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率未必過高-梅新育

“中國投資率過高”——這項論斷在國際經濟學界和商界中幾乎已成定論，然而，倘若我們仔細審視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投資項目的實際情況，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投資率未必過高。

首先，我們需要銘記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中國是在極端落後的基礎上開始工業化的，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大多數主要工業品產量和基礎設施都遠遠落後於印度，更不用説與西方國家相比。極端落後的基礎對中國製造業和中國經濟發展影響之長久，超出許多人的想象，突出表現在機器設備超長時間服役。儘管新中國前期已經大體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但直到1990年代初，至少在中西部省份，一些工業企業使用的仍然是二三十年代歐洲、日本生產的設備，甚至是上世紀洋務運動時引進的設備，起點較低的鄉鎮企業設備陳舊問題尤為突出。筆者本科學習機械設計與製造專業，1989年畢業後又在湖北省機械系統工作4年，1990年代初就曾在某縣一家鄉鎮企業萬分驚訝地見到了洋務運動年代引進的英國機牀。即使是一些骨幹國有企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也有不少已經使用50年左右的設備。重慶紅巖紀念館陳列的幾台抗戰時期使用的進口機牀，就是在國企中一直使用到1980年代方才退役。要徹底改變這一現狀，只有開展持續的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一途。

同時，判斷中國投資率是否過高，關鍵要看由此形成的新供給、新產能有無需求，是否長期閒置。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新供給可以劃分為非貿易品（基礎設施）和可貿易品兩類。在非貿易品基礎設施領域，儘管部分地區確實出現了居民稀少的鬼城（如鄂爾多斯康巴什新區）、長期人流稀疏的機場（如前些年的珠海機場），中國基礎設施需求增長極快，某些需求增長堪稱“爆發式”，大部分新增基礎設施不存在長期閒置問題，更常見的是在比預期短得多的時間裏就達到了滿載。看看北京、上海等地的機場、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設施，我們不難理解這一點。某些觀察者過度看重了高鐵、機場等基礎設施開通初期特定局部、特定線路、特定班次人氣不足的問題，並以此為由抨擊其發展超前；其實，在這個意義上的“超前”是應該的，不“超前”那才是犯罪。如果一開通馬上就陷入持續、嚴重的滿員和超載，那説明設計運輸能力嚴重低估，是嚴重決策失誤，損失比貪污大千百倍，因為這不僅耽誤社會經濟發展時機，而且在新建成線路和設施上再擴建，那成本比完全新建要高得多。

在可貿易品產能方面，某些觀察者在評判時隱含地僅僅考慮了國內市場的消化能力，而沒有充分考慮出口市場的吸納能力。如果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新增產能能夠在國內外市場上打開銷路，那就不存在過度投資的問題，或者説過度投資的程度沒有那麼嚴重。而與許多無力開拓國際市場、新增產能只能寄希望於在受保護的國內市場消化的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擁有強大出口競爭力的世界第一齣口大國。對中國鋼鐵工業“產能過剩”的抨擊幾乎已經持續了10餘年，但事實上中國鋼鐵工業在新世紀頭十年產能閒置的程度遠遠不如大多數評估的結論那麼嚴重，關鍵原因就是中國鋼鐵出口增長的實績遠遠超過了絕大多數人的預期。

（中國基礎設施需求增長極快，某些需求增長堪稱“爆發式”，大部分新增基礎設施不存在長期閒置問題。）

持續提速的產業轉移進一步化解了固定資產投資賬面數據過高的問題，因為旨在轉移產能並在同時提升其層次的固定資產投資並沒有形成新的供給，而新世紀以來中國已經將產業轉移和協調區域發展放到了很高地位上，產業轉移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新中國建立初期就高度重視推動產業轉移，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為此，毛澤東主席在《論十大關係》中專門列入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提出“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佈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正是新中國前期的產業轉移，奠定了內地工業化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區域發展落差顯著加大，但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決策者們並沒有把這當作終極目標，而是當作手段，他們期望的目標是先發展者帶動後發展者，最終達成共同富裕。1999年以來，在區域發展落差進一步加大、國家綜合國力和發展水平也日益足以支持較高水平轉移支付的情況下，中國黨和政府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措施主張出台節奏明顯加快，力度加大：

1999年3月，國務院提出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十條意見。

2003年9月，國務院決定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

2004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同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由此，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明顯加快，中西部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工業生產增速、GDP增速、出口增速超越東部的趨勢開始出現，至今未變。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其中第五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比較系統地提出了產業轉移問題，提出要“引導產業轉移。健全合作機制，鼓勵和支持各地區開展多種形式的區域經濟協作和技術、人才合作，形成以東帶西、東中西共同發展的格局。健全互助機制，發達地區要採取對口支援、社會捐助等方式幫扶欠發達地區。”

近年來，在國內成本上升、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訂單流失等等壓力下，中國迎來新的、範圍更廣泛的全面產業轉移與升級時期，決策層通過產業轉移推動區域均衡發展的思路更加清晰，國務院還於2010年出台專門文件，推進全國範圍內的產業轉移工作。

時至今日，中國產業轉移已經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在微觀層次，向中西部佈局生產已經在企業界蔚然成風；在宏觀層次，中西部地區在全國經濟中所佔份額逐步提高：

論固定資產投資，2007—2010年間，東部地區佔比從48.1%下降到42.7%；對應的是其他地區所佔份額上升：中部地區佔比從20.6%提高到23.2%；西部地區佔比從2004年的19.8%提高到2007年的21.0%，進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22.8%，東北從2004年的8.1%提高到2007年的10.3%，進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1.3%。

論GDP，2007—2010年間，東部地區佔比從55.3%下降到53.1%；中部地區佔比從18.9%提高到19.7%；西部地區佔比從2004年的16.9%提高到2007年的17.4%，進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8.6%。

論工業生產總值，2007—2010年間，東部地區佔比從57.8%下降到52.9%；中部地區佔比從18.2%提高到20.3%；西部地區佔比從2004年的13.5%提高到2007年的15.2%，進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7.8%，東北從2004年的9.6%下降到2007年的8.7%， 2010年回升至9.0%。

論出口總額，2007—2010年間，東部地區佔比從88.3%下降到87.4%；中部地區佔比從3.6%提高到4.0%；西部地區佔比從2004年的3.5%提高到2007年的3.9%，進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4.6%，東北從2004年的4.1%提高到2007年的4.2%，2010年為4.0%。在中國外貿陰霾漫天的2012年初，中西部對外貿易的高增長態勢仍然沒有改變。2012年前4個月，我國進出口總值11671.8億美元，同比增長6%，其中出口5932.4億美元，增長6.9%；進口5739.4億美元，增長5.1%。在此期間，廣東出口增長5.5%，江蘇、浙江和上海出口分別增長1.7%、4.2%和1.2%，山東、福建和北京出口分別下降0.3%、增長7.6%和增長2.9%。重慶、河南出口增速則分別為1.9倍和1.2倍，廣西、四川和江西出口增速也分別達到了29.3%、62.8%和38.3%。

既然如此，我們還能真的認為中國投資率過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