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運動與普世主義-寒竹

6月12日是俄羅斯的國慶日。這一天俄羅斯再度爆發街頭示威運動，這是俄反對派近一個多月以來舉行的第二次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與一個月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宣誓就職前一天的示威遊行相比，這次示威要顯得相對平和得多，在示威活動的三天前，俄羅斯新的《集會法》開始生效。莫斯科有超過1.2萬名警察、內務部內衞部隊官兵和志願者共同在街頭維護社會治安。同一天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電視講話中強調：“我們不能接受任何削弱國家或是分裂社會的事情。我們不能容忍會導致社會和經濟動盪的決定和行為。”可以預見，在政治強人普京任內，街頭的廣場運動很難把俄羅斯社會推入動盪的泥潭。

但是，俄羅斯今天的穩定主要取決於普京個人威信和政治魅力，而這種依賴政治強人的社會穩定是難以持久的。如果街頭抗爭和廣場運動成為一種常態，俄羅斯很難完成社會的轉型。中東地區的一系列街頭抗爭和廣場革命已經證明，廣場運動可以摧毀一個政權，但卻很難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最大的區別並不在於政治制度，而在於政府對社會的統治程度。西方發達國家的街頭抗掙常常聚焦於具體的利益訴求而難以轉化為廣場政治運動，而發展中國家的街頭抗爭常常演變為廣場政治運動而導致社會秩序崩潰。對於尚處在轉型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説，動輒發動廣場政治運動是一種無法承受之重。

廣場政治運動的內在矛盾

一場聲勢浩大的廣場政治運動可以推翻一個政權，但卻很難建立一個能夠涵蓋所有社會羣體利益的中性政府。法國大革命以及之後世界各國大多數的街頭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很多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從不同角度對廣場運動和街頭革命進行過各種各樣的分析，但卻很少有人深入分析過廣場政治運動的內在矛盾。

構成廣場政治運動的必要條件是大規模民眾的參與。沒有數量巨大的民眾參與，政治運動就無法形成廣場效應，無法對掌握政權的政府形成足夠的壓力，更無法把運動發展為一種政治革命。但是，在一個社會羣體利益相互衝突的社會，如何才能把有着各種不同利益訴求的民眾凝聚在共同的旗幟下？如何讓各種不同政治理念的民眾在廣場上發出同一個聲音？對廣場運動的發動者來説，必須要找到各種不同反對派的最大公約數，也就是所謂反對派的共識，否則廣場政治運動無法形成。

與語言邏輯相似，一個政治口號的內涵與覆蓋的民眾數量成反比。政治口號追求的利益越具體，內涵越清晰，其涵蓋的民眾數量就會越小。相反，政治口號的內涵越抽象和空泛，其涵蓋的民眾數量就可能會越大。由於這個原因，一場聲勢規模浩大的廣場政治運動常常是用一些響亮、光鮮、美麗，但卻缺乏具體界定的抽象概念作為凝聚大眾的口號。

毫無疑問，從職業革命家的角度看，運用這種稀釋具體內容的方法來形成不同反對派的共識是有效的。內涵貧乏的抽象口號能夠約簡各個不同利益羣體的分歧，從而達到最大程度地動員民眾加入到廣場運動中來。但是，這種抽象空泛的社會共識卻隱含着各種相互對立的政治主張可以運用同一樣一個廣場口號來實現特殊的目的。從現實意義上審視，空泛的抽象概念一旦成為政治口號，既可以裹挾民眾，又可以塞進私貨。法國大革命最早暴露了廣場運動的困境和抽象口號的危險。羅蘭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臨上斷頭台前的感嘆：“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道出了以抽象概念為政治訴求的危險性。法國大革命以降的兩百多年曆史中，羅蘭夫人的這種悲劇在不同的國家不斷重複地上演。

從理論上分析，人類的利益總是體現在個人身上，不同的社會羣體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廣場政治運動從一開始就面臨着抽象與具體、一般與個別的困境。廣場政治運動的發動者必須要用抽象掩蓋具體、一般掩蓋個別，否則無法動員社會大多數成員。用通俗的政治語言來説，就是要求參與者放棄私利、堅持共識。但是，追逐利益本來就是政治運動的最大動力。政治廣場上有了最大公約數，但各個羣體卻放棄了具體利益，投身於廣場政治運動又有何意義？由於這個原因，任何一場廣場政治運動從一開始就會充滿內部分歧。發動者在實現了推翻舊政權的目標後，無一例外都面臨着不同社會羣體的利益要求而陷入兩難境地。要麼陷入進一步繼續政治搏鬥的惡性循環，要麼轉身用新的國家機器壓製不同的利益訴求。

十八世紀末，北美十三州的上流社會用“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領導民眾推翻了英國殖民統治，隨即轉身鎮壓了不同利益訴求的謝司起義；法國大革命從攻打巴士底獄起，就一輪一輪地把不同利益的訴求者送上斷頭台。

普世價值成為廣場政治運動的武器

由於廣場政治運動需要以政治的最大公約數來動員民眾，所以，廣場運動的愛好者常常熱衷於一些內涵空泛的抽象口號。西方國家輸出的普世價值常常成為發展中國家廣場政治運動中的口號。而作為普世價值輸出國的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傳統的個人主義和社區主義，很少自己使用這些普世口號

如果比較一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街頭示威遊行，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區別。西方發達國家民眾走上街頭遊行往往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而不是試圖通過街頭政治運動來否定現行的經濟政治體制。所以，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街頭示威中，人們更多地是使用有明確利益訴求的具體口號，而很少使用抽象而空泛的概念為口號。即使象“佔領華爾街”這樣旗幟鮮明的街頭運動，也沒有直接否定美國現有政治制度。但在發展中國家，情況則完全不一樣。街頭示威的口號往往是一些大而無當，抽象空泛的普世價值概念。這些普世口號完全不能用來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但是，這種抽象的普世價值口號卻非常容易用來凝聚不同的社會羣體以否定整個現存體制。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現象？為什麼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廣場常常會以普世價值為核心議題，而作為普世價值發源地的西方國家內部，無論是政客之間的爭論還是街頭抗議，普世價值都很少成為中心話題？最簡單直接的答案似乎是，西方國家已經完全實現了普世價值，所以無需再提，而發展中國家由於缺乏普世價值，所以推廣普世價值就成為政治的中心內容。無論從邏輯還是從現實看，這種回答都很難成立。如果普世價值真的是全人類都認可的最終價值，那麼人類爭取和實現普世價值的進程絕不可能在某一點上就宣佈終結。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説它已經完全實現了這些價值。即使是在普世價值實現得最好的國家，各個政治派別之間的衝突和爭論歸根到底也應該和這些人類最基本的價值息息相關。越是普世價值的發源地，社會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爭論越應該圍繞着普世價值進行。為什麼在普世價值的發源地，人們在內政問題上常常專注於個別問題而避談普世概念，而在缺乏普世價值的發展中國家，普世價值常常成為政治廣場的基本語言？顯然這個矛盾問題另有更深層的原因。

問題的真實根源與大多數人的想象相反。西方發達國家本身不僅不信奉普世主義，而且對各種普世主義都小心翼翼地防範。西方國家對普世主義的全部熱情只在於輸出，即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普世主義。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西方現代文明完全是建立在反普世主義的哲學基礎上。由於飽受中世紀普世主義的專制壓迫之苦，西方國家從文藝復興就開始頌揚個體主義的獨立性和崇高性，而對普遍主義大加撻伐。西方的整個近代思想史就是以個體主義反對普遍主義、經驗主義反對先驗主義為主軸。這一點，西方的哲學史、宗教史和政治史有大量的事實可以佐證。由於這個原因，近代以來的西方各國執政者從未真正相信過世界上有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價值。尤其是自法國大革命之後，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學者都看到普世主義是專制主義和暴政的基礎，是個人自由的敵人。所以，在西方國家的內部政治中，極少有人以普世主義為道德制高點要求對方服從，因為這跟西方近代以來的個體至上、意志自由的精神背道而馳。

眾所周知，從冷戰以後，西方國家開始把普世主義輸出到發展中國家，只是一種典型的己所不欲，好施於人的行為。在上個世紀中葉，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向全世界宣揚他們熱衷的普世主義，輸出革命。蘇聯和東歐崩潰後，西方國家接過了普世主義的旗幟，卻開始向世界各地輸出他們並不喜歡的普世主義，希望用普世主義來引發發展中國家的革命。令人驚奇的是，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是如此地缺乏哲學思維，竟把西方發達國家小心翼翼提防的普世主義當作一種外來的福音，在自己國家狂熱地推廣被西方國家摒棄的普世主義。由於這個原因，在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只要社會發生廣場政治運動，西方國家輸入的普世價值就會當仁不讓地成為廣場政治的武器。

行文至此，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政治區別的脈絡已經很清楚。西方國家通過幾百年的鬥爭擺脱了普世主義，民眾習慣於把所有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個別化。整個社會對普遍性的政治議題都小心翼翼，儘量避免把個別的社會問題上升到普遍的高度和體制層面。所以，西方國家絕大多數的街頭抗爭很少以抽象空洞的普世概念為口號，街頭抗爭難以演變為廣場政治革命。而發展中國家作為普世價值的輸入國，不自覺地把普世價值作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終極標準，個別問題普遍化成為社會精英的一種思維定勢。任何一個細小的個別問題都會被提高到終極價值和體制的高度。所以，發展中國家的街頭示威非常容易轉化為一種廣場政治運動，一個偶然的社會事件都有可能演變為否定基本體制的政治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説，西方國家輸出的普世價值是廣場政治運動的發酵劑，而廣場政治運動則是所有發展中國家不能承受之重。

中國必須避免兩種普世主義陷阱

近年來，中國每年近十萬起的羣體性事件基本都是個別羣體的利益衝突，很難演變為廣場政治運動。但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隨着市場化改革拉開帷幕，中國的知識界和媒體界逐漸孕育出“自由派”和“新左派”兩大陣營。從表面的話語看，“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間似乎是勢不兩立。極端的“自由派”斷言中國的改革只搞了半截子，鄧小平的“兩手硬”方針嚴重束縛了社會發展。“自由派”認為，如果不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經濟改革只能滋長權貴資本主義。但在“新左派”看來，中國的改革在本質上就是背離社會主義，當前所有社會問題的根子都在於資本主義過度氾濫。但是，從本質上看，這位兩種思潮都相信世界上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都帶有原教旨主義色彩，從而與經驗主義色彩濃厚的中國政府越來越疏離。

按照邏輯的推演，中國市場主義導向的激進改革，應該促成“自由派”與政府的政治同盟，共同壓制反對經濟市場化的“新左派”。但事實上，近年來隨着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自由派”與政府之間的裂痕迅速加劇。同理，既然“新左派”堅持社會主義，也應該支持共產黨領導的政府，以加強鞏固社會主義遺產。但事實是“新左派”疏離於政府，甚至還要超過“自由派”。那麼，作為中國目前最有影響力的兩種政治思潮，“自由派”和“新左派”與政府的分歧究竟在哪裏呢？其實，分歧並不在於政策層面的“堅持市場化改革”或“堅持社會主義”，而在於更根本的哲學思維。

從思想淵源上看，中國的“自由派”並不是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直接後裔，而“新左派”也與西方當代的左翼思潮有根本區別。兩者實際上師出同門，都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具有濃厚的廣場政治運動色彩的左翼文化的承繼者。兩者看似勢不兩立，但其哲學基礎都歸於唯理主義，相信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相信理性能設計出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自由派”相信西方發達國家已為中國樹立了理想模式，改革只需要照葫蘆畫瓢。而“新左派”則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給出世界各國應該遵循的社會模式，中國只要迴歸共產主義的普世價值體系就行。

關於唯理主義和普世主義的危險，西方學界和社會已有深刻認知。伯特蘭•羅素批判了古希臘直到現代的唯理主義，將其視為政治專制主義的哲學基礎。在中國，學界不遺餘力地批判中國傳統和西方近現代的專制主義，卻很少從哲學上反思現代中國近代的思想和社會文化傳統。許多“自由派”常常自詡為哈耶克、弗裏德曼等人的信徒，但其思維方式卻和西方古典的自由主義南轅北轍。從哲學上説，中國的“自由派”跟“新左派”別無二致，兩者都是斯大林主義或日丹諾夫主義的學生，都被原教旨主義和普世主義俘虜而不自覺。

所以，在今日之中國，“自由派”、“新左派”之爭，是唯理主義的內訌，是原教旨主義的互博，是普世主義的領導權之爭。它們與政府的分歧，其實是唯理主義與經驗主義、原教旨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衝突。我多年來一直認為，在改革開放實踐中，中國學界的思想創新明顯滯後於政界、企業界、甚至勞工界。這並不是因為這些非學術界人士在思維能力上超過了知識分子，而是作為改革的實踐者，實業界人士必須奉行現實主義和經驗主義，摸着石頭過河，打破原教旨主義的桎梏。而知識分子太痴迷於概念和理想王國的構造，最後難免陷入原教旨主義的陷阱。中國在經歷改革三十多年後，這兩種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對中國改革和民族復興的威脅仍然不可輕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