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編輯了10多位外國領導人的投稿”-王文
(本文刊於《對外傳播》2012年第6期,刊出的原標題為《編輯外國領導人的投稿有感》)
隨着中國國力的崛起,以及各國公共外交的興盛,外國領導人向中國媒體投稿的現象越來越多。在過去的兩三年裏,主動為《環球時報》撰文的外國領導人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國務卿希拉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英國首相卡梅倫,外交大臣黑格;法國總統薩科齊;時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外相前原誠司、松本剛明;智利總統皮涅拉;時任巴西總統盧拉等數十位。這説明外國政府越來越重視直接與中國社會與民眾接觸與交流的機會,也充分證明了中國民意對外國政府對華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然而,從編輯業務的角度講,外國領導人的投稿會涉及到許多技術性的問題,其中最基本的是,是否需要對外國領導人的文章進行必要時的編輯,比如標題、字句等。對此,本文想以2012年3月1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向中國數家報社投稿緬懷311地震週年一文為例,講一講在這方面的心得體會。
日本首相投稿的案例分析
《環球時報》編輯部提前兩天拿到了日本首相野田的文章,與日本相關部門商量好刊登日期後,對文章進行審閲,發現其中多處語句不通,且還有語焉不詳之處,比如,文中有一段寫道:“為了東日本大地震的災後重建和復興,我們曾在過去的一年採取了許多戰略性對策,並在預算和法制方面作了跟進。此外,正在進行的還有諸如重建補貼金和重建特區的設立、處理各項要求的復興廳的成立使由復興廳負責全局的重建計劃和工作。再者,食品安全檢測系統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以及投放1萬億日元財政對福島第一核電站周邊地區的生活空間開展除污。” 該段內容明顯存在表達生硬之處,有一些意思冗長得讓人看不懂。幸好手頭有原文的英文稿,於是,筆者與當值編輯決定對其進行重新翻譯,編輯如下:
“針對東日本大地震的災後重建和復興,在過去的12個月,我們採取了許多戰略性對策,在預算和法制方面也緊密配合。正在進行的重建工作包括復興廳的建立,全權負責所有重建計劃與工作,諸如重建補貼金、設立重建特區,等等。另外,食品安全檢測系統得到了進一步加強,1萬億日元財政也已投放到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周邊地區,進行生活空間的除污。” 經本報多名編輯把關,一致認為,相比於原文,編輯樣顯得表達更清晰,更能讓讀者一目瞭然,且也沒有改變其原意,是得當的編輯。事實上,類似表達生硬與不確切的地方,全文有多處,筆者與當值編輯都做了一些文字上的疏理與調整,並將原標題由“重建之新決心”改為“決心構建一個嶄新的日本”。
在見報後,本文的編輯與刊發得到了不少正面評價。遺憾的是,當日該文在中國數家報刊同時刊登,幾家報紙均未對其標題、文字做任何改動與編輯,以至於呈現給了讀者一篇文字晦澀、語病眾多的外國領導人文章。
敢於、善於編輯國外領導人的投稿
作為多年來親歷過數位外國領導人投稿的評論編輯,筆者認為,中國報紙應當在同意刊登投稿的前提下,儘量減少不必要的編輯與刪減。但與此同時,編輯也應當一視同仁,遵守一貫的文字編輯原則與方法,以平常心對待外國領導人的投稿文章。
可以比較的是,野田首相的文章當日也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等西方媒體中刊發。對照其英文原文與刊登後的英文文章,明顯看出了一些差異,刊登的英文文章雖然沒有改變原文的意思,但一些段落更簡煉,用詞精確。這説明一家報社編輯有特殊背景的投稿是國際慣例,尤其是針對外國領導人的文章時,在保持相互溝通與意見徵求的情況下,更應敢於編輯,善於編輯。
現在,一些中國媒體面對外國領導人的投稿或主動邀請採訪時,總是會覺得過於棘手,有的還會涉及到一些繁瑣的體制審批及敏感問題,而拒絕對方的盛情。其實,中國媒體大可有開放的心態,對外國領導人投稿或主動邀請採訪持歡迎的態度。儘管外國領導人的投稿帶有明顯的公共外交成分,但刊發他(她)的文章將是一次難得的中外交流機會,有助於中國讀者直接瞭解外國的信息,擴大中國受眾的知識面,對提高媒體自身的品牌與權威也有好處。
但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投稿都應該毫無原則地接受刊發。在敏感時期,更是要警惕投稿文章的措詞與語徑,尤其是涉及一些中國立場、觀點或干涉中國內政的內容。比如,某國外交部長曾投書《環球時報》,文中涉及“已與中國外交部在制裁敍利亞問題上取得共識”等字句,某國首相在投稿中寫道“希望中國能夠進一步保障西藏人權,積極展開與達賴喇嘛的談判”等話語,在與投稿方交涉希望刪除無果的情況下,《環球時報》果然拒絕了投稿。
以投稿的方式積極影響國外受眾
可以想像,在未來,中國媒體直接面對外國政府的機會將越來越多。對於中國媒體而言,總結經驗,交流心得,擺着開放而謹慎、大膽而細緻的態度,應是應對外國領導人、政府官員相關投稿與公共外交的基本方法。而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如何從外國的“投稿”式公共外交中學習經驗,也是相當重要的。筆者認為,至少有三個要點可以借鑑:
第一,中國高層領導不妨在出國訪問時多以個人名義的形式,在國外一流報紙評論版撰文。報紙評論版的精英受眾多,影響面深遠,能產生數次傳播效率。比如,刊發文章本身就是一條重要新聞,次日其他媒體定會以“中國某領導人在某報撰文”為主題進行二次甚至三次信息傳播,必將產生重大的公共外交效果。當然,近年來,中國高層領導已非常重視這項工作,經常會以接受集體採訪、演講、撰文的形式影響對方媒體及其受眾,但在頻率上、外語語種上還可以更廣一些,也可以考慮更多地向非英語國家推廣。
第二,在撰文中儘量通俗易懂、避免本土用語,如果能從個人的經歷講起,將會有更強的感染力。2008年12月11日,戴秉國國務委員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紀念中美建交30週年晚宴上的演講就是堪稱這方面的典範。在文中,他從自己的身世講起,“我來自貴州省的一個窮山村,在田間扶過犁,在山上放過牛。童年時,我曾夢想着有朝一日能夠走出大山。是新中國的誕生,是中國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使我有機會見識外面的世界。每一個美國人都懷有美國夢。同樣,每一箇中國人也都有自己的中國夢。改革開放給億萬中國人提供了更多實現夢想的機會。”講到為什麼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時,戴國委講道:“前些天我收到一張照片,初中同班的52個同學中竟有一半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為什麼?因為我們仍是發展中國家!我們6個兄弟姐妹中,生活在農村的3個也早於我而永遠地走了。為什麼?因為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國還只是一個人口大國,經濟小國。對於這麼一個國家,不管多麼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13億,那就成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事實上,筆者接受到的各國高層領導的投稿,大多數都會以個人經歷或者是某個故事開頭,娓娓道來,很有可讀性。有歐美外交官向筆者透露,他們通常會臨時聘請一些有媒體經歷強的評論人、熟悉中國文化的學者甚至中國人作為撰文顧問,不斷打磨文章,力爭每篇文章都成為精品。筆者認為,這條經驗值得中國政府參考。
第三,向國外一流報紙撰文,不只是限於高層領導,一些駐外人員包括大使、公使、參贊,也不妨多向所在國的一流報紙投稿,頻繁地闡述中國政府的看法與各種不同的主張。尤其是外國媒體表達很偏激的看法時,駐外使節更應迅速反應,爭取平等的在版面上討論的機會。比如,在2011年9月韓國政府決定在濟州島建海軍基地後,知名朝鮮半島問題專家呂超在《環球時報》撰文,呼籲《中國旅客應抵制流放島旅行》。幾日後,韓駐華大使館參贊就投書《環球時報》題為《請別抵制濟州島旅遊》,為韓國政府辯護,也贏得了不少中國讀者的理解。這位參贊的工作是值得中國駐外使節學習的。
總之,評論版通常一家報紙新聞產品的核心陣地。對於外國領導人日益頻繁的“評論版的投稿攻勢”,中國媒體應當自信並敢於善於應對,中國政府也應當從中借鑑經驗,巧借國外媒體的評論版面闡述本國主張,拓寬未來公共外交的空間。
(作者是環球時報編輯委員,主管評論,兼社評起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