的平坦地區。譚其驤先生的結論認為，魏武及秦皇、漢武所登的碣石山，就是今天昌黎縣北的碣石山，但山前的地貌，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髮生變化。約在東漢中葉以前，山前餘脈露出地表，延伸至海邊特立着一塊巨石，被目為“碣石”，此後海水南侵，山前平地被淹，餘脈露出水平的石塊枕海如甬道數十里，那塊“碣石”則隨潮水漲落時隱時現，有“天橋柱”之稱。約在酈道元之後的北朝時期，海水大規模後退，山前出現大片平陸，從此碣石不再成為登臨勝地，那些枕海石和那塊特立的碣石，終於全部都被埋沒在平陸之中了。歷史時期，只有碣石山前的那塊碣石，近二千年來曾經三度改變其相對位置，先是“著海旁”，繼而“立於巨海中”，最後沉埋於地表之下。所以把秦皇島、山海關、北戴河這一帶作為曹孟德登碣石觀滄海的地點，不一定正確。花那麼多筆墨講一個碣石的位置，是為了説明一個問題，如碣石的地理位置，並不是哪一個人説了就能定的，在歷史著作中有許多矛盾的陳述，只有比較研究各種矛盾的陳述才能從中找出一個比較符合實際，能比較正確地解釋歷代著作中所出現的相互矛盾的陳述，歷史的事實是在互相矛盾的陳述中顯露其本來真相的。如碣石這樣一個問題，只是一個地名的正確地理位置問題，它的結論只能是唯一的，至於對一個歷史人物的品評，則更要複雜得多。因為不僅在事實的表述上，在歷史記載上有許多矛盾，而且牽涉到記述者主觀的好惡，各人在價值取向上亦各有不同，這就更需要冷靜、客觀地比較和思考，才能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比較正確地評述他在歷史上的功過得失。弄清事實的前提是要直接去閲讀原始的資料，比較各個歷史時期人物何以有不同的評判，它背後真實的動因是什麼，才能最終得出比較合情合理的觀念，這也不可能是絕對的，所以這次我想強調讓大家一起來閲讀原著，就是為了能比較客觀地弄清事實，而且這也只能是相對的。雖然碣石山這個具體地點可以討論，它也許不在秦皇島、北戴河、山海關一帶，但它並不影響毛澤東《浪淘沙•北戴河》這首詞的詩情畫意和廣闊的古今聯想所表述出當年曹操北征三郡烏丸統一北中國以後東臨碣石那種豪邁的氣魄。毛澤東曾對其子女表示：“曹操的文章詩詞，極為本色，直抒胸臆，豁達通脱，應當學習。”他還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説：“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本事。”曹操《觀滄海》那首詩所借滄海與日月星河表達的自我詠志的英雄氣概，確有巨大的震撼力，中華民族應該以有曹操與毛澤東那樣氣勢磅礴地不僅在文字上，而且在鬥爭實踐上能“換了人間”的詩作而自豪。

（三）盧弼給曹操貼了不少大字報

為什麼為曹操翻案的熱烈討論，發生在五九年初呢？這個問題還是與毛澤東有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毛澤東讀《三國志集解》時對盧弼的註文作了一段批語：

此篇註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太白雲：“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此為近之。

正是這一段批語引發了五九年全國範圍內對曹操評價的大討論，這次討論還是貫徹了雙百方針，允許不同意見的爭鳴，有主張和贊成翻案的，如郭沫若與翦伯贊這些名家，也有主張不存在翻案不翻案的問題，如譚其驤，也有不少人具體評價曹操當時作為的，並不提翻案或不翻案的問題，大家客觀地擺事實講道理，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學術討論風氣，如果能長期堅持這種心平氣和、各抒己見的實事求是地開展學術討論，實在是一件好事，絲毫也沒有現在流行的對這一段歷史和人物庸俗化、商業化極其濃厚的媚俗氛圍。做學問，總離不開刨根究底打破砂鍋問一個究竟，毛澤東的批示是批在盧弼的註文上，盧弼的這一段註文是注在裴松之注引的曹操自撰《讓縣自明本志令》，系在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〇年）。要弄清毛澤東的這一段批文，得先講清陳壽這個人及他的那部《三國志》，還有裴松之的注和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是怎麼一回事，盧弼是什麼時候的人，他在註文中究竟講了什麼？毛澤東這麼批他的根據是什麼？李白這首《望鸚鵡洲悲禰衡》這首詩究竟是什麼意思？借這些問題，講一下研究曹操這個歷史人物，必備的相關原始著作的情況。

（四）關於陳壽其人與其所著的《三國志》

《魏書•武帝紀》是《三國志》的《魏書》的第一篇，該書的作者是西晉初年的陳壽，《晉書》有《陳壽傳》，稱其：

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他本來是蜀漢的人，晉滅蜀以後入晉，在晉武帝時，受張華的推薦，“舉為孝廉，除著作佐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敍事，有良史之才。”對其著作的評價，其本傳稱：“或雲丁儀、丁暠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可見拿筆桿子寫史的人，也能借此生財，這類事古已如此，魏收著《魏書》的情況比陳壽更要惡劣得多。所以讀歷史書，決不能只聽一家之言，否則的話很容易被作者的曲筆所誤導，只有從不同人，不同視角矛盾的陳述，才能顯現事實的真相。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很多時候會被書中所言誤導，當今之檔案何嘗不是如此，整理與記錄者，哪個不帶有自己的偏好。以書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三國志》講到作者陳壽，為什麼在書中以魏為正統，其雲：“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惟可以一格繩也。”這是陳壽在《三國志》中，為什麼以魏為正統，是因為晉承魏而來，如果處於偏安局面，史家修史時，為偏安一隅者爭正統，那麼蜀漢成為正統也就勢在必行。如習鑿齒是東晉人，那就為偏安在四川的蜀漢爭正統，史書對前朝人物的偏好，往往與當時他的實際處境有關。現在再來爭這個正統就缺乏實際意義了。

（五）裴松之及其《三國志》注

下面我們介紹一下裴松之的注。裴是南朝宋人，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宋書》有傳，稱：“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文。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享年八十。以上是作者的狀況。關於裴松之的注，四庫提要是這樣説的：“綜其大旨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説，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四庫總目提要對裴松之注的評述還是客觀而公正的，裴注在字數上，要多過《三國志》原書數倍，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而在《隋書•經籍志》中能看到的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更是十不存一了。就保留古代資料這一點講，也是非常有史學價值的。故歷史的著錄，只憑一家之言那是最不可靠的，只有博採眾説，在矛盾的陳述中，才能辨明事實的真相，説清論者是非的背景，才能得出比較客觀公正的評述。裴松之注中，在引文之後，也往往加上自己對註文的評論和分析。故那種靠禁書的辦法，希望一家之言以定是非，其實是最愚蠢的做法。有許多偷雞摸狗的事，當時就見不得人，有許多欺人之説，是經不起別人的推敲的，他們的身後事誰與評説，至少他們自己是評説不了的。你權力再大，怎麼管得了你身後人的嘴巴呢？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堵水是堵不住的，所以有什麼必要害怕別人説話呢？那就把自己放在做賊心虛的位置上，何況現在通訊發達，出版的渠道那麼多，反而使自己陷於在歷史上弄虛作假的被動境地。自以為聰明，實際上反被聰明所誤。陳壽的《三國志》，必須結合裴松之的註文一起來讀，通過各種矛盾的陳述才能作出比較客觀公正的判斷，才能透視出各種陳述者各不相同的內心世界。

（六）曹操寫的自傳——《讓縣自明本志令》

《讓縣自明本志令》是裴松之注引在《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〇年）之下，其所引註文出於《魏武故事》所載之是年十二月己亥令。全文如下：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慾望封侯作徵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徵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眾，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説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敍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而嘆，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户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户二萬，但食武平萬户，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那一年曹操五十七歲，離他去世還有九年，這篇明本志令是因辭讓兼封四縣，食户三萬而引起他讓還陽夏、柘、苦三縣、户二萬的一份書表，而用命令的形式書寫。這份《明本志令》敍述了他自二十歲舉孝廉起，至這一年發佈《讓縣自明本志令》的口述史，以明其本志為主題，闡述他扶持漢室之志是全文主旨。引起毛澤東這段批註的是盧弼關於這篇《明本志令》的註文，那麼我們必須知道盧弼是何許人，他對這篇註文究竟説了什麼，所以會引起毛澤東説他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二個針鋒相對的批註，各自都有什麼道理呢？

（七）盧弼與《三國志集解》

盧弼是近代人，字慎之，號慎園，湖北沔陽人，生於清光緒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盧家世為塾師，其父亦為塾師，盧弼自幼好學不倦，先後肄業於湖北經心、兩湖書院，曾受業於清末大師楊守敬，亦受當時列強瓜分的影響而專注於邊疆地理的學習和研究，光緒二十四年，他曾在沔陽刊刻過嚴復所譯的《天演論》，那時他可是一個要求進步的同學，曾與黃興一起進兩湖書院深造。光緒二十八年他與黃興一起由官費赴日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在東京與李書成一起創辦《湖北學生界》，次年畢業回國，任直隸學校編譯員，直隸軍政司編纂員，其後兩次東渡，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光緒三十四年畢業回國，應學部考試，獲政法科舉人，任七品小官，在民政部疆裏司任職。後歷任黑龍江撫署秘書官，黑龍江全省交涉總局會辦，曾參預勘定中俄邊界，為爭回滿洲里車站之權益出過力。民國時，繼續留在黑龍江工作。袁世凱時，曾為政事堂秘書。黎元洪執政時，任平政院評事。在北洋政府時期他是一個小官僚，去職以後，長期從事善本的收集刊印工作。民國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寫成《三國志集解》六十五卷，它是在七七事變以前交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打好紙型以後，由於戰亂未曾出版，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成為第一部出版的線裝書，毛澤東讀的就是盧弼編集的這一本書。此書彙集諸書校語，取捨推勘，頗有創見。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衞兵破四舊時，盧弼受了驚嚇，次年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病去世，終年九十二歲。

（八）盧弼那幾張大字報究竟説了什麼

盧弼在註文中批評曹操《自明本志令》的地方，有以下幾處，曹操雲：“孤非徒對諸君説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這裏是指他人指責他有“不遜之志”，所謂不遜之志，即是篡漢之心。盧弼批評曹操這一番話，弼雲：“欲明心跡，何至令妻妾改嫁，擇言不慎，一至於此，然臨終遺令，賣履分香，登台奏妓，閨房戀戀，至死不忘，乃至汝曹出嫁之言，為奸雄欺人之語。”説曹操這句話是“奸雄欺人之語”的帽子是大了一些，一個人的思想隨着他地位的變化而不斷變化，那時表白自己沒有所謂“不遜之志”，應該也是真誠的，因為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時，曹操打了一個大敗仗，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經形成了，根本談不上稱帝的問題。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裴注引《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説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距吾著爐火上邪！’”從《明本志令》中講到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結果不好，劉表、袁紹都有這個心思，結果都不好，曹操並不想拋棄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個政治上的優勢，放着一個漢獻帝做傀儡對自己更加有利。故曹操在《明本志令》這些話倒不是為了欺人，還是那時候的真心話，他是創造條件，讓兒子曹丕去以魏代漢而已。又，曹操在《明本志令》中還講到：“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盧弼在這一段話後批註曰：“上文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之言，皆欺人耳。”盧弼這個批評也過了，所謂“投身為國，以義滅身”，無非是指操早年“為國家討賊立功”的志向，然後死後在墓道上題“漢故徵西將軍之墓”，這些早年的志向也應該説是真實的，終不能説曹操起兵時，便有奪天下之野心。曹操在《明本志令》中説：“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個話也是事實，袁術、袁紹、劉表、張魯，這幾股割據勢力也確實是曹操平定的，華北中原地區的統一，離不開曹操的努力。如果這時曹操放下手中的兵權，那麼不僅子孫不保，而且“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這裏講的也是大實話。因此盧弼説曹操前面説的這些話都是“欺人之語”也過了，這些話都是真實的，是實情的表白，不要説曹操，就是現在我們也不會慕軍隊國家化之虛名而處國家分裂、內亂再起的實禍。還有曹操在《明本志令》中説自己在征伐中“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盧弼在這一段話下面批註列舉曹操所打過的敗仗，説他“志驕氣盈，言大而夸”。這個話也過了。天下沒有常勝將軍，從總體上講，曹操在東漢末年軍閥割據戰爭中，他確實是一個勝利者，他打敗袁紹、袁術、陳宮、張邈、陶謙、呂布這些割據勢力，在一定時期他們的力量都要比曹操強大得多，別人不説，官渡之戰，是以弱勝強，以小禽大，這一點是客觀事實，誰也否定不了。故毛澤東講盧弼對曹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個話不是沒有道理。至於對曹操讓出三縣一事，盧弼注認為這是：“文詞絕調，惜出於操，令人不喜讀耳。”那就顯得有一點偏見了。毛澤東生前在和他女兒談話時曾説：“曹操的文章詩詞，極為本色，直抒胸臆，豁達通脱，應當學習。”當然這個評價，包括曹操這篇帶有自述性質的《讓縣自明本志令》。正因為如此，他會説盧弼的這些批註“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而這個批註引發了一九五九年關於曹操評價的這場大討論。僅就這篇《讓縣自明本志令》來論曹操，還是粗線條的，真要認識曹操的行事為人，那還得細讀《魏武帝紀》，以此為綱，讀《三國志》與《後漢書》，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比較系統地認識曹操這個人一輩子如何為人行事。

（九）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

毛澤東批註的最後引李白詩：“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並雲：“此為近之。”八極，是指極其遼闊的遠方，典出自《淮南子•墜形訓》，墜形，即地形，此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其有“天地之間，九州八極”，高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蟻觀，指一個螞蟻所能達到的地方，那就非常有限。此句意謂魏武是經營天下的王者，禰衡的視野與地上螞蟻一樣狹小，這二者如何能相比？毛澤東是借李白此句把禰衡比作盧弼，盧弼的注沒有看到曹操經營天下之雄心壯志，他的眼光太狹小了。然而縱觀李白全詩，還是非常同情禰衡的。《後漢書》有禰衡的傳，詳記禰衡生平之事。李白詩題為《望鸚鵡洲懷禰衡》，李白為什麼望鸚鵡洲會想起禰衡呢？鸚鵡洲，在今湖北之鄂州，三國時曹操送禰衡至劉表處，劉表送禰衡至江夏太守黃祖處，黃祖在鸚鵡洲上宴客，人有獻《鸚鵡賦》者，黃祖長子讓禰衡作賦，“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來禰衡為黃祖所殺。李白在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自川出江，流夜郎之際，過江夏，遊鸚鵡洲，此洲在漢陽城西南二里大江中，明末為水衝沒，遂不可見。宋人陸游的《入蜀記》還講到鸚鵡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此洲亦是禰衡被殺處。故李白在鸚鵡洲上想起禰衡曾在此作《鸚鵡賦》。今錄李白此詩全文如下：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全詩李白既是同情禰衡的遭遇，又批評他才高識寡，遭此天刑，故其末句才有“蘭蕙不忍生”，李白哀他是與自己同病相憐。其首句對魏武能營八極是肯定的，所謂“蟻觀”，也就是才高而識寡。毛澤東借這句詩肯定魏武帝，盧弼雖有才能，但見識短淺，因為盧弼寫成這部《三國志集解》還是花了功夫的，而且是送到毛澤東案頭的建國以後第一部出版的線裝書。

朱永嘉

本文系新書《論曹操》（朱永嘉，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的第一章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