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能夠走出“去工業化”的困境嗎？-寒竹
貧富懸殊煎熬美國社會
2011年秋天，一羣示威者在華爾街打出“我們是99%”的標語，揭開了“佔領華爾街”的序幕。今年5月1日，美國東西海岸的大城市再度出現示威遊行，抗議社會的不公正和貧富懸殊。
但是，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國家，國民的個人收入歸根到底是由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決定。而且在美國，就保護勞動者的權益而言，法律體系相對完善。因此，把美國的貧富兩極化簡單地歸結為嚴重的分配不公，似乎並未觸及到問題的實質。
筆者以為，與歷史上所有過度擴張的帝國一樣，美國越來越依賴於海外財富的支持，結果造成了國內中產階級的萎縮。古代的羅馬帝國和近代的大英帝國走向衰落，一個共同的原因在於，由海外流入的巨大財富在支持起帝國及其精英集團的同時，造成了國內中產階級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降低，社會結構日益走向兩極化。幾百年來，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一直是現代工業和生產力當仁不讓的領袖。但到了今天，昔日的世界工廠卻陷入了“去工業化”的困境。全球化在為發達國家帶來巨大利潤和財富的同時，正在瓦解曾經是國家支柱的中產階級。
金融危機以後，美國政界和學界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呼籲“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成為潮流。其實，自上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過程開始，“再工業化”的呼聲就此起彼伏，但產業空心化的趨勢反而愈演愈烈。
看得見的政府之手始終無法扳倒看不見的市場之手。美國能否進入“再工業化”，迎來第三次工業革命，進而解決當今的社會貧富懸殊問題，將是美國未來十年的關鍵議題。
4月22日，美國《財富》雜誌刊文稱，根據美國勞聯-產聯的數據，2011年美國大公司總裁的平均收入是1290萬美元，這一數字在2010年是1140萬美元，一年漲幅達14%。美國勞工部統計2011年美國普通僱員的平均收入為3.4萬美元。兩者之間相差高達380倍，而在1980年這一差距還只有42倍，短短30年間差距擴大了9倍。
《福布斯》雜誌分析稱，最富有的美國人的財富在過去一年中增長了12%。而根據全美企業經濟協會(NABE)的數據，2011年美國的GDP增長率只有1.7%，富人財富的增速超過經濟增速的7倍還多。
美國人口普查局2011年的統計顯示，2010年美國新增加了260萬貧困人口，這一數字已達到4620萬人，創下52年來的最高紀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指出，這是自從大蕭條以來，美國家庭的平均實際收入首次長時間停滯。卡茨評論説：“這是真正的‘失落的十年’，我們一直認為美國可以讓每一代人變得更好，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艱難的時期，比起上世紀90年代後期，家庭中位數收入變得更加惡劣。”
“發達國家陷阱”難以避免
美國貧富懸殊加劇的最根本原因，是全球化和美國製造業外移導致中產階級萎縮，而不是分配製度發生了變化。在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中，美國的分配機制相對説來比較完善和公平，基本上是由勞動力市場自由調節。美國貧富懸殊加劇的根源，主要不在於分配機制，而在於社會經濟結構出了問題。產業空心化和中產階級萎縮是導致貧富懸殊的根本原因。
對於一個大國來説，製造業外移遠非是簡單的勞動成本降低問題，還會極大地影響到國內中產階級的數量和質量，國民的競爭能力，以及社會的有效需求。當西方世界是世界工廠時，其製造業競爭力領先全球，同時國民的有效消費需求也十分強勁。製造業以及相關產業的技術工人不僅創造產品，同時也創造消費。以美國為例，正式的普通藍領技術工人與零售服務業的工人之間，收入差距大約有四五倍甚至更多。隨着製造業的空心化，美國技術工人數量開始急劇萎縮，越來越多的工人被迫轉移到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務業。隨着技術工人羣體的萎縮，美國服務業中一些技術性的高收入工作，也開始外包到發展中國家。目前，一般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都超過了70%，而美國則接近於80%。一些學者常常把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增加看成是產業升級和社會進步，其實，這種觀點過於片面。第三產業歸根到底要依賴於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過度發展很容易導致實體經濟萎縮，中產階級衰落，最終導致社會的有效需求下降。
製造業和服務業中技術工作的轉移，會導致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在當前西方世界，社會出現了“競爭能力兩極化”的趨勢。具體而言，在金融、研發、設計等領域，少數最優秀的精英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斷上升，從全球市場中汲取大量財富，輸送回本國；在製造業和服務業技術部門就業的中產階級，卻由於工作崗位削減而不斷向下淪落，轉移到低收入的服務業。長此以往，本為西方世界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數量越來越少，競爭能力越來越差。因此，儘管從總體上看，發達國家的財富一直在增長，但這種增長主要被極少數精英佔有，廣大低技能的服務業工人不僅無從分享，還要為此付出代價。經濟結構的變化造成國民競爭能力的兩極化，競爭能力的兩極化造成財富收入的兩極化，財富收入的兩極化導致社會分裂和抗爭，這就是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面臨的“發達國家陷阱”。
產業空心化拖累中產階級
從1895年到2009年，美國一直是世界製造業的領袖。但目前美國本土製造業正在不斷萎縮：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已從1957年的27%下降到2009年的11.2%；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也從1998年的1760萬減少到2010年的1150萬。隨着生產設施的外遷，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自1980年以來幾乎毫無增長。同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停滯對比鮮明的是美國第三產業的快速增長。從二戰後至今，美國第三產業的規模由不到1500億美元增加到10萬多億美元，增長約70倍。第三產業佔GDP的比重由不到60%增加到80%左右。
目前，美國的就業高度集中於非農產業部門，在非農產業中又高度集中於服務部門。據美國勞工部統計，全美勞動力總數為1.46億人，就業1.38億人，總就業率為94.5%。就業人口的行業分佈是：農業800萬人，佔0.58%(實際可能為2%左右)；非農產業1.3億人。在非農產業中，工業2100萬人，佔16%；服務行業1.08億，佔84%。在服務業中，政府部門2100萬人，佔20%；教育和衞生部門1600萬人，佔15%；專業性服務業1600萬人，佔15%；零售業1400萬人，佔13%；休閒服務業1200萬人，佔ll%；其他行業2900萬人，佔26%。
美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導致了工作技術含量的兩極化。製造業中的中端工作職位逐漸消失，大量中等技術工人向下滑落，在低技能、低收入的行業中就業。目前，美國低收入行業的就業總人數大約是4000萬人，其收入低於聯邦政府2.3萬美元的貧困線標準，而這個收入要養活一個家庭。美國勞工局最近列出了22種低收入工作，包括建築設施維修（30個就業者中就有1個從事該工作），辦公室行政助理（6個就業者中有1個從事該工作）。2010年收入最低的工人主要分佈在食品餐飲服務行業，佔了低收入總人數的75%。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已經無法找到中等收入的工作。根據美國勞工部的資料，在高中畢業以上的工人中，有84%無法找到中等收入的工作；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近50%無法找到中等收入的工作。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儘管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獲益匪淺，資本和產業鏈的外移促使海外超額利潤大量湧入美國。蘋果產品在全球博得暴利，就是美國海外收益的縮影。但是，海外財富流入並沒有使美國全體民眾受益，鉅額財富只是集中在少數精英人才手中。對於美國普通民眾來説，全球化的結果是美國中端工作機會（其中包括大量的技術工作職位）大量流失，原先的就業人員逐漸滑落到缺乏技術含量的低端行業，國民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兩極分化，大大地加劇了美國的貧富懸殊。
全球化衝擊美國勞動力市場
固然，巨大的海外利潤有可能通過自由市場，自然轉移到社會各階層手中，包括低端行業的工人。看不見的手可以通過勞動力市場重新分配社會財富。低端行業的技術含量雖低，但耗費的勞動時間較多，也會得到市場的承認。如果社會的總體財富大量增加，各行業的收入也會水漲船高，各階層也能按比例分享社會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説，低端行業的工人完全可以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機制來分享從海外獲取的超額利潤。但是在美國的勞動力市場中，這種財富轉移和平衡機制，受制於兩個重要因素。
首先，產業結構變化導致勞動力市場中高端人才與低端工人的供求比例失衡。在全球化進程中，美國的中端技術行業萎縮，大量技術工人向下滑入低端行業，造成供求關係失衡。目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很明顯，高端人才供應不足，而低端勞動力供過於求。收入15萬美元以上的高端人才，在勞動力市場上很受歡迎，各行業的人力資源部門都在不停地搜索高端人才，各大公司互相爭奪。而在低端行業，尤其是技術門檻最低的服務業，常常是僧多粥少，大量低技能的工人很難找到工作。
其次，全球化進程中大量低技能的海外移民湧入美國。誠然，美國依靠得天獨厚的條件吸收了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但從數量看，低端工人的湧入大大超過了高端人才。對於發達國家來説，低端移民的湧入始終是難以遏制的浪潮。當今仍是西方高端人才引領全球高科技創新，這些高端人才在全球職業市場具有不可替代的、獨一無二的地位。從基礎理論的諾貝爾獎，到各個領域的科技創新和金融創新，大多被發達國家包攬，全球化的職業市場無法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高端人才市場構成威脅。但是發達國家的低端行業，由於技術含量太低，職業門檻不高，因此受到全球化勞動力市場的巨大沖擊。發展中國家相對落後的生活水平和低廉工資，刺激大量的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湧入美國。美國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卡麥羅塔(Steven A. Camarota)的調查顯示，從2000年到2007年，一共有1030萬移民進入美國。目前，每8個美國人中就有1名是移民。新移民對低端勞動力市場最大的影響是，這些新移民對收入的接受程度往往以母國的收入為標準，而不是以美國的收入為標準，這導致美國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實際工資在20年內基本停滯。
因此，在全球化的經濟格局中，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無法通過市場機制自動縮小收入差距。相反，勞動力的全球流動反而不斷地擴大美國民眾的收入差距。極少數的精英憑藉其優勢從全球獲取超額利潤，而普通民眾則由於中端工作崗位的喪失，不得不與大量新移民在勞動力市場上惡性競爭。
政府幹預有心無力
從理論和現實看，要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主要是靠政府通過税收和福利進行調節。歐洲的社會政策十分典型，但福利國家也令歐洲陷入了困境。從美國的發展趨勢看，政府調整社會財富分配的餘地非常有限。
首先，美國缺乏社會主義傳統。崇尚小政府，強調自由競爭一直是社會主流認識，歐洲那種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政策在美國很難紮根。
其次，美國戰後的主流社會意識有過兩次重大變化。第一次是在上世紀60年代肯尼迪和約翰遜的民主黨政府時期。這一時期民權運動、種族平等、婦女運動，社會公正成為美國社會意識的主流。民主政治、公民權利、社會福利大大發展，但政府的規模與權力也迅速膨脹。政府的膨脹威脅到美國社會崇尚自由的傳統價值觀，也阻礙了經濟發展，這種衝突催生了70年代末的里根主義。里根主義意味着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向保守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轉向，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成了最強大的潮流，最終發展出新自由主義。這是除羅斯福新政外，20世紀美國社會最強大的社會意識轉向。儘管其後克林頓的民主黨政府政績輝煌，而小布什的共和黨政府飽受非議，但迄今為止，新自由主義仍是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30多年來，民主黨在社會政策上不斷向共和黨靠攏，因此無論兩黨如何輪換，政府調節干預經濟的空間都極為有限。至於社會運動方面，儘管“佔領華爾街”在大城市有一些影響，但沉默的茶黨紮根於草根社會，其社會基礎更為深厚。
到目前為止，西方國家通常採取兩種措施應對“去工業化”，但這兩種措施都是揚湯止沸，難以治本。面對製造業外移，國民競爭能力下降、中產階級萎縮的困境，歐洲國家通常採取國家干預的福利政策，來緩和社會矛盾和刺激消費。但這種福利國家模式不可避免地導致高税收和競爭力進一步降低，工業革命發源地的歐洲逐漸變成“富貴的懶人國家”。面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挑戰和競爭，歐洲的福利國家走向衰落是遲早的事。
與歐洲的福利國家模式不同，美國主要是聽任市場的自然配置來解決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具體而言，是居於社會頂層的精英通過華爾街的金融產品向消費能力不足的中下階層放債，如具有高利貸性質的信用消費。在一定時期內，這種富人向窮人放債的模式能夠暫時透支社會的消費能力。但長期而言，缺乏競爭能力和有效工作機會的中下階層被債務拖垮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引發金融危機，就是透支消費、債台高築的苦果。
展望未來，美國政府面對中產階級的逐步萎縮，以及貧富懸殊越演越烈，很難採取任何有效措施。美國中端工作的逐漸消失和貧富懸殊的加劇，並不是人為的惡意，而是自由市場的邏輯發展。只要美國堅守自由市場的邏輯，這種現象就會持續下去。自由市場的基本原則就是成本最低化、利潤最大化。作為自由企業，儘可能地降低生產成本，儘可能地獲得最大利潤是天經地義的。到目前為止的全球化進程都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rational economic man）原則上。因此，只要美國堅持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政府就無法採取干預措施來遏制“去工業化”的趨勢，也無法真正解決社會的貧富兩極化。
畫梅止渴的“再工業化”
如前所述，在目前的全球化格局中，無論是市場還是政府都很難從根本上改變發達國家產業巨頭移向海外的趨勢。美國跨國公司對此心知肚明，並已早早佈局，喬布斯生前也曾向奧巴馬坦率承認。不過面對美國的產業空心化，現在呼籲“再工業化”的人越來越多，同時有一些樂觀者指出，美國製造業似乎有復甦的跡象，似乎有可能走出“去工業化”的困境。
波士頓諮詢集團不久前的調查表明，37%的美國企業稱正在計劃或積極考慮把工廠從中國遷回美國。根據初步估算，在運輸、計算機、材料合成、機械等領域，到2020年時，現在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中，10-30%將可以在美國製造，其產值約為200億-550億美元。另外，由於高效的勞動生產率和廉價的美元，美國對歐洲製造業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大，歐洲工廠紛紛在北美登陸。美國供應管理協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4月份，美國製造業活動連續第33個月保持擴張勢頭。
2012年4月中旬，法國媒體採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傑里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裏夫金預言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來臨，他認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在2008年終結。2008年7月，當石油價格超過147美元每桶時，所有衍生產品的價格都大漲，經濟發動機停駛了。60天后，金融危機爆發。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終結的同時，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和新能源相結合基礎上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到來。
與此同時，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近期也討論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概念。雜誌提出，人類現在已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18世紀末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以機器取代手工業，20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強調大量生產，而近年來興起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是“數字製造化”和“個性化”，為傳統製造業的面貌和生產方式帶來巨大改變。
這些關於“再工業化”或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説法，都樂觀地預言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將會大量回遷本土。但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可能會引發新的困境，新的工業革命有可能會重振發達國家產業，尤其是製造業。但是，新興製造業的發展並不等於出現更多的就業機會，因為新興製造業的根本特點就是工資佔生產成本的比重大為降低，這是發達國家製造業回遷的前提。這説明即使有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這場革命也不會依賴大量製造業工人。如果製造業工人的數量沒有增長，怎樣才能讓發達國家的大多數國民有穩定的工作，從而增加社會的有效消費？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預言似乎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歸根結蒂，美國乃至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困境是自由市場的產物，是經濟全球化的自然結果。如果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繼續堅持新自由主義，而不改弦易轍，“去工業化”趨勢就不會停止，美國中產階級將一如既往地繼續萎縮。由經濟結構演變造成的國民競爭能力兩極化，將會繼續分化美國社會。而無論是美國的勞動力市場，還是政府都無法改變社會的貧富懸殊。即使是美國出現新的“再工業化”浪潮，這種以降低勞動力成本為特點的“再工業化”，也無法解決“去工業化”引發的社會問題。
（作者系春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