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不應沉迷於概念遊戲-寒竹

最近，網上流傳一篇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王佔陽教授在“燕山大講堂”的講話，講話的標題為《我國尚未形成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專家來談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應該有相當高的專業性。但筆者讀了此文後有一個強烈的感覺，中國這種由國家包養的研究學院已經快變成經院哲學玩弄概念的園地了，中國研究體制的改革確實刻不容緩。這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教授在這篇題目涵蓋面極廣的文章中，既沒有真正談論中國具體的經濟政治現實，也沒有對社會主義的理論分析，更談不上對中國當前法律體系的具體分析。文章幾乎全由一些抽象的概念遊戲和過去極左年代使用過的政治帽子組成。很難想象出這種講話會出現在經過了三十幾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此，本文僅就王佔陽教授講話中的三個命題進行一些分析。

一、不提建設是否就意味着已經建成？

王佔陽教授指出：“鄧小平講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後來十六大把它改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修改把“建設”一詞拿掉了，這就把鄧小平的整個意思都給顛覆了”。 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鄧小平的旗幟，而是是一面錯誤的旗幟，“修正主義”的旗幟。它從十六大開始出現，後來又被稀裏糊塗地繼承下去了。”

王佔陽教授認為他提出了一個重大發現，發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面錯誤的旗幟、修正主義的旗幟，其根據在於鄧小平的原話是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後來中共十六大把“建設”二字去掉了；而去掉建設二字，就意味着中國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大樓已經蓋成，自認為幾乎什麼都已經是社會主義了，只需維持現狀即可。坦率地説，王佔陽教授這種説法完全是一種經院哲學的概念遊戲。

根據中共在十六大中省略了“建設”二字，就斷言中共認為社會主義已經建設完畢，這是一種典型的哲學詭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處在流動和發展的過程之中，赫拉克利特講“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之中”很形象地表達了世界的流動性。但克拉底魯以河流每時每刻的流動性為由進一步斷言人連一次都不能踏入同一條河流，那就陷入哲學上的相對主義和詭辯。世界是變動不居的，但人類必須根據不同事物的基本特徵對其定性，否則相互之間就無法用語言進行交流。在現實中，“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是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兩個並不構成相互否定的陳述，就像“王佔陽先生是一位學者”和“王佔陽先生是一位尚在繼續學習的學者”，是兩個並不矛盾的陳述一樣。難道某人説”王佔陽先生是學者”,就意味着王佔陽先生的知識大廈已經蓋成,只需維持現有知識而無需繼續學習了？顯然這種邏輯與事實不符。眾所周知，在當今世界，百分之百、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是沒有的，但人們並不能就此斷定世界上根本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社會。所以，把中國界定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排斥中國仍在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或許是筆者孤陋寡聞，在中共十六大後，筆者從未在中國學界、政界看到有任何人説中國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無需再發展的説法。

第二，僅僅根據漏掉鄧小平的兩個字就斷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面修正主義的旗幟，這種上綱上線太過武斷和專橫。中國在上個世紀曾經有過對政治領袖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每一句話都盲目崇拜的時代。但經過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這種字字照搬的教條主義基本退出了中國社會。像王佔陽教授這種從缺少兩個字就能發現微言大義，就能發現修正主義的事例在今天還真是比較少見。且不説省略了鄧小平的兩個字是不是就違背了鄧小平的基本思想，就算是修改了鄧小平的思想就一定是錯誤的嗎？難道鄧小平的言論就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嗎？在今天的中國還在用修正主義來判定某一種説法的錯誤與否，給人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

二，普遍幸福主義能夠界定社會的性質嗎？

王佔陽教授在講話中對社會主義下了一個新的定義，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普遍幸福主義”。他強調，這個定義並非他輕率給出，而是經過了十幾年的思考和論證得出的。很難想象，在經過了世界近現代實證科學和哲學發展的今天，一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學術負責人會用這種古代人才使用的主觀定義來定義今天的事物。這種空泛定義很難不讓人想起古希臘哲學家喜歡用“普遍的善”、 “普遍的正義”這類缺乏具體內容的抽象概念來描繪理想社會。17世紀以來，各門具體科學逐漸從傳統的哲學中獨立出來，實證性和經驗性在學術研究中越來越受到重視。當今世界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與古代包羅萬象的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現代學者們很少再用缺乏明確內涵的哲學概念來界定各種具體的社會現象。像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類概念，各國學術界主要是用來界定一個社會基本的、或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而非用來描繪一種人的主觀感受。按照科學哲學的説法，“社會主義就是普遍幸福主義”根本就是一句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陳述，與經院哲學的命題一樣，這個定義沒有現實意義。“普遍幸福”這個描述可以作為各種對立主義的指稱而並列存在。如果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可以用“普遍幸福”來界定，那麼，資本主義，甚至任何一種社會主張或主義也有同樣的理由用“普遍幸福”來界定。有什麼理由説相信資本主義社會優越的人就不會認為資本主義一定會給社會帶來普遍幸福呢？

今天各國學術界早已不用“XX主義就是普遍的善”這種前科學的混沌語言。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類概念，現代學術界更多是從經濟制度，即產權的明晰程度、市場交換的自由程度、資源配置的具體方式、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程度、政府對社會再分配的調節程度等等可以觀察、量化的方面進行考察。至於社會的這些基本特徵是否能夠給所有社會成員帶來普遍幸福，則是另一個價值判斷問題。無論不同人們的價值判斷有何對立，但世界學術界的主流對一個國家的社會基本性質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基本上還是可以達成共識以相互交流。王佔陽教授的根本錯誤在於用一種主觀價值判斷取代了現實的事實判斷，而且這種價值判斷先就武斷地搶佔了道德制高點，即社會主義可以比其他主義給社會帶來更普遍的幸福。這樣，王佔陽教授對社會主義的定義就已經不是在界定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而是在讚揚社會主義就是好，就是比資本主義優越，因為無人能否認帶來普遍幸福的主義就是好這個判斷。筆者並不是要反對王佔陽教授斷言“社會主義就是好”這個價值判斷，因為這並非本文的任務。筆者要指出的是“社會主義就是普遍幸福主義”是一句價值判斷，而不是對社會主義的定義。王佔陽教授的這個定義違背了學術界最起碼的常識。

三、 西方發達國家是社會主義社會嗎？

王佔陽教授在講話中還提出了一個挑戰西方學界的大膽論斷，這就是把所有的西方國家定義為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發達國家的憲政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憲政而是社會主義憲政了。是不是社會主義憲政關鍵要看是否以普選製為基礎。有普選制就意味着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所以基於普選制的憲政就是社會主義憲政。現代憲政都是基於普選制的憲政，所以已經都是社會主義憲政，而不再是資本主義憲政了。”

這段論令人震驚論述的邏輯推理倒很簡單：是否實行普選制是判定一個國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關鍵，西方發達國家實行了普選制，所以，西方國家已經演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同時，這段推論也隱含了這樣一個前提：資本主義無法實行普選制，唯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普選制；而一個國家一旦實行了普選制，這個國家就已經變為社會主義國家。

這種論述確實令人耳目一新。筆者在中西方政治學界從未見過這樣大膽和勇於創新的論述。但是，人的膽有多大，不等於學問有多大，有時膽量與學問成反比。王佔陽教授的這段論述等於是要改寫整個世界的近現代歷史和政治學史。按照這種王氏理論，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世界上從來沒有資本主義的普選制度。任何國家，一旦實行普選制，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國家而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一部西方國家普選制發展的歷史就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

當今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集中在歐美地區。西方發達國家正在引領世界各國向社會主義發展。

以此看來，整個西方學術界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論述都基本錯了。馬克思當初不應該通過商品來研究資本主義的基礎，不應該寫《資本論》、不應該通過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來揭示資本主義的本質，而應該以寫一本《無普選論》來揭示資本主義的本質。桑巴特也錯了，他的《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出於1906年，當時的美國雖未有普遍選舉，但也有相當程度的選舉，最多隻能説美國沒有普遍的社會主義，而不至於説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同樣，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選擇》一書的用詞也錯了，應該改寫為《社會主義與自由選擇》。

沒有人相信王佔陽教授能夠掀起一場學術革命而改寫全世界的歷史學和政治學史，對於這種荒唐的言論也無需花太多的筆墨。筆者想着重指出的是，中國出現這種背離世界學術規範的奇怪思想，是中國改革前的原教旨主義遭遇西方學術界衝擊後的產物。這種思想的特點是用原教旨主義的思維方式和語言來包裝西方的普世主義，就像把中式馬褂套在燕尾服上一樣的不倫不類。

身為中國體制內的學者，王佔陽教授以及跟王教授類似的學者們首先堅守了一個基本信念，這就是“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但是，在西方普世價值對中國社會的衝擊下，這些學者們過去形成的關於中國的一些基本理念招架不住而崩潰了，於是，“西方國家優於中國”成了他們的第二個基本信念。這樣，他們陷入了一個難以自洽的兩難境地：如何才能把“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與“西方優於中國”這兩個判斷融合為一體而不發生矛盾？如果是一個堅持社會主義傳統的學者，像許多“新左派”一樣，會把“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和“中國製度優於西方”這兩個信念並行不悖地堅持住。同樣，如果是一個全盤接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學者，像某些“自由派”學者一樣，也會把“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和“西方優於中國”這兩個信念並行不悖地融為一體。從這個意義上，無論“新左派”和“自由派”的理論是否符合事實，但在邏輯上都能夠自洽，西方學者也都能讀懂。

但對於像王佔陽教授這一類的學者，為了把冰炭熔冶為一爐，形成了一種奇特的邏輯論：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西方優於中國，所以西方是社會主義，而中國則不是社會主義，最多隻能説中國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如果誰説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誰就背離了鄧小平理論，誰就是修正主義，誰就是不思進取的保守主義。從這種邏輯的推理過程看，論證西方優於中國是目的，把西方説成社會主義而中國不是社會主義，不過是為了説明西方優於中國。但如此一來，這種理論也就成了一種經院哲學式的概念遊戲。陷入了學術上的混亂。世界各國的學術界很難讀懂這種概念遊戲。一種理論退化至此，已與中世紀用概念論證上帝全知全能的經院哲學沒有區別。