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區二十年，老馬都不見-鍾雪萍

每次回上海，基本都住父母九十年代初增配的一套不大的公寓。當初的這幾座高樓，建在一羣解放後沒有被拆除的棚户區一帶，顯得突兀，不過也沒有任何奢侈感。進出還得穿過一段狹窄的棚户區小巷。周圍除了各種原來就有的店鋪外，沒有任何“配套設施”，更沒有綠化可言。 但是，二十年後的今天，前後左右的棚户區消失殆盡，被一個個高樓“小區”所取代。對比之下，這幾幢建於九十年代初的高樓，在林立的商品房高樓之間，顯得陳舊，顯得落伍，難逃速朽之命。

伴隨這些外在的變化，當然是居住其間人羣的變化。這些樓裏最早的居民，原先都是通過分配或拆遷得到他們的“房子”的。九十年代初房改時，國家又用低廉的價格將“房子”賣給了其中很多人，使他們成了改革的受益者。如今，原來的部分居民，早已陸續搬出，住進商品房，有些身份轉換，成了原先住宅的房東。現在，每每上電梯，從口音中，我判斷着，估計部分是來自外地的租住人員，但不少是那些沒有經濟能力購買商品房的“老”上海人。

不過，在這片樓羣內外迅速變化的十多年裏，那裏曾經有過一道不變的“風景”：在小區內幾幢大樓之間不大的公共空間裏，每年夏天回國都能見到一位叫“老馬”的人的身影。第一次是聽父親提到他，説廢報紙和不要的東西可以給老馬，他在小區門口旁圍牆裏有個廢品回收站。有時跟父親進出小區，每每看到老馬，父親總是站下打招呼。以後我進出小區，看到他，也打個招呼，但不會像父親那樣寒暄一番。有了廢報紙，廢瓶子，和其它可以回收的廢品，自然也總是帶下樓，給老馬。

時間久了，還看出點別的門道，發現老馬不但收集廢品，還替小區做些事，在那塊面積不大但供人們進出小區的通道之間，或忙碌着收拾垃圾，或掃掃地，或坐着打會瞌睡。如果哪家有大件要扔，就會找老馬。他立刻上門服務，把東西搬走。“上海人”不要了的東西，很多還好好的，可以用。估計有的他就轉手賣給新來的“外地人”，也許有些還是他的老鄉。

父母后來搬走。老馬每年夏天看到我，總問：老先生好嗎？父親也會問：老馬還在嗎？還好吧？直到幾年前的一個夏天，不見了老馬。大門旁圍牆內的廢品回收站還在。一天，拎着一大摞報紙走進去，沒人。放下報紙轉身走出時，一個三、四十歲模樣的男子走進來，看見地上的報紙趕緊道謝。我問：老馬呢？他説：回鄉了。身體不好嗎？不是，年齡到了，這裏不讓他幹了。鄉下是哪裏？安徽。

父親得知，感到很可惜，説，老馬人挺好的，怎麼就不讓他幹了呢。

差不多跟不見了老馬幾乎同時，小區的另一道風景也開始變化。原先，因為是老式高層，設計時每座大樓的一樓通道為開放式，但進口有個門房間，裏面有人值班。起初值班室裏裏外外總有些樓裏的居民在那兒坐着，聊天什麼。夏天晚上，值班的和居民，一起移到室外，一邊值班，一邊乘涼，一邊聊天。幾年前，不知何時起，開放式的大樓入口處，忽然加了道鐵門，進去得按號碼開門。鐵門擋住了外面的光線。裏面的那間門房忽然變得像個監獄的門房，坐那兒值班的人看上去也像是被關進了不見陽光的牢房。即使是酷暑炎夏，那新裝的鐵門讓人感到大門背後的陰潮。

放眼看去，發現類似的鐵門裝在了所有的老式公房，很多老式弄堂進出口，有的有人看門，有的沒有。冰冷的金屬欄杆還往上走，不但把門還把窗，從一層爬到六層，有的甚至更高。多年前在福州，坐在出租車上，驚訝地發現那裏幾乎家家窗外裝着鐵籠似的金屬欄杆，樓有多高，鐵籠就爬多高。突兀地顯示着一種集體不安全感。

一年前的夏天，發現大樓裏又有了新變化：門房裏沒有了燈光和值班人員。原來，為了節省開支，物業公司裁減人員，關閉了每幢樓的值班室。只在小區門口設一個值班室。從此，人走燈滅屋空，大樓的底層永遠失去了原有的“人氣”。

隨着大樓內人氣的消失，大樓外增加了的是新劃出的停車線，以及停在車位裏的一輛輛私家車。如此，一年又一年的變化順着“錢”的理成章地發生着：裁人省錢，停車收費。原先這個介於工人新村和商品房小區兩者之間的居民住宅區裏，僅存的一些人際交往特徵，沿着此“理”被掃蕩的不見蹤跡。在這樣的空間裏，除了“保護業主”的門衞，類似老馬這樣的人自然顯得多餘了。

同理，父母居住的商品房小區裏，原本用來走人的小道上，如今左右兩旁統統劃上停車線，留下的空間似乎也主要考慮車能走。走在這樣不到百米的小道上，行人們還總得後面長隻眼，因為身後開來的小車每每見到行人，大有頗不耐煩之勢，用速度來嚇唬他們，好像不開車的反而不該在那道上走了似的。

“現代化”了的世界用鋼和鐵迅速地把人與人，人羣與人羣分開，並分成新的等級。 鋼和鐵象徵“生產力”，那麼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